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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瑞典人为什么要翻土耳其旧帐?

茉莉


 

 

           瑞典人为什么要翻土耳其旧帐?

          

 

                                        ——关于历史罪恶的社会记忆

 

                                                         茉莉

 

 

       在中文的语境里,翻旧帐不是很好的事情。中国人常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可西方人不是这么想。每年六/ 四,西方媒体总是忙不迭地制作节目,把二十年前长安街的那笔血泪帐翻出来,让世人重温。很多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要执着于他国的苦难史?

 

       前不久,瑞典国会不顾瑞典政府的反对,通过了反对党提出的一个特殊议案: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大量杀害亚美尼亚人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1915年至1917年间,奥斯曼帝国曾杀害100多万亚美尼亚人,但土耳其政府至今拒绝承认那是种族屠杀。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遥远北欧这个小国翻出异邦的旧帐并进行谴责,令我们思考这个议案背后的理念,思考有关屠杀的社会记忆及世界精神等问题。

 

 

           ◎ 国会决议导致政府外交危机

 

 

       在欧洲,瑞典是对土耳其最友好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在法国、荷兰等国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时,瑞典在中间斡旋,始终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这一次国会决议引起土耳其朝野的巨大不满,两国的传统友谊给破坏了。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召回驻瑞典大使,以抗议瑞典议会通过上述议案。瑞典外交大臣Carl Bildt说:这正是我害怕看到的结果。

 

       愤怒的土耳其人走上街头,在瑞典驻伊斯坦堡领事馆门前,烧毁瑞典国旗并高喊抗议口号。瑞典驻土耳其大使收到了好些来自商人的邮件,那些和瑞典做生意的土耳其商人说,他们被迫中止商业合同。这个国会决议不但影响了两国外交政治关系,也影响了两国生意和经济交往。

 

       这个被土耳其总统称为丧失理智的国会决议,在瑞典本国也遭到不少质疑。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外交大臣强烈指责国会的决议,他说用这种方式将历史政治化,给瑞典推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和解进程增加了困难。瑞典首相Reinfeldt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理,对本国国会的做法深表歉意,并表明瑞典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在瑞典议会内,也有执政党议员不满地表示,历史事件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由国会来处理。

 

       但无论瑞典政府怎样反对,国会决议就是国会决议,它代表了瑞典这个国家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议案本是由左翼的在野党提起,但执政的四个右翼党派中都有议员投票支持,他们背叛本党立场去支持反对党的提案。这就说明,朝野双方的议员勿论左右,都有人坚守超越国家现实利益的人道立场,希望以这个决议提醒人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瑞典人对他民族苦难承担责任

 

      

       国会通过一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决议,这样蹊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部分归因于亚美尼亚人的游说能力。自十六世纪起,就有亚美尼亚移民来到瑞典,最初他们从事建筑行业,后来参与了瑞典的政治文化。当今瑞典有好些亚美尼亚人的组织和协会,他们一直在积极推动土耳其种族屠杀议题相关立法。这一次他们欣喜若狂,感谢瑞典国会通过这项决议促进人权。

 

       但光是亚美尼亚移民的积极游说,并不能获得这样的结果。议案通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瑞典人民对亚美尼亚人苦难历史的同情。据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原本不想提出这个提案,但该提案在党内获得不少基层党员的投票支持,领导人便不得不将该提案送交国会。这是民主制度下的草根党员推动政治精英行动的一个例子。

 

       那么,普通的瑞典人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去铭记遥远的亚美尼亚人被屠杀事件呢?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这个古老的历史概念,说明了历史记忆的现实意义。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被残酷宰杀,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剧,涉及了我们所有人。土耳其在历史上的恶行,当时无法受到惩处,现在理应受到世界精神法的裁决和评价。

 

       作为基督教国家,瑞典的议案呈现出道德神学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回忆向死难者表示休戚与共,回想过去并承担为过去作证的义务。从社会意义上来看,记忆是为了面向未来,记忆是生存进化之本,使人们在社会道德上获得进步。事实上,这百年来类似的屠杀并未根绝,例如卡廷屠杀、卢旺达屠杀等等,世界仍然存在着人为灾祸的隐患。

 

       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的一个专有名词,意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社会记忆不但充满了个体自我的回忆,而且也包括他人的回忆,属于更大的历史,人类更大的自我图像。作为大我群体的一员,瑞典国会的议案表明,瑞典人对回溯数代人之久的他民族苦难承担了责任。

 

 

 

          ◎ 土耳其知识分子向亚美尼亚人致歉

 

 

       对于大屠杀,土耳其官方的说法与六/ 四镇压后的中共有点相似:在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屠杀这样的字眼,这只是一场民族冲突的悲剧,土耳其人同样也是这一冲突的受害者。这种态度暴露出土耳其当局阴暗的一面,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他们迎合了本国偏狭自私的民族主义。

 

       那么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呢,他们怎样看待那一段血腥的历史?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土耳其知识分子对此采取集体心照不宣的态度,将其排除于本国历史之外。2005年2月,后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家帕慕克在瑞士接受媒体采访,他说:在土耳其,曾经有3万库尔德人和100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几乎没有人敢说这些事情,民族主义者们也因此而仇恨我。

 

       帕慕克因此被以侮辱土耳其国格罪起诉,备受恐吓。但他的勇敢带动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集体反省,他们开始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拷问本民族的灵魂。他们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国家的耻辱,也是每个土耳其人的耻辱,只有承认大屠杀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并承担罪责,才能开辟超越历史之路。

 

       近年来,土耳其知识分子触碰本国最大的禁忌,发起了向亚美尼亚道歉行动。数万名土耳其学者、作家、记者与异议人士透过网络,共同为这场巨大灾难致歉。虽然该公开信中未提种族屠杀一词,但这已是土耳其知识分子违抗政府法令,冒着被起诉或被杀害的危险,所跨出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步。他们对先辈罪行的挖掘,将会导致真相的揭露和两个民族的和解。

 

       一位年轻的土耳其博士在网上写道:我记得自己曾在亚美尼亚首都雅里温痛哭好几小时,没有任何理论基础,能帮助我面对从未毫无所知的历史与伤痛。当晚我站在一群亚美尼亚人面前,请求他们的原谅。不是因为历史行为,而是我个人从未知道、未在意、未听见他们的呼喊,这是我个人的道德错误,我为此感到抱歉。

 

       这位土耳其青年曾经对本国历史毫无所知,这就涉及到社会忘却的问题。所谓社会忘却,就是在历史记忆时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一些重大事件由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因素而不能中选,从而使历史按照权力集团的愿望得以虚假地重构。社会忘却是一切极权主义的特征,作为被迫失忆的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受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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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10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