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自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便不断以“传播基督文明”为借口，向不谙于生产枪炮弹药的“落后”民族进行扩张与压迫。

冷战结束后，围绕“共产或资本”问题的论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有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文明圈之间终将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议论，仍然是国际学术界时兴的话题。

显然，为了与“基督教文明优越论”分庭抗礼，许多非属“基督教文明圈”的学者也相继地强调儒家文明（或称中华文明）、佛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价值，同时还举出了一系列克服或避免西方种种社会问题（如生态问题，家庭瓦解、道德败坏等等）的可能性。

如对各家的议论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常有将文明与文化这两概念混为一谈的现象，同时出于同一原因，许多人在议论中不自觉地暴露了较不文明的一面。

文明

文明，大体上系指某个群体应对自然界与社会界问题的能力。语言学家倾向于强调文明与否取决于某群体何时发明与运用文字；人类学家偏好于分析工具制作的技巧，经济学家则侧重于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战略家或许着眼于克制敌人的手法属于“干净利落”或血腥残酷；百年来，许多人则把民主议事当作文明的圭臬。

文明既是一种能力表现，自然就产生高、低，上、下之别。比方说，舍弃现代农业技术不用，固守刀耕火种的原始办法便绝对谈不上文明。处于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的时代，坚守父传子、子传孙的封建世袭制度，自然也沾不上文明的边。

文化

至于文化，广义的说，凡人类做的事情，想的事情均属文化范畴。扼要一些，或可说一个群体的任何生活方式皆属文化事务。而由于一个群体曾经经历了不同的文明阶段，因此就在各个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因地适宜地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以基督宗教社会为例，处于封建时代的欧洲便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宗教文化表现，而属于同时代的欧洲各国也有不同的宗教习惯。因此，经现代企业经营办法加以推广的汉堡包文化绝不可能出现于商品市场落后的封建时代。处于二十世纪的今天，美国的饮食品味也不可能与英国的“炸鱼加薯片”文化雷同。鉴于此，我们断不能像阿Q那般地把葱段的吃法（文化）视为比葱花的吃法（文化）更加“文明”；也不能把产生于封建时代的基督宗教文化视为优越于同时代出现的儒教、伊斯兰教、佛教文化的“西方文明”；更不能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把现代科技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任何宗教文化，以至于无视当前西方宗教文化逐步淡化的事实，仍旧一味地强调“基督教文明”的优势，和其他文化的落后。

过去，最令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优越论者”感到头痛的问题便是，无法对日本战后的长足发展自圆其说，因此，便倾向于视日本为一个异数或例外。近年来，眼看着“四小龙”、“五小虎”不但在经济上相继崛起，在民主建树上也有显著的突破，于是，该“文明论”便越来越显得不符合文明时代的需要。

己所不欲毋施于人

就非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家而言，许多地区毕竟仍旧处于封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面对科技文明较落后的事实，固然不必妄自菲薄，甚至任由西方沙文主义者指指点点。但毕竟无人能够预料，现代科技之引进与西方文化之影响将对固有的文化产生何等的变革，传统文化是否能够经得起冲击与考验，因此与其仿效西方沙文主义者把古老的文化吹嘘为“优人一等的东方文明”，不如心平气和地从事研究，如何在本地的土壤上做更妥善的文化移植和科技嫁接。

《华声月刊》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