伯格曼電影的奧秘
     

       茉莉

  盡管譽滿全球，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到了晚年，仍然像個不成熟的孩子，任性而暴躁。當最後壹個妻子去世，他遠離親友避居小島。每天拄著拐杖，在布滿礫石的海濱孤獨地走來走去，無言地凝望大海，偉大的藝術家終於走到生命的盡頭。

  法羅島上有個小教堂，以往的牧師被這個壞脾氣老頭罵得戰戰兢兢。後上任的安吉麗達，壹位敢於溫和地頂撞他的中年女牧師，和老頭成了好朋友。他們常在壹起討論宗教理論問題。

  昨天，安吉麗達主持了老友伯格曼的葬禮。紅色的玫瑰環繞著死者，美妙的音樂回旋在小教堂裏。伯格曼長眠在他自選的墓地———教堂墓園寧靜的壹角。我感到很安慰，這位長期質疑宗教，和上帝恩怨糾纏了壹生的大導演，最終還是回到了上帝的身邊。

◎ 把電影作為探索宗教的武器

  伯格曼電影壹直被視為高山仰止的經典。由於他繼承了北歐嚴峻深沈的文化傳統，在電影裏納入嚴肅哲學話題，因而在世界影壇上獨樹壹幟。評論家普遍認為，伯格曼電影對生命進行終極性的哲學探討，其中的人物痛苦而敏感，苦苦追尋生活的意義。五十多年前，在西方流行現代主義哲學與文藝流派之時，這種“哲理影片”引起了觀眾好評如潮。

  雖然在事業上躍上頂峰，伯格曼本人卻自承失敗。他說：“我獨身壹人，結過幾次婚，耗去不少錢財。我有許多子女，卻與他們不大熟悉，有的甚至完全不認識。作為壹個人，我徹底失敗了，因此，我轉而努力當個優秀藝人。”

  然而伯格曼的追求，不只是當個優秀藝人這麼簡單。在藝術上成功了的他，仍然陷入孤獨與痛苦。他後期的壹些電影晦澀難懂，甚至置觀眾和票房的需要於不顧，在封閉的、切斷現實關連的電影世界裏，壹味自我抒發、宣泄與燃燒。

  對於外界的評論，伯格曼表示輕蔑：“無能的評論家沒有觸及問題所在。”那麼，什麼是伯格曼的問題所在？如果不了解他的家庭出身背景，不了解瑞典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文化，是無法理解深奧的伯格曼的。

  研究宗教哲學的瑞典學者漢斯·呂斯特，和伯格曼壹樣同是牧師家庭出身。當年，伯格曼電影成為令人著迷的謎團，漢斯就開始撰寫有關“伯格曼和基督教信仰”等系列文章。他說，世俗的電影評論家只看到伯格曼電影在社會上的藝術效果，不會聯想到壹個基督徒的宗教情結。

  他的文章惹惱了伯格曼。伯格曼為此大發脾氣：“這個該詛咒的鬼漢斯，他騷擾我！”如果不是刺中了心中的痛處，電影大師何至於如此激烈地反感他人的評論。漢斯為此感到悲哀，從此停止了他的研究。

  在圖書館裏讀到漢斯的舊文，我為這位學者的理性分析所折服。漢斯給伯格曼研究帶來新的視角，他以自身的經驗，清晰入微地解釋了冷澀難懂的伯格曼電影，令我們明白：伯格曼長達幾十年的電影創作，在本質上，是壹個反叛者用來質疑、探索宗教的武器。

    ◎  《聖經》是創作靈感的源泉

  伯格曼的影迷們很難相信，這位天才導演之所以魅力無窮，其深層秘密是，他不同尋常地在電影裏涉及宗教問題。幾乎在每壹部伯格曼電影裏，都可以發現宗教線索。這位從小讀《聖經》的牧師的兒子，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從《聖經》裏獲得創作的靈感。

  例如，影片《猶在鏡中》的名字，就取自《哥林多前書》的經文：“我們如今仿佛對著鏡子觀看，如同猜謎。”《沈默》是指上帝的沈默，影片中溫柔照顧他人的女性，令人想起天使的形象，而洗浴的鏡頭猶似基督教的洗禮，其中壹些對話與福音書裏的言詞相似。

  影片《這些女人》的瑞典文名字，來自伯格曼童年就熟悉的教堂布道辭，其中壹個鏡頭是，壹群女人圍繞壹個男性大師，與達芬奇名畫《最後的晚餐》中門徒圍繞耶穌的場面驚人相似。《冬日之光》的敘事進程，基本上是按照耶穌生命的最後進程安排的。

  《假面》和《第七封印》等影片，都是從《聖經》的壹個場景開始。在《假面》中，上帝似乎不存在，至少不是影片的主題，但突然之間響起了和諧的聖樂。在《第七封印》中，信仰虔誠的騎士布洛克面對死神時，有著對上帝的懷疑和追問：“我要上帝向我伸出手來顯示他自己，對我說話。”

  有時，伯格曼甚至借劇中人的口吻唾上帝的臉，並斷言上帝並不存在，但他不否認自己與宗教的密切關系：“對我來說，宗教問題始終伴隨著我。對它，我從來沒有不曾關切的時刻，每日每時都是如此。”

  
    ◎  父子沖突導致宗教懷疑
  

  漢斯曾使用壹句瑞典諺語，開玩笑地評價說：“伯格曼和基督之間有壹只未拔光毛的鵝（意即爭執尚未完結），因此基督有必要回來壹下，讓伯格曼結束和他之間長年不斷的爭執。”伯格曼自己也承認：“我的全部生命都在與上帝之間的痛苦而又不快的關系中掙紮。”
 
  伯格曼與基督的爭執，源自於他的父子關系。父親是虔誠的路德教徒，曾擔任過宮廷牧師。據漢斯的考察，這位父親是壹位真誠友好的基督徒。但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家庭裏普遍存在體罰孩子的現象，這位父親也不例外。在70年代接受電視臺采訪時，伯格曼回憶說：“壹種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親之間。有壹天，他打了我。”

  少年伯格曼的反叛也是驚人的，他把父親打翻在地，然後斷絕和父母的關系。由憎惡父親開始懷疑上帝，原想成為牧師的伯格曼，轉而走上了電影之途。他把充斥他記憶的有關父母的情緒矛盾，在最高的程度上，和基督教信仰編織在壹起。

  伯格曼和他父親的沖突，已經成為壹個文學主題，但人們很少認識到，父子沖突早就形而上了，變成了他與上帝之間的沖突。在後來的回憶中，伯格曼壹再流露他童年時對父母之愛的渴求，以及得不到這種愛的怨恨，回憶他們父子之間有時是天堂、有時是地獄的關系。與此相似，他和上帝的關系也常常是愛恨交織、自相矛盾的。

  理解了這壹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伯格曼的影片充滿了復雜交織的宗教因素。帶著壹貫的懷疑態度，他在影片中毫不客氣地攻擊教會，輕蔑地戲弄那種把上帝視為愛的觀念，然後，又借劇中的某個人物，表達耶穌對人類之愛。有些臺詞幾乎是模仿《約伯記》中的詩篇，向上帝呼喊：“我呼求妳，妳不應允我；我站起來，妳就定睛看我！……”

    ◎  喊出恨和反叛之後的皈依

  
  在《小醜的夜晚》等影片中，陽光總是暗示上帝的憤怒，而不是慈悲與恩典。但是在《第七封印》中，當壹個人物痛苦地死於瘟疫，尖叫著倒在林中空地時，導演伯格曼讓鏡頭延長，突然壹線陽光照耀下來——上帝的慈悲。

  伯格曼的這種自相矛盾的創作心理，令我想起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作家。在大屠殺之後，不少猶太人產生了對上帝的怨恨與懷疑，壹位猶太作家借用小說人物之口，回答說：

  “上帝的最後的勝利，我的兒子，在於人不可能拒絕他。妳以為妳在詛咒他，可妳的詛咒就是贊美；妳以為妳在與他較量，可妳的所作所為不外乎向他敞開妳的壹切；妳認為妳喊出了妳的恨和反叛，但妳所做的壹切都在告訴他：妳多麼需要他的幫助和饒恕。”

  這正是伯格曼心路歷程的寫照。三十年代時，才16歲的瑞典少年伯格曼到德國度假，偶然參加了壹次慶祝納粹黨成立的紀念大會，這使他產生了終生的愧疚感。後來他在影片中不斷地質問上帝的沈默，指責上帝對人間苦難不發壹言。

  然而，來自基督教文化的藝術家，在質疑、責難上帝之後，仍然要去尋求上帝。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別的精神出路。在法羅島小教堂的十字架下，我們知道，伯格曼的靈魂已經找到了歸宿。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7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