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比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关系有如鱼与水獭，意指池中之鱼为避免葬身獭腹，就必须保持健康与活力。同样地，资本主义为避免共党吞噬，就必须在力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

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里，也存在着类似水獭专门从事恶意炒买(hostiletakeover)的“鲨鱼”。每当他们发现某公司的股市价格偏低，便大肆进行炒买,待支配权到手之后，便将该公司肢解，并以高于买价的条件逐段卖出。这类“动物”往往以“资金往高处走，恶意炒买有助于调整不合理的市场价格”自我辩解，至于对受害公司是否公正则绝口不谈。

柏林围墙决口之日，数十万名东德百姓蜂涌西德市场。东、西马克比价受市场供求规律制约，遽然由1比1的官价狂升至20比1。东德百姓换算一下,一辈子辛苦积蓄的十万东马克存款到头来只抵得上五千西马克的价值。这时，他们对这市场经济第一课感到忿忿不平，一致向西德政府提出维护社会公正的要求。

就市场运作而言，等价交换固然是古往今来的一条交易原则，但在极端的情况下，恶意炒买、黑市交易以至于易子而食也都是市场规律使然。然而人类毕竟除了交易目的外，还会考虑到社会公正，基于此，资本主义经数百年的改革，已发展到目前的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当前，主要民主国家无不有一个干预性极强的政府，自觉且有计划地管理、监督、疏导和促进市场运作。自然，该发展还远不能满足一向“重公平、轻自由”的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当前欧美主要国家保守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主张在市场经济给某些人造成伤害后，即刻给伤者敷以膏药；而后者则主张先贴上膏药再去市场磨炼。

欧美洲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不论孰是孰非，自冷战结束以来共同的右倾趋势也暂且不谈，关键在于，当前的社会市场经济已非早期落后的市场经济所可比拟。再者，其发展方式也因地而异，无一定规律可循，但大方向都是谋求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相结合。

马克思在世时，欧洲社会还不存在民主机制，因此社会活动家在牢狱和流亡生涯中，总是念念不忘以牙还牙的对策(如革命、如专政)。然而自从军事官僚退出政治舞台、票决取代枪决之后，恩格斯便看到了民主议会道路的可能性。此后，若再强调“专政”和“武装斗争”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唯一手段，则无疑是患了“时代差”的毛病。

苏联早期经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惨痛教训之后，列宁发现无法在主、客观条件均不够充分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便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主张，即在社会主义国家掌握关键企业的情况下，允许市场经济的运作。对列宁说来，恢复市场经济是对过去极左政策的纠正，是落后国家谋求发展的最佳捷径，是医治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79年后，有人宣称这种发展战略是“中国的首创”，显然是在贪他人之功。此外，过去一般共产主义国家的公营企业不仅包括关键企业，甚至还垄断了几近全部的城、乡中、小企业，致使市场经济萎靡不堪，因此，与其说是执行马列政策，不如说是执行斯大林式的或称中古斯拉夫式的专制经济政策。数十年来，共产国家在斯大林影响之下，无所不包的官僚体制极度膨胀，以致于既不能领导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又对民间疾苦养成视若无睹的习惯，而后甚至于本身成为一切改革的阻力。就中国目前而言，情况也一目了然，凡官僚阶层越腐败的地区，人民越是无法翻身。该现象或可证明，意图一口吃尽池中所有大鱼、小鱼的水獭，不会是一支只聪明的水獭。

《联合报》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