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2月2日，日本发行的《诸君》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日本作家深田采访李登辉的文章，题名为《亚洲需要“哲人政治家”》。该文发表之后，引起诸多非议，以2月15日香港《大公报》的一篇评论为例，对李登辉就提出了“汉奸、卖国贼、卑躬屈膝、媚日、冒天下之大韪、数典忘祖...”的严厉指责。《大公报》的态度严格说来代表着大陆同胞，包括大多数台湾外省人的反应，至于李登辉的某些看法，则相当程度地反映着台湾人的意识。持平而论，两岸“族群”之间的确存在着一道不易跨越的鸿沟，只不过许多年来出于种种原因，很多人既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又不愿正式面对和承认这个敏感、棘手的问题。

在海外，海峡两岸同胞之间的隔阂尤其一目了然。台湾一方的侨民，原先多期待海外大陆同胞“投奔自由”、“唾弃共产党”。然而当他们发现大多大陆同胞与侨团仍旧与北京政府维持良好关系时，多对此“怪异”现象感到费解；大陆一方则期待台湾同胞本着民族感情促进统一、回归祖国，然而却得不到预期的回应，茫然之中既不知道台湾同胞是出于“不认穷亲戚”的心理呢，还是缺少点民族感情。李登辉的采访记录其实对研究两岸同胞的隔阂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以下，笔者就将主要的几个问题一一加以探讨。

不同的经验与不同的意识

首先，李登辉对江泽民在访日期间所提到的“目睹日本对国人进行迫害的亲身经验”不以为然，认为江泽民“以一己的体验而试图对日本的‘往事’论罪加以正当化。然而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以个人的恩仇、体验来思考事务，这很明显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继而，李登辉提到台湾所特有的先后接受过清朝、西班牙、荷兰、日本、国民政府统治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的痛苦经验”，以及他个人曾受到日本、中国、美国教育，从而知晓各种不同的想法，累积经验的“幸福经验”。李登辉认为，这两种经验促成了他与台湾人民对自由与民主的“强烈要求”。李登辉对江泽民提出批评时，显然忽略了江泽民的亲身经验是否像李登辉的经验一样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如果大陆同胞，包括外省人均有同样的受日本欺辱的经验与感受，那么，至今仍对日本的罪行耿耿于怀，似乎就情有可原了。至于台湾经验，恰好就是所有症结所在，也最值得详细探讨。众所周知，日本当年对中国与韩国的政策纯属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日军占领汉城不久，甚至曾公然地把相当于北京故宫的汉城皇宫改建为动物园，对韩国人民的奸杀凌辱也绝不亚于对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迫害，因此中、韩两国人民对日本的侵略史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情况就像犹太人一样，不是一、两代人可忘却的。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日本当年对台湾则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同化政策，其目的在于把台湾建为一个谷仓，从而对东南亚的进一步侵略起着后勤功能和跳板作用。也就由于不同的政策，台湾同胞接受了半个世纪的完整皇民教育，其核心内容在于灌输“接受日本文化教育的台湾人比起其他殖民地高人一等”的思想。因此，相对说来，台湾人民所受到的迫害并非身体的或物资的，而是不易察觉的思想迫害。台湾本身，所经历到的不是公然的掠夺而是有计划的建设。这说明了为何台湾光复时刻其工农业产值与铁路密度均属当时全国36行省的最高者，也说明了为何国民政府撤退时偏偏看中了台湾。从同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战争期间为何有那么多的台湾人甘为日本侵略军效命，在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充当情报人员、翻译人员甚至直接投入战斗，更说明了为何外省人到了台湾之后视“日本情结”为“汉奸、卖国贼和下等人”，由是造成了“二、二八”之类的不幸流血事件与台湾人所莫明所以的“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的痛苦经验”和最终所导致的分离情绪...以及上文所提及的《大公报》的指责。这些历史问题如果不加以冷静、客观地讨论、分析，而以恶言相向，其结果则极可能是另一个恶性循环，同时也只能证明中国人提不出一套对付日本殖民教育的办法。有鉴于此，值得强调的是，既然皇民教育、日本文化与物资建设是产生“日本情结”的物资、文化基础，那么，目前的中国即便与日本还有一段差距，中国人至少应当具备迎头赶上的抱负与决心。谈及“二等民族”心态，欧洲地区的近似例子也比比皆是，就克罗地亚而言，在奥匈帝国时代就一向以属于天主教文化圈自豪，因而长期甘愿充当奥匈帝国的打手，对其他斯拉夫兄弟进攻时绝不手软，数年前取得独立地位后，也继续在西方国家的默许下对塞尔维亚居民进行迫害。目前的台湾情况虽不能与克罗地亚之恶劣相比拟，但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由日本统治时代培养的“二等国民”，在蒋政权统治下就不幸地降格为“下等人”，然而到了李登辉时代便突然有了与西方民主社会的“头等人”认同的自我良好感觉。由此观之，文化侵略实际上是种更加根深蒂固的迫害，该现象在殖民主义时代如此，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也是如此。

美国模式

李登辉在采访中表示“台湾的情况与美国非常相似”，原因是来自全球各地的美国人最初为追求自由、民主而到达新大陆，并把新大陆当作“自认为美国人的依据，而非认同祖国或民族”。尽管美国是否一向如李登辉所了解的“不认同于某个民族”（或文化）值得商榷，但明显的差别是，台湾既非美洲新大陆又非新加坡。日本当年占领台湾之前毕竟还必须通过一道国际条约的割让手续。果真台湾是个新大陆，日本当年似乎就毫无多此一举的必要。除此之外，移民倾向与追求自由、民主之间似无必然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多数拉美国家至今与自由、民主无缘，同时美国又在其中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换言之，如果台湾不是一个“反共堡垒”，而是位居美国后花园的“香蕉国”，那么，至今还可能停留在“单作物”（onecropcountry)阶段。言及“自由”与“民主”，台湾直至八十年代中期还没取消党禁。其时也不曾听说担任副总统职务的李登辉发表过什么“自由宣言”，或对美丽岛事件的受害者进行过任何救援工作。但自从美国公民江南先生被台方指派的杀手谋害事件发生之后，台湾的政局便突然在美国的要胁之下失去控制、急转直下。嗣后李登辉也就是在美国政府的鼎力相助之下，通过打破党禁来打败党内外的一系列对手，从而开创了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局面。因此严格说来，台湾的民主道路与战败后的日本一样－完全出于历史偶然。有趣的是，李登辉和许多台湾人士就此突然把所有的“成就”贴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同时把自己与自由与民主的日本、美国等同起来，然后回头对江泽民指指点点，认为他在日本再三提及历史旧帐是无理取闹，“历史认识有问题”和“不懂唯物史观”。李登辉在过去的几次对日本记者发言中，甚至还曾明确表示，日本为了维护尊严，不应当再对战争罪责道歉，也不必再为其所造成的破坏（如南京大屠杀）赔款。

第二种历史经验与美国情结

记得在香港回归之前，舆论界曾就英国对香港所起的作用进行过讨论。当时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如果不是英国，香港则不会好过海南岛，因此即便其原始动机在于侵略，客观的正面效果却不容否定。类似言论其实在台湾也不少见，即没有美国的干预，台湾不会好过海南岛，因此即便美国最初的动机仅在反共，其客观的贡献则不容抹煞。笔者曾再三为文指出这种历史观的片面性，并认为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如果中国百年来不曾受到列强侵略与迫害，今天可能是个什么局面？！以日本为例，虽然它的“门户开放”早于中国，但由于列强当年一致着眼于瓜分中国，仅仅把日本当作跳板，日本才能够不受干扰地进行改革、建设。言及此，我们又面对着二战结束后的不同经验以及因此引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大陆一方，饱受百年的帝国主义摧残之后，原殷切期待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出一条生路，然而却再次受到美国的干预与封锁，以至于国家分裂，处境孤立又无援。因此他们甘愿作出任何牺牲，促成一个强大的中国。台湾人一方，就“客观意义”而言，先后受到日本、美国的好处，因此就产生与美、日认同的心态。至于所谓的“外省人”，出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亲身体会，亲日者绝无仅有，而具有“美国情结”者则大有人在。基于以上所谈及的特殊生活环境、经验、思路与习惯，李登辉在国防问题上自然也不会太过离谱。

台湾的安全保障体制

李登辉针对深田提出的问题表示，他高度肯定“日美防卫合作新指南”把防卫范围扩及所有“周边有事”的地区（如台湾海峡）。他除了对该“指南”的“阻止东亚一部分非民主国家之潜在军事威胁”的目的表示赞同外，还同意深田的观点，即“安全保障之根基乃在于民主主义之共同价值观。因此我认为现在之东亚以日本、韩国、台湾之民主阵营，加上俄罗斯形成民主国家联盟之安全保障体制是好事”。稍后，深田在恭维李登辉为“哲人政治家”之余，还强调“在安全保障上，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绝对要在国防范围内，如果落入大陆之手，事情就严重了。”李登辉如此明确的态度除了说明台湾的存在就是靠国际力量保护之外，还说明他不惜以围堵中国大陆为代价。出于同样的逻辑，他也会为了争取日本的友好而慷中国人之慨，向日本作出“不再进行赔偿”的建议。至于深田与李登辉所期盼的“围堵大联盟”，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俄罗斯的政局发展毫不了解；二方面说明他们的战略观点陈旧，对当前日本经不起一场核战争和永远不再能够对中国起任何威胁、围堵作用的二等国家的地位毫不知情。

李登辉的历史观

李登辉认为，根据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在发生对立与矛盾的时候，应该将其“止扬”（笔者按：指中止对立），以向更高的层级发展。李登辉还说，“无法释怀‘过去’的对立（笔者按：指日本侵华战争）...江泽民是不了解历史。”事务的发展的确往往是按照螺旋型上升的轨道运行。比方说，德国对邻国进行了侵略（正），事后又进行了深刻的道歉与赔偿（反）才促成了今天的融洽（合）。至于日本，一方面由于中国陷入内战，二方面纳入了反共阵营，至今还在回避战争罪责，如此恶劣行径如何让深受其害的国人释怀？！如何又忍心与加害者一道对受害者加以指责和讥讽？！

李登辉的代表性

如前所述，“李登辉的某些看法，相当程度地反映着台湾人的意识”。这意味着，他的思维除了部分具有共性之外，还有某些部分属其独到之处。具体而言，对日、美亲善、认同，期待外来力量保护，对大陆同胞期盼国势强大的炙热心情的不了解，均属台湾人特有的共性。至于李登辉的独到之处，尤其表现在“慷他人之慨、买空卖空”的习惯，和在一个孤立的国际环境里所特有的政治盲目。

（完）

原载《枫华园》990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