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机场路的两旁是满地黄草，汽车翻过山坡，山间一个城市在眼前铺开。爱丁堡的街道整整齐齐，很多房屋是乔治国王时期的样式，深灰色的石墙，二三层的楼，齐齐窄窄的白色门窗，黑漆的铁栏杆。爱丁堡是古典的，这里是苏格兰的精神和文化中心，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就把这里称作北方的雅典。

空气中不时飘来一阵清澈的风笛声，目光四处搜寻，在街道的拐角处看到一个手持风笛穿着格子花呢褶叠短裙的年轻人，神情专注而陶醉。那笛声随风而去，几个街区远的小巷中还依然悠扬。

我们在威芙黎车站的斜对面的王子大道上一个饭店安顿好，推开窗户就看到一座哥特式黑色石塔高耸入云，塔基上是一尊白色的大理石坐像，纪念苏格兰文学家瓦尔特司各特。古老的苏格兰土地上，众多的高地氏族和低地民族之间原本差异颇多，争斗频繁。司各特曾是个律师，后来弃商从文，用一支笔发掘出了苏格兰人独特的美丽和传统，塑造了高地和低地民族对苏格兰人身份的共同认同，也塑造了这块土地的性格。来苏格兰之前，司各特这个名字于我是陌生的，到爱丁堡才发现小时候精精乐道的《萨克森劫后英雄传》原来就是他的作品。

格子花呢、威士忌酒、风笛这些原本是高地人的传统，因为司各特而成了苏格兰人共同的标志。巴尔扎克的那句话“有人用剑未竟的事业，有人用笔来完成”，仿佛也是写给司各特的，他用笔而非剑激发了人们对统一的苏格兰的认同和自豪。或许，狰狞的枪炮之后激发的多是人性中的凶残和丑陋，而笔下文字却可以引发对美的向往。

王子大道下面是铁轨穿越的山谷，对面一座岩石山从地上拔地而起，山上一片古城，猜测王之涣看到的“一片孤城万仞山”可能是相似的画面。八月底空气中已能感受到凉意。夕阳西下，阳光穿越云间倾泻而下洒在身上，轻轻抚过脸上身上，感到柔和的温暖。而此时，爱丁堡整个新城和山谷在云层的阴影之下，山顶上那一片古城在金黄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蓦然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在里根的演说词中频频出现一个词“shining city on the hill”，那时候里根描绘的整个世界在黑夜中仰望着山顶上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指的是美国。我对里根天下无双的口才颇为折服，但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够谦虚。此刻发现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用来说夕阳下的爱丁堡如此恰如其分。

那座拔地而起的岩石山，一头是古城堡，另外一头是皇宫，连接它们的是一条叫做“御道”[The Royal Mile]的大街。我们爬上山坡来到旧城， 赶上爱丁堡的年度节日的尾声。每年夏季近一百万人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个一共才四十万人的城市参加这个盛会。

“御道”上的建筑大多用深色的石头，石子路面，圣诫尔士大教堂古老的石头已经变黑，肃穆而庄严。四百年前，在新教和天主教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圣诫尔士大教堂的住持约翰诺克斯同苏格兰女王玛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玛丽被赶出了苏格兰，而后在英格兰被伊丽莎白女王囚禁二十年最终以叛国罪送上断头台。四百年后的今天，杀戮的血腥已经淡去，教堂和皇室中阴森的权谋也消失在历史中。教堂外是熙熙攘攘的行人，步行街上卖东西的，杂耍的，演魔术的、吹号的摩肩接踵，琴声、掌声、吆喝声、笑声此起彼伏。

就在我们满街乱走，应接不暇的时候，一阵激越的鼓声从远处响起，如铁马冰河大江奔流，牵住了我的思绪。如果不是那鼓声间苍凉的风笛声，它应当就是两千年前易水河边的燕赵悲歌。我们循声而去，挤进人群，看到四个赤膊的苏格兰人，高大健壮，穿着绿色格子花呢褶叠短裙，以手击鼓如痴如醉，击打出高地民族历史久远的强悍和哀愁。

走到“御道”的顶头的城堡，这座在悬崖峭壁上的建筑，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历次征战和冲突中，被烧了又修，修了又毁。它见证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历史恩怨。也记录了爱丁堡从十二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历程。其中一处解说：”英格兰处心积虑觊觎苏格兰的王位三百多年，而苏格兰国王赞姆士五世，未费一刀一枪却成了英格兰的国王赞姆士一世。” 看得我这个旁观者不禁莞尔。

这个城堡留下的最古老的建筑是圣玛格丽特的礼拜堂，玛格丽特是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的皇后，她的孩子为纪念她修建于十二世纪早期。垒起这个小房子的不是磨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而是形状不规则的小石头。礼拜堂顶多有十来平方米，小小的窗户上绘着玛格丽特圣女般的面容。

城堡外面的山崖上，架着一个舞台，是“爱丁堡归营号”（TATTOO）世界军乐队表演的场地，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已经结束。据说八月份的票，早在每年一月就卖完了。我只能想像悬崖峭壁古堡前，世界各国的军乐、军旗、军装相映的壮观了。

爱丁堡人珍视自己的传统，也不讳自己的过去。圣诫尔士大教堂的对面是城市理事会。这栋巨大的建筑下面埋着一个城中城。五个世纪前，这个陡峭的山坡上是四个小巷子，一个人伸手就能触及巷子两边的墙，从山顶通到山下。后来城市理事会建立的时候，把四个巷子完整地埋在地下。我们来到地下阴森的街道，重温五百年前的爱丁堡普通人的生活。

1645年一场大瘟疫袭击了这座城市，三分之一的人死亡，近乎一个鬼城。那时爱丁堡人的生活，还在贫穷、肮脏和落后中挣扎。那一年的中国，清军入关后长驱直入中原，开始了对汉人长达二百多年的征服，随后满人融入了中国文化，大幅扩张了中国的领土，同时也带来了严酷的文字狱，把中国政治文化禁锢思想的传统推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后世的为政者竞相效尤。那时候在爱丁堡，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是富人住在高处，楼上。穷人住在楼下，低处。那时候一个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往往是全家是六七个人挤在一起的起居室餐厅和客房。城市没有卫生废物处理系统。大家把生活垃圾和粪便都装在一个桶里，每天早晨由家里年龄最小的人从窗户上倒出去。所有废物粪便沿街流下山谷，流到今天叫做王子花园的地方。

“国王剧场”正在上演罗西尼的《The poser, the Singer, the cook and the sinner》。导演卡尔斯桑托斯使用“性”形象和超现实主义试验改编罗西尼的大胆，估计我和剧场其他观众都多少有些吃惊。我好几次抬头把视线挪到金色古典的包厢上，确认我是坐在爱丁堡最富盛名的剧院而不是在曼谷的三级舞场。我不懂罗西尼，但对天际之间隐隐约约的音符和奔腾而来的激情觉得很好听。琴键和琴弦把生活中的琐碎烦恼和不如意统统剪除了，把生活中星星点点的美用旋律节奏和诙谐酿制成一杯醇酒。看得出来，对罗西尼来说，做饭、洗澡乃至床第之间流淌的都是音乐。爱丁堡古老的剧院中上演二十一世纪前卫的作品，这多少象征了苏格兰的性格。

我离开城堡后，圣玛格丽特礼拜堂这座房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两千年来教堂在欧洲人生活中占中心地位，这座房子应该代表了十二世纪苏格兰的建筑水平。它的普通和简陋有些让我吃惊，这种房屋在十二世纪的中国乡间大概随处可见。《清明上河图》里的中国，富足精致，是生活在十二世纪的苏格兰无法想象的天堂。

1279年临安陷落，中国于这一年灭亡，一个时代终结，一个文明开始了她近七百年的悲壮衰落。

半个世界以外，人数稀少的苏格兰部族却蒸蒸日上，一共才四百万苏格兰人，却以独立的精神傲视这个世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弗莱明的“盘尼西林”，亚历山大贝尔的“电话”，卡耐基梅隆的工业帝国，这些人留给世界的财富，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他们在历史中尚未远去的身影。

我来到钱伯斯大街苏格兰皇家博物馆旁边寻访爱丁堡大学。在一个古老的大院里，石墙已经变成黑色，这里是苏格兰最富盛名的学术中心。我知道这个学校是因一个叫辜鸿铭的中国人，他在马来西亚出生，在英国长大，在爱丁堡大学受教育。在成年后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书籍，在中国被列强侵略，中国人被蔑视的时候，他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高傲地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精神。爱丁堡大学周围的房屋大多超过百年历史，辜鸿铭时代除了街上没有多少东方面孔外，街道变化一定不大，但是他大概是孤独的。

我并不认同辜鸿铭近乎怪癖的复古情绪，但是我敬重他为世界了解中国所作的杰出贡献，近代中国知识阶层的人加在一起，可能也没有辜鸿铭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更多。更重要的，我被他探讨的主题深深吸引，希望理解什么是中国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而自豪。

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切割中国历史于我来说是牵强而古怪的，又是一个食洋不化的案例。我更加认同另外一个历史分野，秦汉时期近四百年是我们的第一帝国，其后是四百多年的异族入侵和动乱年代；唐宋时期近七百年是中国的第二帝国，其后七百年则目不忍睹：成吉思汗的残暴、汉人的自戕和满清的文字狱，对儒家文化进行了空前的阉割，这七百年间中国人创造的值得骄傲的东西寥寥可数，饱受摧残的中国人文精神只能在马致远，李卓吾，沈从文几支瘦弱的笔下一息尚存。

然而这些温润如玉的方块字留下的诗词和文章，给我一份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气质与精神，不应当是狭隘萎琐自私怯懦，它应当是在汉唐宋的从容大气强悍自由。中国人在汉以后四百年的战乱和异族征服中，以博大的胸襟重新站立起来创造了唐宋的繁荣，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在七百年不堪入目的废墟上能够重新站起来。

把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和一个四百万人口的小邦比较，显得有点怪异。我试图理解这个四百万人口的民族为何在世界上有不成比例的影响。苏格兰人重视教育，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城市， 到处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文化设施，皇家学院、国立美术馆、苏格兰博物馆、苏格兰皇家博物馆、苏格兰现代艺术博物馆、肖像博物馆，星罗棋布。每年爱丁堡节日还有一个巨大的国际图书节，我匆匆忙忙最后一天赶到会场，知道Toni Morrison要来，希望能找她签个名。夏洛特广场上温暖的阳光下，三三两两坐在草坪上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老太太们，从介绍上看到她们中肯定有不少久负盛名的大作家和学者，可惜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一个都认不出来。

苏格兰博物馆墙上第一句话是：“我们为之而战的，不是财富，也非荣耀，不过仅仅是自由，因为一个优秀的人不会因任何原因而放弃她，哪怕是生命。”这句话取自于十三世纪一部苏格兰经典。

爱丁堡大学几百年来保护了这个自由独立的学术传统。因自由的福荫，保卫了大卫休谟的惊世骇俗的异端，数年的战乱也没有阻止苏格兰人在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如果苏格兰人的精神必须在那群只知内斗而不识进取的头领思想的指引之下工作，今天苏格兰留给我们的可能就只是“XX文化的旧址”，或是某个部落的帐篷。反观上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同那双小脚一样被当权者紧紧裹缠住，裹脚布后是满目疮痍。好在这裹脚布在渐渐松开，期望时间能愈合所有的伤口。

我想，定义了近代西方的崛起和东方衰落的，大概就是“自由”了。服膺传统和崇尚自由对于一个文明，如同遗传和变异之于一个物种，是不断超越自身的生存能力。如果一个民族砸碎了传统，并监禁了自由，则类似物种同时废弃了遗传和变异的可能。自由这个被无数人滥用，被无数人仇视，被无数典籍注解的权利，在我看来却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对一个小民来说，不过是他能够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点尊严；

对一个群体而言，不过是他们可以超越自身变得更好的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