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中國住房政策之比較
茉莉
斯德哥爾摩有壹處私人基金會的住房，其出租條件是：“該住房僅僅租給帶孩子的單身母親。”那處市中心地段的住房，其租金之便宜，幾乎可以視為壹半饋贈。其實，瑞典的單身母親沒有住房問題，不管她們是否有職業，政府住房補貼和其他福利，都足以讓她們及其孩子住得寬敞舒服，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壹位中國朋友的兒子結婚了，小兩口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找到了不錯的工作，但尚未攢足銀子買房，只能暫時租房居住。當兒媳婦懷孕時，他們遇到了大麻煩，北京市有關部門以他們沒有買房為由，拒絕發給準生證。被逼無奈，年輕的準母親只好去做流產。
當今中國的高房價像大山壹樣壓在普通老百姓頭上，正在毀滅年輕壹代的生活夢想。在經濟繁榮的背後，“蟻族”“房奴”和蝸居者付出了沈重的代價，住房問題逼迫他們終生為之做苦役。如果拿中國和瑞典作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壹個國家政權的政治體制，是如何體現在住房問題上的。
◎ 中國政府和房地產商合夥搶劫
在壹個正常的社會，政府是代表全社會的利益的，它不能像代表公司利益的房地產商壹樣在房地產上謀利。但是，當今中國政府卻很特別，他們在房地產利益鏈中，依仗其社會統治地位巧取豪奪，獲取最多的利益。
前不久北京的兩會，正直敢言的地理學家梁季陽在會上代表億萬平民，指出房價高升，是因為各級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光是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就超過1.5萬億元，不少城市地方財政進賬的壹半靠此“出讓”。按照戴晴的解釋，“出讓”的意思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全民”、農民與城市私房主）就這麼給搶了。
為什麼說全民被政府和房地產商合夥給搶劫了？因為中共六十多年前的土改，就是把私有土地以公有化名義，全部搶劫到獨裁者手中。今天，各級官僚又把手中掌控的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商，使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參與社會財富分配，從中獲取壟斷性暴利。
這樣無本萬利的土地生意，使得各級政府富得流油。畸形的高地價滋生了巨大的腐敗，導致中國官員鋌而走險。而普通老百姓作為高價房地產的最終買單者，被迫承受各級政府和開發商的層層盤剝。
正如梁季陽先生所指責的：“世界上沒有壹個大國是靠出賣土地來支撐政府支出的！”在西方民主國家，房地產不能視為是壹個重要的經濟資源，而只是壹種特殊的社會產品。政府把房地產納入國家的社會政策，主要考慮的是人民的居住權，考慮到千家萬戶的基本生存問題。
◎ 瑞典政府的住房融資和補貼
瑞典可以說是世界上住房最寬敞的國家，其住房的數量和質量都屬世界壹流。這個國家基本上沒有無家可歸的人，人均住房面積是47平方米。即使是老弱病殘和失業者，也能住上設備齊全的房子。瑞典法律有規定，住房若沒有窗戶、供暖系統和單獨衛生間，就壹律不許住人。因此，最底層的窮人也可以住上比較舒服的房子。
這是因為，住房在瑞典被列入社會保障制度。政策規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和寬敞的住房條件是國民的社會權利。”為了保障這壹基本權利，瑞典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是使每個國民都能獲得壹套足夠寬敞且環境優美的住房。
怎樣才能使每個國民都能獲得優質的住房？首先，政府大力資助住房開發。其主要手段是，政府介入住房建設的融資活動，為住房建設資本提供長期、低息或貼息的貸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瑞典開啟了壹個“百萬住宅”項目，由政府提供長期的低息貸款支持，很快就改變了住房短缺的狀況。
其次，政府對地價進行調控。在瑞典，影響房價的主要因素是住房質量和娛樂設施，土地成本只占住房價格構成的20％。地價比較低廉，壹是因為這個國家地廣人稀，二是由於政府有意識地控制地價。不但調控城市公有土地的出售、出租價，而且限制購買昂貴的私有土地。此外，瑞典還有嚴密有效的住房管理體制，不允許投機商哄擡地價和房價。
再次，住房補貼政策使弱勢群體也能住上優質住房。瑞典的平等富裕的國策體現在住房問題上，即為全體國民提供價格合理的良好住房。住房補貼壹方面是給買房、建房者提供貼息貸款，另壹方面是對租房的弱勢群體進行補助，低收人家庭、多子女家庭、殘疾人和退休老人，都可以獲得中央政府支付的補貼。
◎ 維護住房權必涉及政治權利
當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政府慷慨補貼住房的各項政策，建立在高稅收的經濟基礎上。在瑞典，涉及住房的有不動產稅等稅種，對富人炒房牟利的行為具有遏制作用。此外，瑞典還有壹個特殊的陽光政策，即“不動產登記制”，購房者必須公開有關信息。之所以要如此透明，是為了避免房屋交易中的種種黑箱操作。
而中國的住房，從征地到房產交易，官商勾結處處黑幕重重，甚至涉及暴力。2009年11月，昆明市官矣六街道辦事處征用漁村土地來修建“將軍”小區，由於征地費太低，導致村官被村民群毆致死。其中的黑幕交易是：房地產公司以送街道官員和村官每人壹套“平價”商品房為誘餌，誘使村官出賣村民利益。
最令網民震驚的是，有人在網上爆出“公務員買房內部價”，揭露了中共中央部委及下屬單位、大型央企和北京市地方政府的內部集資房、團購房、經濟適用房的便宜價格。這使人們看到，官方機構是如何利用權力，自分國有資產，自行圈地建房，再分給自己人的。特權階層的所作所為令國民痛恨不已。
由於住房問題觸及了眾人之痛，因此，維護住房權利就成了中國目前呼聲最高的權利要求。照道理說，住房只是民生問題，不是中共當局最忌諱的民主訴求，應該不難解決。但是，當前的住房問題卻成了官民沖突最尖銳的領域。這是因為，中共的專制已經和腐敗聯成壹體，反對高房價必然損害腐敗官員的巨大利益，所以，不管民怨如何沸騰，執政的官僚也不會理睬底層的呼聲。
壹個政權依靠腐敗來運作，當人們反對腐敗時，也就不自覺地反抗了這個政權。當無數針對高房價的呼聲都歸於無效時，人們就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政府之所以不願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因為它不是我們選出來的。同時，由於中國的政治現狀，人民沒有權利組織起來，沒法以集體的力量和政府對抗，因此缺乏博弈能力。顯然，沒有公民的政治權利，其他的權利就得不到保障。
而瑞典人之所以都能住上好房子，主要是因為他們手中的選票。社會民主黨曾在上個世紀長期執政，創造了“居者有其屋”的瑞典模式。目前執政的是右翼黨派聯盟，根據右派的理念和現實利益，他們並不喜歡這個高福利制度。但為了選票，他們不得不甜言蜜語地承諾底層人民，采取種種措施，維護瑞典傳統的公平原則和人道精神。
諷刺的是，“居者有其屋”曾是兩百多年來各國革命黨人誘惑人的口號，但這個理想卻在不曾發生共產革命的北歐國家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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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爭鳴》雜誌2010年6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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