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敦三个多小时的飞行就到了莫斯科。我的行李少，走到入境控制处时只有很少几个人在排队。检查我护照的是个小巧的俄罗斯姑娘，制服像中国的警察绿。旁边通道的人过得很快，她却一直在看我的签证，先用俄语问，我听不懂只能微笑着摇头。她开始蹦英语单词，我大概明白她在问为什么签证是在伦敦发的。她有些害羞，摇头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只好用微笑表示我的友善。看来她刚刚工作不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离开关卡去请示。然后回来坐在位置上，二十分钟没动静，我多少心里直打鼓，她的上司终于出现说可以过，我松了口气。

伊万是公司安排来接我的小伙子，二十来岁，个子微胖笑容友善。一出门他就指着远处，顺着他的手势，我看到一辆崭新的奔驰。回头看到他脸上自豪的笑容。他告诉我车里有小液晶屏幕电视，可以放DVD，问我是否愿意坐到后排去看，一大串俄语中有几个数字我听出了他在夸奖这辆车的性能。我还是愿意坐到前面和他聊天。

伊万的CD唱机在美国流行歌曲和美国电影对白之间不断切换，他常对我说说一长串的俄语夹杂几个英语些单词，我用足想象力大致能猜出他的意思。他的车开得很快，一路不断超车给了他很多乐趣。路上是各式各样的进口车，奔驰很多，也有一些很老的俄罗斯旧车。伊万喜欢美国的音乐、电影、品牌。看来美国文化对他这一代人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我问他对俄罗斯政治人物的看法，他反感叶利钦，觉得普金还行，对斯大林咬牙启齿。按他的年龄，应该只是从父辈那里听来的。车过白宫的时候，他给我比划当时白宫被炮轰的情景，他当时不到十岁，目睹了那一幕历史。

我出发之前，新闻里连篇累牍正在放贝士兰小学被恐怖分子袭击，三百多人包括一百多个孩子被炸死让俄罗斯和全世界震惊。我对伊万说我为俄罗斯难过，他快乐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愤怒，骂了一句我大致能猜出意思的话。

重新踏上莫斯科的土地，扑面而来的是柔和而亲切的土地，离上次来莫斯科已近九年。1996年1月的莫斯科冰天雪地，这次却是阳光灿烂秋高气爽。机场到莫斯科的高速路和九年前比，看起来也是新修的，路两旁绿树成荫。

莫斯科明显变了。街上车堵得一塌糊涂，底层的房子大多改建成餐厅或商店，装上了霓虹灯，街道亮起来。莫斯科街头还有很多小的小卖部和杂货店，超级市场也开始出现。地下过道的小货摊排得整整齐齐，和北京西单地铁下的货摊气味和摆设都有些相似。九年前，俄罗斯很多商店里的东西只能看而不能买，现在商品已经不再匮乏。商品的价格比北京还是贵一些，一公斤苹果在一个小店里能卖24块人民币，一瓶中档啤酒大约能买六七块人民币。同事告诉我在莫斯科雇用一个很有经验的销售人员需要700美金的月薪，大致和北京差不多。

伊果尔清瘦而精干，是公司在俄罗斯的销售总监，管理着八百多人的销售团队，业绩骄人。他为我们做了俄罗斯的销售和渠道战略的介绍，英文流畅而从容自信。伊果尔七一年出生，和我是同龄人，他出色的管理和交流能力让我非常钦佩。正式会议结束后，我问他，管一个八百个人的团队有什么体会。他认真地看着我说“我认为如果能管好一个五个人的团队，就能管理好一个八百人的团队”。他是我在商学院中无数案例之外，看到的最具震撼力的一个，有点醍醐灌顶的感受。

伊果尔在演讲的时候引用《孙子兵法》把我惊讶了一下。他告诉我这个两千年前的著述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还能找到适用性。他读的是简本，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刨根问底地探讨了好一阵《孙子兵法》的思想基础。

尤里也是我的同年龄人，是莫斯科地区负责大客户的销售经理，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发批在肩上，英俊而潇洒。尤里和我利用午餐的时间在讨论俄罗斯的变化，我们在莫斯科河上的船上，阳光依然灿烂。一路船过克里姆林宫，古老的街道。他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对俄罗斯这些年来的剧烈变化对普通人带来的痛苦言辞间充满了悲悯。尤里对俄罗斯人动则革命性的变化颇有微词，说俄罗斯人似乎不懂得什么是渐进改革。俄罗斯人玩笑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们才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munism is a most painful path from capitalism to capitalism.听得在场的人会心大笑。尤里对中国充满了神往，喜欢邓小平，了解中国的现代史，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甚至说现在觉得美国算第一，中国应该算第二。

尤里对中国的好感让我多少有些意外，我也告诉他我所受过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屠格涅夫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有很多相似之处，有顽强的韧性，在历史上都有过快被打跨了又顽强地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来到莫斯科的一个大超级市场，偶然发现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地方被标了两个不同的价格。同一个商品在一个超市中标价不同会对某些消费者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印象。而这个商店人满为患，看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俄罗斯人对价格已经不敏感了。看来超市在俄罗斯多少还是新鲜事物，学会管理还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我们看到莫斯科河上有一个巨大的彼得大帝的雕像。我问，彼得大帝是否被俄罗斯人视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尤里和他的一个同事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说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不喜欢血腥的杀戮。

丹尼斯就是和尤里辩论的小伙子，是莫斯科地区销售经理。他也是同一年出生的，是个四岁男孩的父亲。他说孩子太调皮，简直就是个“混蛋”，看来没让他少操心。丹尼斯认为彼得大帝无可争辩地是俄罗斯最伟大的领袖。他把成吉思汗当成是中国人，我告诉他成吉思汗征服莫斯科公国，也摧毁了中国的汉文化，论血缘、文化他都不是中国的。丹尼斯不喜欢叶利钦，对普金感觉还可以，对前苏共也没有好感，他说私有化之前“他们毁了我们的国家”，而私有化后“他们又窃取了我们的财富。今天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少多是前苏共的官员或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

我们住在莫斯科大剧院旁边两三分钟距离。一个晚上，同事邀请我们看芭蕾舞剧《斯巴达克斯》。因为担心恐怖袭击，大剧院的安检非常严格，入场的队伍绕过侧门到正门前的广场。

九年前我刚到莫斯科的那个晚上被带到大剧院看《天鹅湖》，那时候没有任何安检。我没有扛住北京和莫斯科的时差，没有架住自己的眼睛，在大剧院中睡了两个多小时。这次没有多少时差，总算没有出丑。

坐在我的旁边是个美丽苗条的俄罗斯小姑娘伊莲娜，风姿绰约，她的年龄大概和我差一个时代。我以前在英语单词里查Elena，总是找不到，现在明白了原来是个俄语的名字。她立即纠正我说，这不是俄语名字，而是希腊名字。

大队的观众还在过安检，我和伊莲娜闲聊了一会儿。她刚刚加入公司不久，比我还新。她业余喜欢写作科幻小说，但是不愿意发表，因为亲戚朋友中艺术家很多，觉得自己的东西拿不出手。她不喜欢《哈里波特》，觉得是给小孩子看的。她在莫斯科两个小时以南的卡鲁加城出生长大到九岁，然后去了塔吉克斯坦，她说塔吉克斯坦人不喜欢俄罗斯人，那里很多俄罗斯人现在都搬走了。她小时候在塔吉克斯坦过得很不愉快。这简短的一句话，是一个孩子成长在有敌意的人群中数千个艰难的日日夜夜，或许可以注解她眼中的忧郁。

我的一位荷兰同事说，俄罗斯近代遭遇充满了苦难，在街上看到很多人脸上无精打采，有被打垮的感觉。而他在北京街上看到的中国人总是有说有笑，高高兴兴。我离开北京多年，中间偶尔回去也匆匆忙忙，没有特别意识到他说的情况。但是我知道，那大街上疲惫的面容，无神的眼睛，易怒的脾气也是我曾经熟悉的情景，深知长期的贫穷可以打垮一群人的精神。

九年前我到俄罗斯，在漫天大雪的圣彼得堡街上，没有人听得懂英语，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一个优雅的俄罗斯女士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并把我带到冬宫。九年来，她一直是俄罗斯在我心中的面容。

九年后的今天重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依旧森严，亚历山大公园的长明火依旧在燃烧，而到处都能见到起重机在修建新的建筑，在满街疲惫和失望的面孔中，我也看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是俄罗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