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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缄默协议到历史记忆法———谈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茉莉


 

 

                       

               从缄默协议到历史记忆法
                                           
             ———谈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茉莉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当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加吟诵这句诗时,他不曾想到,1936年八月的一个黎明,他会被佛朗哥的长枪队杀害在橄榄树林边。由于拒绝为独裁时代演出,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萨斯流亡在法国边界的一个小镇,十几年遥望着祖国西班牙,直至年迈客死他乡。

他们经历的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场巨大劫难。在1936年到1939年的内战中,至少有六十四万人像诗人洛尔加一样被杀死,有十几万人在战后被佛朗哥政权报复性镇压。此外还有几十万流亡者,和音乐家卡萨斯一样逃往异国。

西班牙的“亡人谷”,阳光下累累白骨,正如著名评论家拉腊当年曾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然而,这样涉及千家万户的巨大罪恶,却在七十年里被西班牙官方隐藏了。直到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国会众议院通过《历史记忆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式谴责佛朗哥的独裁统治。12月10日,西班牙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法律。血流成河的历史伤痛,终于公开在阳光之下。

这个回溯历史的正义法案,被形容为一个手榴弹,在西班牙朝野爆炸开来。之所以爆炸声这么强烈,是因为这段历史已经沉睡得太久。




◎ 四十年血腥,三十年缄默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都有人前去参加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的共和国政府,他们中不少人在和佛朗哥作战中牺牲。因此,北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西班牙人至今不去追究佛朗哥统治时期滥杀无辜的罪行。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撰写一本书,专门谈“西班牙集体健忘症”的问题。

在佛朗哥专制统治四十年间,人们道路以目不能声张,还情有可原,但在西班牙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后三十年间,历史真相仍然喑哑,这就涉及到西班牙特别复杂的历史社会背景。

首先是佛朗哥本人的复杂性。这位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在71年前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的左派共和政府,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西班牙内战,由于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支持,佛朗哥击败了共和派,自任摄政王,在国内实施军事统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佛朗哥出人意料地让西班牙保持中立,间接地协助了盟军。在后来的冷战中,佛朗哥和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令西班牙跻身于工业国家之列,获得经济起飞。


其次,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导致长期的妥协。1975年,佛朗哥终于去世,但他的统治集团原班人马不动,只有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一个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权的和平转移,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同意,放下过去的恩怨。从此西班牙开始政治改革,废除高压政策,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在法律上认可在野党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旧的专制体制自身启动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避免了暴力和社会动荡,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成功付出的代价是:忽视罪恶,对真相保持沉默。当时各派达成一份“缄默协议”,又称为“遗忘协议”,对于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罪行既往不咎。



◎ 残缺的民主得以健全和完整



无论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多么成功,但“缄默协议”的存在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残缺的,是有瑕疵的。当年西班牙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髓的过去,选择了遗忘,掩盖了伤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这个国家的民主走向成熟,人们痛定思痛,就需要寻求和反思真相了。

于是,这个迟来的《历史记忆法》就必然性地产生了。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期间的政治法庭及其判决均属违法,因此受刑的反对派人士和游击队员都将恢复名誉,而这些人及他们的亲属有权提出赔偿申请。此外,西班牙社会中有佛朗哥痕迹的内容,包括广场、纪念碑等都将被清除或者改造。

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4年,南非黑人从种族隔离制度下解放出来,一年之后,曼德拉领导的政府便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1960年到1994年之间所有人犯下的罪行。当图图大主教领导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时,他谴责了遗忘,强调真正的宽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人们都知道,牺牲真相和正义,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解,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如果得不到清算,社会将一直潜藏着仇恨与反击的可能。因此,不少国家在民主转型之后,都如南非一样,采取“以大赦换真相”的方式处理历史问题。比较起他国来,西班牙已经迟延了三十年。

由于旧制度还拥有一定势力,这个《历史记忆法》在产生过程中曾阻力重重。现在,广大西班牙人认识到,为了西班牙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们就必须超越“缄默协议”,直面创伤累累的历史。这个立法是迟来的正义,它在这个国家终于有能力、有勇气承担真相的时候产生了。



◎ 佛朗哥与毛泽东邓小平何其相似



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的孙女妮娜.赫鲁晓娃教授曾说:“斯大林、佛朗哥、铁托和毛泽东;在统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但他们如何从政坛消逝的情况却迥异,这些不同会对他们所在的社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重大影响。”

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左右之分,但佛朗哥在其统治的前期,和毛泽东血腥镇压的铁腕手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毛泽东在死亡之前,把中国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而佛朗哥却在其统治后期,将西班牙带进一个比较繁荣的社会。

而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却类似后期的佛朗哥,他在政治上压制异己,却使社会生活开始松动,其市场开放政策导致西方资金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从而使中共的一党专制得以延续。

正因为如此,如西班牙到处可见佛朗哥塑像,以佛朗哥为标志的建筑物和街道一样,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在死去三十年后,其雕像和以其为名的机构和建筑物也俯拾皆是,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神”。尽管在毛泽东残酷统治期间,有几千万人丧失生命,但中国人仍然赞颂毛泽东,高唱东方红。

由此可见,要记忆一部真实历史有多么艰难。阻止人民正确记忆的,不仅有当权者的故意,还有人心的势利与健忘。



◎ 文学艺术弥补长期的缄默



索尔仁尼琴曾说:“忘旧事者失双目!”不少国家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旧事,他们宁肯蒙住眼睛不去回忆。例如法国维系政府在二战时,就曾经和纳粹合作。由于当时大部分法国人都支持维希政府,光复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只好掩盖涂抹这一段历史。

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捍卫历史记忆,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记忆。因此,法国导演欧佛斯在法国朝野都不愿再提旧事的六十年代,拍摄了一部著名的记录片《悲哀与怜悯》,展示出法国政府投降、人民懦弱地为纳粹效劳的真实。此片在法国一度被禁演。

西班牙的知识分子也不肯沉默。在《历史记忆法》未曾颁布之前,就有西班牙的艺术家,竭力在文学艺术中留下那段历史的痕迹。例如电影《羊男的迷宫》,就是以西班牙内战后的法西斯统治为背景的,故事中小女孩的继父,是佛朗哥政权下的凶恶军人,他奉命到乡间剿杀反抗游击队。残酷的现实令人人窒息,小女孩只能在恐惧中躲进自己的幻想世界。

无论如何,公开历史真相、让历史接受公众检验,是民主制度的要义。不管中国的经济如何繁荣,在中共统治下发生的一切杀戮与镇压,都应该在未来的民主制度下得到清理和追究。最近西班牙颁布的《历史记忆法》,鼓励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中国的作家、学者、记者、制片人和历史研究者都应该做有心人,尽可能地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保存下完整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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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