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道旅游风景线,而是我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去的时候走得匆忙,就象平常出差一样。而这一次却一走就是一百多天,手里提的还是同样的那两个箱子,装了我全部的行囊,一叠衣服、几本书和一个闹钟。
那是1996年的夏天。
很想沿着拉萨-加德满都-新德里路线走,因航班比较少未能如愿,最后还是从香港转。香港到新德里那一段是个印度航空公司,一登机,印度的感觉就扑面而来。满飞机都是印度人,上的全是伽哩饭。身边是个有些秃顶印度中年人,一张留八字胡须微胖的脸,看到我这个为数极少的中国面孔坐在印度的飞机上,好奇而和我搭话,他在一个大学教书,头衔是READER,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挺新鲜。READER好象相当于资深的讲师,英国有的大学使用这种头衔。
到达新德里的时候已经晚上。这个世界确实变小了,这一天飞过的路,一千多年前大唐高僧玄奘“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自长安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跋涉五万余里,走了5年。要是唐僧也坐飞机到印度取经,孩子们就没有机会听“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了。看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未必让现代的人们生活地更有意思。新德里机场不大,感觉比北京旧首都机场要新一些。朋友小曹来接我,他厚道诚恳幽默,京腔京韵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发配到印度来了?”好象我是冲军来了似的,乐得我说:“好歹咱也是来给联合国打工啊。”
我住在一个印度房东的家里,他家是一栋三层的房子,单门独院,外有一个黑色铁门和看门的管家。这社区看起来是个殷实人家居住的地方。我把朋友送走,已夜深人静,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吠,抬头看见一轮明月当空,清晰透亮。在以后一百多个日子里,这轮明月陪伴我在异乡的生活。 新德里是在老德里边上扩建发展出来的,不是一个人们平常想象的现代化大都市,街上看不见高楼大厦,一般两三层楼。公路上、街头最神奇的景象是时时看到一头头牛摆着尾巴悠闲地摇来晃去,汽车行人都给它们让路。在印度教里,牛是神圣的。英国疯牛病爆发的时候,印度人自豪地说:我们早就告诉你们,牛是不可以被宰了吃的。
印度的公共汽车在街上看一眼就得乐。一辆挤得满满敦敦的公共汽车,乍一看和中国十几年前天然气驱动的老公共汽车比较象,外面灰尘扑扑。再一看你会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看错了,怎么车顶上也有人?怎么没有车门,挤这么多人哪?汽车飞驰而过,车门旁边的把手上怎么还有两三个人用手拽在上面直晃荡?
印度的总统只是象征性的职位,但总统府却修得宏大气派。总统府前国防部、财政部等各机构大楼分列两旁,建筑全是红砂石。一个巨大的绿草地铺呈在总统府的前面,觉得比天安门广场个头还大,和红砂石的建筑一起映照出印度的风情。广场上的人不多,没有摩肩接踵的拥挤,小石路铺在越绿草之间。一路走来,看到耍蛇的人招呼我看表演。他们的道具挺简单,一个木盘或背篓中几条长蛇,阳光下盘在一起,看得渗得慌,我几乎是落荒而逃。在广场的尽头是一个红石门,有点象凯旋门的样子,中间是一把的长明火。
印度的体制耐人寻味,在某些地方和中国正好相反。印度是民选的政治,却是政府计划主导的经济,是比较开放的社会却是相对封闭的市场。他的新闻消息流通较快,可以看到CNN,BBC,外国电视和报章杂志,但看不到太多外国的进口商品,看不到进口汽车。满大街的印度国产TATA,AMBASSADOR汽车,开了几十年还是老的样子,印度的天气热,一钻进车里,你就明白面包是怎么烤出来的。印度的企业看起来是小作坊比较多,象中国80年代乡镇企业的样子,在固定资产上投资更新比较小,机器有的快掉牙还在吱吱呀呀地一个劲地转。
印度人给外交使团足够的礼遇,大多数使馆坐落在离总统府不太远的绿草如荫的地方。美国使馆和中国大使馆隔邻而座,在多事之秋的那几年,心想这中国和美国怎么就不能象着两栋房子一样相安无事呢。中国驻印度使馆很好看,一个参赞就有一栋小楼,全然不象中国驻美国使馆的寒酸。 联合国机构庞杂的程度,恐怕它的员工能闹明白的也不多,让其他国家官僚机构都相形见拙。联合国派驻印度的机构也有数家,我所在的这个中心人不多,有来自四个国家的雇员,主任是一个德国人,然后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漂亮的德国姑娘、一个德国小伙和我,其余是二十来个印度当地员工。
我每天下完班早回去也没有太多意思,决定开始学开车。在印度学车简单,没有北京驾校装模作样的架式,费用也小,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块钱。设备还挺先进,先是一台游戏机模拟,象计算机的赛车游戏。两天后就直接上路。印度的朋友曾经声称,如果会在印度开车,在别的国家则可以开飞机了。按照印度的标准,说中国人开车不守规矩应该是说重了一点。第三堂课上路,我一上车就傻了:印度开车是遵循左行规则。踏板车、摩托车、汽车都呼啸而而来、人,还有牛全在一条路上,老司机几乎可以从任何方向上超车,我不知道第一天是怎么过来的,下了车后感觉腿脚发软。
就这么约两三周,每天学完车后,穿过陌生的街道,走过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记忆最清楚的,就是天空那一轮明月,跟着我一路走回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