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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瑞典资本家和社会福祉

茉莉


 

 

瑞典资本家和社会福祉
    ———瓦伦贝尔家族传奇

    
         茉莉


  前不久,彼得·瓦伦贝尔(Peter Wallenberg)——被视为瑞典“无冕之王”的瓦伦贝尔家族已退休的掌门人,破天荒地接受电视记者采访,侃侃而谈这个已经五代相传的家族企业的历史。

  尽管有着令人难言的悲剧故事,例如一位继承者因为承受不了巨大压力而自杀身亡,但这个家族经过一百多年代代相传的奋斗,不仅自身声名显赫、富可敌国,而且以它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工业实体力,帮助瑞典晋身于欧洲富庶国家之列。

  “在瑞典,这个名字是资本主义、权力和社会福祉的同义词。从19世纪中叶起,这个家族便作为最成功的资本帝国典范,在历史上着意镌刻他们无与伦比的形象了。”传记作家凯迪·马尔顿在他的书中这样描绘瓦伦贝尔家族。

  这就令我们来自共产党国家的人感到惊奇:被马克思主义视为贪婪剥削者的资本家,怎么会成为社会福祉的同义词?稍稍了解一下就可发现,和当今中国那些巧取豪夺的权贵资本家最大的不同,瓦伦贝尔和它所代表的瑞典资本家长期和工人携手,创造了瑞典优越的福利社会。


   ◎ “锦绣夜行”是瑞典传统


  我的瑞典女友玛格丽达已经退休了,但她告诉我,她这才是第一次看到瓦伦贝尔家族领袖在电视上说话。不但这个家族行事如此低调,瑞典的其他富人,大都也是静悄悄地享受自己的富裕,没有人像中国现在的新富阶层那样奢靡和招摇。因为北欧的上流社会都视炫耀财富为鄙俗行为,北欧的媒体也以反映下层人民的困难为己任。

  这里有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中国古人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种要穿着锦绣衣裳在白天走路的传统心态,令中国富人们不可一世地挥金如土,肆意炫耀他们无限风光的豪华。中国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巴结崇拜富人,毫不顾忌沦入底层的穷人的感受。

  而在瑞典文化中,受新教和北方乡村道德观的影响,人们天性憎恶铺张、奢侈、华丽和自吹自擂,崇尚勤奋、礼貌、责任感及虚心等美德。一个半世纪以来,瓦伦贝尔家族的继承者都恪守一句拉丁箴言:“存在,但不可见。”这种简约、恪己而又非常自信的处事传统,使这个商业家族在形成庞大规模的同时,仍然保持谦虚谨慎而富有责任感的贵族气质。

  这样一个有着农场主和乡村牧师悠远背景的家族,在百年致富并成为瑞典经济巨大支柱的过程中,在其他领域也产生了一些优异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是拉乌尔·瓦伦贝尔。这位人道主义者在1944年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瑞典驻匈牙利的外交官,从纳粹的魔爪中拯救了十万名犹太人。但这位了不起的救难者却无法拯救自己,他死在前苏联的监狱中。这是一位瑞典“辛德勒”的故事。


   ◎ 人道资本主义和善良资本家


  尽管是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百分之九十的企业,仍然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但是,这种被财团控制的经济体制,却给人民提供良好的福利措施,导致贫富差距的缩小,因此,瑞典的资本主义在西方被称为“人道资本主义”。我不止一次地询问我的瑞典朋友,如果瑞典经济制度可称为“人道资本主义”,那么,瓦伦贝尔家族可否称为“善良资本家”?即使是工会世家出身的瑞典人,也对此持肯定态度,并表露出他们的感谢之情。

  为什么人们会对垄断财富的资本家怀有感激之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瑞典工人还处于普遍的贫穷之中,四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失业。其时工会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组织过多次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在俄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眼看就要越过波罗的海传到瑞典来。

  由于不愿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在瑞典轰响,瑞典社会选择了改良的道路。资本家和工会都认识到,劳资双方是互相依赖的,于是他们考虑走出困局的方法,决定以劳资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1928年,瑞典议会通过有关集体谈判的法案,并成立了劳动法庭,专门受理劳资纠纷案件。
     
  
   ◎ 盐湖浴场奠定“瑞典模式”
  

  那是1938年12月一个阴暗的日子,却是瑞典历史上最光辉的一天。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座叫Saltsjobaden(意为盐湖浴场)的小镇,诞生了一个为“瑞典模式”奠基的协议。当时,全国劳工代表和资本家代表,在这个风景秀美的渡假旅馆里,制订一系列有关规范集体谈判与企业争议等问题的原则,作为劳资和谐共处的基础。

  这个劳资和平协议签订之后,双方的敌意得以消除。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责任感和妥协精神,给瑞典企业带来和衷共济的气氛。瑞典因此没有出现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导致流血冲突的劳资矛盾,整个社会走向祥和与富裕。

  导致“瑞典模式”实现的主要功臣是社会民主党。虽然瑞典社会民主政治早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它既高度适应瑞典需要和人民生活,也能与资本主义合作。社民党一开始就主张走中间路线,即议会改良道路。所以,该党执政以后,就以中间人的角色来保证劳资和平谈判的成功。

  而瓦伦贝尔等资本家利益集团,在推进“瑞典模式”的进程中也功不可没,这个家族集团因此被奉为民主和兼容性的范例。由于政府、资方和劳方三驾马车能够和谐运行,瑞典经济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迅速地赶上英法等国,从后进国家一跃为先进。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欧洲的两次大战中,瑞典以中立国的身份躲过了战火。当时,瓦伦贝尔家族的马库斯曾作为瑞典政府的代表,同时与英、德两国展开商业谈判。该家族旗下的“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与纳粹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一点曾在战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后来英国档案馆研究表明,瓦伦贝尔家族利用和德国纳粹的关系为盟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 “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为什么瑞典的资本家比较善良?除了这里的资本家具有爱国情怀的因素之外,更与瑞典健全的民主制度有关。瑞典民主制度与众不同的奇特性就在这里:它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平衡的权力制度,一方面,这个国家拥有以瓦伦贝尔家族为首的少数工业金融巨头,控制着经济命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并有强大的工会运动为其后盾,使之成为与资产阶级相抗衡的力量。

  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因素,即宗教在“瑞典模式”的奠定过程中曾经产生过的重要影响。历史上,做为国教的瑞典基督教不但从事慈善事业,也扮演着道德裁判的角色。比如,它可以惩罚拒绝“救济穷人”的富人,将他们逐出教会。 更主要的是,基督教教义中“对邻人的爱”,和瑞典民族善于互助合作的传统、以及现代平等观点和人权理念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当今瑞典精神。

  比较瑞典的人道资本主义,当今中国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却表现出异常冷酷和野蛮的特征。尽管中国外汇储备扩张、贸易大为增长,在国际上制造了一种“崛起”的大国形象,但在和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中国凭借的优势是:苛待本国劳工,毁坏本国环境。例如,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十年,广东开发区民工的工资竟然没有上涨。

  于是西方评论家一片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摧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没有集体谈判权利的中国工人,被迫以最低的工资出卖他们的血汗,这种廉价劳工也给西方工人造成失业的危机。同时,中国无处不在的经济腐败,也开始腐蚀瑞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

  一位在中国投资的瑞典企业家,曾经洋洋得意地对记者说:“中国没有工会真好!”没有工会制衡的资本家表现出其冷酷的本性,令广大瑞典工人非常愤怒。前年,一个中国公司在瑞典修建房子,用很低的工资雇用中国工人,这种违法行为被瑞典媒体揭发。可见,中国正在给这个原本较为纯净的国家带来污染。

  纵观瑞典模式形成的历史,瑞典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但是,在国际资本相互渗透并相互腐蚀的时代,瑞典的人道资本主义和善良资本家,是否能抵制外来影响并保持自己的优良特性?对这个北欧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