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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茉莉


 

瑞典和中国住房政策之比较
 

 
      
                                                                            茉莉
 

 斯德哥尔摩有一处私人基金会的住房,其出租条件是:“该住房仅仅租给带孩子的单身母亲。”那处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几乎可以视为一半馈赠。其实,瑞典的单身母亲没有住房问题,不管她们是否有职业,政府住房补贴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让她们及其孩子住得宽敞舒服,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位中国朋友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但尚未攒足银子买房,只能暂时租房居住。当儿媳妇怀孕时,他们遇到了大麻烦,北京市有关部门以他们没有买房为由,拒绝发给准生证。被逼无奈,年轻的准母亲只好去做流产。
 
 当今中国的高房价像大山一样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正在毁灭年轻一代的生活梦想。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蚁族”“房奴”和蜗居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住房问题逼迫他们终生为之做苦役。如果拿中国和瑞典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是如何体现在住房问题上的。
 

 
◎ 中国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伙抢劫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是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的,它不能像代表公司利益的房地产商一样在房地产上谋利。但是,当今中国政府却很特别,他们在房地产利益链中,依仗其社会统治地位巧取豪夺,获取最多的利益。
 
 前不久北京的两会,正直敢言的地理学家梁季阳在会上代表亿万平民,指出房价高升,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光是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就超过1.5万亿元,不少城市地方财政进账的一半靠此“出让”。按照戴晴的解释,“出让”的意思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全民”、农民与城市私房主)就这么给抢了。
 
 为什么说全民被政府和房地产商合伙给抢劫了?因为中共六十多年前的土改,就是把私有土地以公有化名义,全部抢劫到独裁者手中。今天,各级官僚又把手中掌控的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商,使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财富分配,从中获取垄断性暴利。
 
 这样无本万利的土地生意,使得各级政府富得流油。畸形的高地价滋生了巨大的腐败,导致中国官员铤而走险。而普通老百姓作为高价房地产的最终买单者,被迫承受各级政府和开发商的层层盘剥。
 
 正如梁季阳先生所指责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是靠出卖土地来支撑政府支出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房地产不能视为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资源,而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政府把房地产纳入国家的社会政策,主要考虑的是人民的居住权,考虑到千家万户的基本生存问题。
 

◎ 瑞典政府的住房融资和补贴
 

 瑞典可以说是世界上住房最宽敞的国家,其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属世界一流。这个国家基本上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人均住房面积是47平方米。即使是老弱病残和失业者,也能住上设备齐全的房子。瑞典法律有规定,住房若没有窗户、供暖系统和单独卫生间,就一律不许住人。因此,最底层的穷人也可以住上比较舒服的房子。
 
 这是因为,住房在瑞典被列入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规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宽敞的住房条件是国民的社会权利。”为了保障这一基本权利,瑞典政府长期努力的目标,是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一套足够宽敞且环境优美的住房。
 
 怎样才能使每个国民都能获得优质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资助住房开发。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设的融资活动,为住房建设资本提供长期、低息或贴息的贷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瑞典开启了一个“百万住宅”项目,由政府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支持,很快就改变了住房短缺的状况。
 
 其次,政府对地价进行调控。在瑞典,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质量和娱乐设施,土地成本只占住房价格构成的20%。地价比较低廉,一是因为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二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控制地价。不但调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价,而且限制购买昂贵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还有严密有效的住房管理体制,不允许投机商哄抬地价和房价。
 
 再次,住房补贴政策使弱势群体也能住上优质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国策体现在住房问题上,即为全体国民提供价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补贴一方面是给买房、建房者提供贴息贷款,另一方面是对租房的弱势群体进行补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残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获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补贴。
 

 ◎ 维护住房权必涉及政治权利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补贴住房的各项政策,建立在高税收的经济基础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动产税等税种,对富人炒房牟利的行为具有遏制作用。此外,瑞典还有一个特殊的阳光政策,即“不动产登记制”,购房者必须公开有关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种种黑箱操作。
 
 而中国的住房,从征地到房产交易,官商勾结处处黑幕重重,甚至涉及暴力。2009年11月,昆明市官矣六街道办事处征用渔村土地来修建“将军”小区,由于征地费太低,导致村官被村民群殴致死。其中的黑幕交易是:房地产公司以送街道官员和村官每人一套“平价”商品房为诱饵,诱使村官出卖村民利益。
 
 最令网民震惊的是,有人在网上爆出“公务员买房内部价”,揭露了中共中央部委及下属单位、大型央企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内部集资房、团购房、经济适用房的便宜价格。这使人们看到,官方机构是如何利用权力,自分国有资产,自行圈地建房,再分给自己人的。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令国民痛恨不已。
 
 由于住房问题触及了众人之痛,因此,维护住房权利就成了中国目前呼声最高的权利要求。照道理说,住房只是民生问题,不是中共当局最忌讳的民主诉求,应该不难解决。但是,当前的住房问题却成了官民冲突最尖锐的领域。这是因为,中共的专制已经和腐败联成一体,反对高房价必然损害腐败官员的巨大利益,所以,不管民怨如何沸腾,执政的官僚也不会理睬底层的呼声。
 
 一个政权依靠腐败来运作,当人们反对腐败时,也就不自觉地反抗了这个政权。当无数针对高房价的呼声都归于无效时,人们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政府之所以不愿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因为它不是我们选出来的。同时,由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人民没有权利组织起来,没法以集体的力量和政府对抗,因此缺乏博弈能力。显然,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他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而瑞典人之所以都能住上好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的选票。社会民主党曾在上个世纪长期执政,创造了“居者有其屋”的瑞典模式。目前执政的是右翼党派联盟,根据右派的理念和现实利益,他们并不喜欢这个高福利制度。但为了选票,他们不得不甜言蜜语地承诺底层人民,采取种种措施,维护瑞典传统的公平原则和人道精神。
 
 讽刺的是,“居者有其屋”曾是两百多年来各国革命党人诱惑人的口号,但这个理想却在不曾发生共产革命的北欧国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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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