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国共内战和东西方冷战的历史遗产，两岸之间的基本格局是“分裂分治而不对等”。基於不同的立场和对这种格局的不同利用，两岸之间的深刻政治分歧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由此产生的冷战对峙，在世界各大国之间业已拉开序幕的世纪之争和目前业已悄然浮现的中(共)、俄联手，以西拒北约、东扼日本、南压台海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很可能导致“由外国人出飞机、飞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惨结局。针对这种潜在的危机，本文从战略、策略、方针和措施诸方面著眼，提出了旨在实现民主、自由和两岸共存共荣，以致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由两岸人民共享中国主权的四条建议。

今年三月台湾举行大选前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岸之间的敌对状态达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同时，因美国向台海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也造成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以後核大国之间极为罕见的一次严重军事对抗。可是没想到，危机刚过，关於台海已“雨过天青”的议论便不绝於耳；亦有不少人，竟然指望李登辉的一篇就职演说，使两岸关系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固然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台海局势的高度关切和对两岸和平的殷切期望，不过依笔者之见，我们与其环绕雨过天青这种不无象征主义色彩的政治话语兜圈子，我们与其将两岸关系的缓和寄望於某位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神来之笔，倒不如把自己探究的目光投向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和两岸关系的历史沿革，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两岸关系的叠荡起伏。我以为，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有可能从历史的纵深体认出两岸关系的症结，并以现实宏观的视野尽可能全面地看清楚制约两岸关系之现实走向和未来趋势的诸多因素，由此为相关对策的制定提供一种可靠的框架。

(一)台海危机——亚太地区“世纪之争”的开场锣鼓

如上所说，分析两岸关系问题须关注其国际背景的变迁。然而仅就笔者之所见，在近几年的有关研究著作中，论者在谈到两岸关系的国际环境时，通常强调的主要是“冷战的结束”，而对於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却似乎有所疏失。其间有两大颇具轰动效应的“事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人们对中国之现实国际地位的全面认知和客观判断：其一，是六四悲剧发生後，西方各国对北京当局所实行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抵制；其二，是近年来“围堵中国”的舆论突然在英美雀声四起。由此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由於苏联的解体，美国至少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主导世界格局的唯一力量，因此，坚持原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中共似乎从此势必将在国际社会陷於越来越困难的境地。这样的观点和舆论，若不能说已然完全主导了九十年代以来人们对两岸关系及其国际背景问题的观察和应对，起码也可以说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这种观点仅仅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须知，差不多就在冷战结束的同时，世界各强权之间为争夺下一世纪之主导权的斗争便开始了；其间便伴随着各国重新进行战略定位和整个国际格局进行重组的极为复杂的过程。因此，两岸关系的国际背景当然不会、也不可能永远冻结於八九年六四和九零年上半年那种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行将到来的这场世纪之争，虽然以经济为其基本内容，但它却是无情地以战争方式拉开序幕的。这表明，“世纪之争”这场大戏正在迅速地被搬上历史舞台。这种态势给两岸关系的国际背景平添了极为复杂和极为险恶的因素！去年六月李登辉访美之後，台海风云突变，形势一天紧过一天，直至酿成了今年三月的危机，其深刻的国际根源就在於此。现在回头追溯起来，这还要从一九九一年爆发的海湾战争说起。

海湾战争可以看成是“世纪之争”的第一场序幕。在那场战争中，美国在日本出钱和西欧诸国出兵协助的配合下，摧毁了中东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伊拉克的基本军事力量，但显然是有意留下了海山政权，由此便得以在中东站稳脚跟，从而也就为自己强占了一个对未来的世纪之争具有极端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意义的战略据点。对於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日本和西欧想必是了然於心，但是出於共同的利益，加之这些国家自身的力量有限，至少在眼下，它们仍然不得不依附於美国。当初美国的得逞，自然也与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幼稚和轻信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由於美国利用了当时正在国际上“身处逆境”的北京与西方缓和关系的迫切愿望。虽然人们并不清楚，当初美、日和西欧以甚么样的条件换得了北京在联合国就出兵中东问题所投下的弃权票，但确然无误的是，西方国家对北京的经济制裁，正是从海湾战争前後开始放松的。由此可见，美苏冷战的结束，固然削弱了北京作为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伙伴的份量，但同时也为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北京国际地位的相对提升，即加重了北京在後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调整过程中与别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问题还不止於此。因为一方面，那场战争的辉煌胜利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野心，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欧洲力主北约东进。这表明，在苏联解体以後，美国非但无意退出欧洲，反而要乘机在後冷战时期乃至下一世纪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建立自己的唯一世界霸主的地位。这不仅引起了俄国的强烈反弹，同时也不可能不引起北京的高度警惕。联想到美日安全体系依然存在，美国政府在布希执政时期又突破了自七十年代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惯例，批准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战机，这便使北京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特别是其对台湾的战略意图，几乎很难不深存疑惧。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就在美国的野心极度膨胀的同时，北京不仅在国际地位上相对提升，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发展起来。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陆已经改变了毛时代在所谓反帝反修方针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工业格局，其经济重心逐步转移到东南沿海一带；而且，开发海洋也逐步提到大陆经济发展的议事日程上，并在相当程度上逐步上升为与整个中国大陆在下一世纪的生存和发展命运攸关的迫切任务。这两个方面，都必然要求中国大陆的国防战略重心迅速地实现从西北向东南、从陆地向海洋的转移；而台湾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意义，由此也空前地突显出来。这一切，恰好与北京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的深刻疑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照我看，这才是中共对李登辉访美作出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今年三月的台海危机也极为明显地预示出，两岸关系纠集了太平洋周边各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冲突。也因之，美国、日本和俄国对台海争端介入的方式和程度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毫无例外地卷进来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今年三月的台海危机，实质是继续海湾战争之後，“世纪之争”在亚太地区的一次预演。

初看起来，在这次预演中，扮演主角的是两岸的中国人，美国似乎是被台湾“拉下水”的。是的，如果仅仅从战术的层面来看，这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观察，则扮演主角的无疑是中国大陆和美国，其次是日本和俄国。这当然绝不是说，台湾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之争中只能处於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恰恰相反。如果把中国大陆看作亚太地区世纪之争的一方，而把美国和日本暂时看作另外一方，则台湾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便有点像楚汉相争中的齐王韩信，其“归汉”还是“归楚”，对最终的结局会起某种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在战略上根本不存在台湾是否把美国拉下水的问题。值得两岸中国人警惕的是，出於自身的战略需要，现在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将来则有可能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几乎不可能不想方设法拉台湾“下水”；而尽力维持和延续海峡两岸目前分裂分治的状态，很可能正是它们对台战略的底线。其根本的原因是，美、日两国都十分清楚，台海两岸一旦整合起来，必将成为亚洲乃至亚太地区任谁人都很难超越的竞争对手。至於俄国，它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均在欧洲，这种情况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不过，伴随俄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及其对外贸易的发展，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战略与亚太地区的相关度正在迅速升高。而且，俄国毕竟不失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因此，它在亚太地区未来的世纪之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是绝对不容忽略的。在目前，由於有北约东进的压力，俄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都迫切需要利用海峡两岸之间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围绕两岸关系所存在的矛盾。这样，台湾海峡便随时有可能成为包括美、日、俄以及大陆和台湾在内的“四国五方”的现实利益和战略企图上的诸多冲突的集结处或聚集焦点——两岸互动过程的风险性随之大幅度地提高了！

然而事实表明，真正从三月的台海危机中获得实利的，既不是在危机中经历了对岸的武力威胁、承担了最大风险的台湾，也不是出动了十几万大军、耗费数亿美元的大陆，甚至也不是派遣强大海军舰队到台海展示了武力的美国。尽管人们对台海两岸在此次事件中的胜负得失或许会见仁见智，但是谁都无法否认，两岸争端本身无可避免地为别国提供了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就是说，虽然两岸的大小不等，强弱不同，但在彼此长期相争不已的情况下，双方都难免要为应付眼前的急需而在不同程度上处於被别国牵着鼻子走的可悲境地。人们常说，台湾是被美国捏在手中、随时可以用来对付中共的一颗棋子。殊不知，大陆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俄国用来对付美国的一张王牌。这当然与美国的作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美国在海湾战争後日益膨胀的野心及其对台政策所引起的北京的严重不安，加快了大陆与俄国靠拢的步伐；而台海危机则对大陆与俄国之间目前已初步成形的准同盟关系发挥了某种促媒的作用。这可以说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所遭遇的第一次最严重的外交挫折，其结果是不期然而然地使俄国成了台海危机中的最大赢家：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商业合同和军火交易，北京对莫斯科反对北约东进的“理解”，以及大陆对俄国加入亚太经济组织的支持，等等。除俄国之外，日本也在此次危机中获利不小。那原因是，北京在此次危机中所展示出来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它对台湾所表现出来的强势态度，在亚太地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这不仅有助於日本政府平息国内早已存在的要求美军撤离日本的呼声，使之顺理成章地延续了日美安全体制，而且为其进一步加速重新武装自己的进程提供了借口。这对於作为世纪之争的要角之一的日本来说，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总之，三月的台海危机加深了两岸之间的裂痕，美、日、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不仅使四国五方之间的关系网络更趋复杂，并且为之注入了更多更深刻的怀疑、猜忌和敌意，由此也为今後的两岸互动埋下了更为凶险的因素。这无论是对中国大陆或是台湾来说，都只能意味着祸大於福，苦大於乐！

(二)两岸互动关系的三个层次

两岸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两岸交流有空前迅速的发展，由此也暴露了、展现了两岸之间原有的矛盾，将这些矛盾无可回避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另一方面，交流过程本身也衍生出许多新的问题。今年三月台海危机的爆发，从内部原因看，其秘密就在两岸处理这些新老矛盾关系的结构中。

与八十年代相比，两岸的互动关系在九十年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结构变化。这表现在：由於海基和海协两会的建立和运作，两岸之间的互动已分化在民间、准官方和官方这三个层次上进行。然而，这一分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八十年代两岸民间交流与官方互动之间失衡的状态。

两岸民间交流始於七十年代末，那自然与北京在一九七九年以“全国人大”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有关。但真正为两岸的民间贸易往来提供了可能和动力的，还是大陆在经济领域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和在台湾已存在多年的自由经济制度。不消说，民间贸易最初不免带有“金额非常微小”、“借助第三地”和“暗地进行”等特点。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人民才得以公开正式的接触。自此以後，两岸的民间交流便一发而不可收，其发展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实已超出了当初人们的想像！

根据台湾陆委会公布的数字，到去年年中，两岸人民往来已超过八百五十七万人次，函电往来在亿通以上；两岸间接贸易额也从一九八七年的大约十五亿美元攀升到一九九四年的一百七十八亿美元和一九九五年的二百零九亿美元。而且，台商自一九八一年开始登陆，六四後乘机西进，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後又掀起了一波新的登陆风潮，以至目前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已达二万七千家。尽管流入大陆的台资金额因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字相差太大(在一百——二百亿美元之间)而难以精确的估计，但据九四年香港《紫荆》杂志报道，无论在投资金额或在投资企业的数目上，台商在大陆均已超过美商和日商，而仅次於港商。另据台湾海关统计，在一九九五年，大陆已成为台对外贸易的首要顺差来源，并有可能在今年取代美、日，而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两岸民间交流的发展如此迅速，但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岸当局不能为民间交流提供统一的规范制约和法律保障；由此所衍生的失序和高风险，严重地阻碍着交流的顺利进行和平稳发展。海基和海协这两个准官方组织的建立和运作，正是针对着两岸民间交流所提出的规范化和有序化的要求。

在海基和海协两会的惨淡经营下，两岸的准官方联系一度曾显示出某种经常化、甚至制度化的趋势。在令人瞩目的辜汪会谈及两次焦唐会谈中，双方就某些议题也曾达致若干共识。当时许多人都不禁为之欢欣鼓舞，以为台海两岸之间已经架设起一道和平交流的彩虹。然而不幸的是，旨在落实两会高层共识的多次事务性会谈，居然或者是不欢而散，或者是功亏一篑，以致迄未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这当然不能归诸两会相关人士的无能或缺乏诚意，因为真正的决策者不是他们，而是两岸当局的首脑。因此，两会会谈屡遭失败，其合理的解释只可能是：两岸当局在政治上缺少起码的共识。

事实也正是这样。最明显的证据是，两岸当局至今就政治对话的方式各说各话，彼此毫无交接，更何况再深一层的那些问题呢！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不欲”或是“不能”，反正目前两岸当局似还没有把战争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尽管如此，台海气氛并不祥和。或隔岸叫骂，或空中喊话；或武力威胁，或武力抗衡——双方互动仍然停留在一种比较典型的冷战方式上。

以上三个层次构成两岸互动关系的“内线”。其总体态势是：从民间到准官方再到官方，两岸和平交流的热度逐级递减，而“冷战”的力度则逐级升高，并且一直延展到“外线”——国际关系领域。在“内线”，北京取攻势，台北取守势；在“外线”，双方则似乎攻守易位。

虽然，台北并没有像北京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样，立意要将对方从各种国际组织中驱逐出去，但无论是台北扩展邦交，还是争取参加联合国，无疑都对北京业已在联合国取得的“中国唯一合法代表”资格构成了挑战。双方在国际社会的角逐，正以台北突围和北京围堵的方式激烈地展开。有趣的是，双方对“内线”和“外线”的敏感度有很大的差别。大体说来，在“内线”，台北比较敏感，这在“千岛湖事件”发生後，台湾朝野不无情绪性的强烈反应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在“外线”则正好相反，北京对台北的任何外交动作都盯得很死，反应通常也很激烈——去年六月李登辉访美後，北京对台湾文攻武赫乃至战争威胁，一直持续到现在，这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

那么两岸之间的互动何以会有上述这些特点？两岸当局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什么？两岸关系的症结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从两岸关系之间的基本格局说起。

(三)两岸之间的基本格局及其症结

两岸分裂分治已长达近半个世纪，这是任谁人都无法否认的。然而，两岸关系中还有另外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分裂分治的双方，无论是在综合实力还是在国际地位上，从来都不是对等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两岸之间的基本格局，概括起来，就是“分裂、分治而不对等”。

这种格局最初出现於四十年代末，那显然首先是国共内战的结果；而它後来的延续，则主要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其中尤以美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五零年韩战爆发後，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海；五四年美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五八年中共炮轰金门，美又派特混舰队协防台湾；再如一九七九年，美国与北京建交，但作为交换条件，是北京宣布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总之，在所有这些攸关台湾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美国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美国的介入平衡了北京在军事和综合实力上对台北的优势，这是两岸的分裂分治得以延续下来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然而美国的介入又有一定的界限。因为一方面，两岸在所辖领土和人口以致在综合实力上相差太远，而且最初北京的身後又站着莫斯科；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可能不随其自身战略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在上自五十年代下迄七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北京无疑与美国处於完全对立的地位，是美国封锁和围堵的对象。相反，台北则被看作“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乃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的伙伴，除得到美国的协防而外，台湾还得到美国在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因而虽然所辖领土和居民远不能与北京相比，但尚能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在国际组织相对於北京略占优势。但必须看到，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美国也无力改变两岸在资源占有上相差悬殊这种“内在的”不对等。也因之，美国既不能把孤立北京的政策全面地加诸北欧各国，甚至也不能把这种政策贯撤於西欧(英、荷在五十年代初即与北京建立了代办级关系)。它当然更不能把对北京的围堵扩展到共产阵营。由此便使台海对峙初期台北与北京之间在国际地位上的不对等，不论在范围或在时间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事实上，早在六十年代，台北在国际组织上的这种相对优势地位，已因北京与法国(一九六四年)及许多中小国家建交而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进入七十年代，两岸的国际地位终於发生逆转，台湾逐步陷入极度孤立的境地。

可注意者，在回顾和反思这段曲折经历的时候，有人将这种逆转归之於美国的背信弃义，似乎只要当初美国愿意，就足以避免此一逆转的发生。其实回想起来，当初美国之对台湾，尽管说不上有什么同生死、共进退的侠肝义胆，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相当“够哥们儿”的。别忘了，从六十年代起，为了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使用了从“玩儿程序”到提出“台澎主权未定”等各种手段；甚至在一九七二年与北京签署上海公报以後，老美又拖了六、七年，直待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到期失效，才与台北断交而承认北京。足见上述逆转之对美国，绝非出於心甘情愿，实在也是形势使然而不得不为。须知第一，通过参加韩战和介入越南以及插手柬、老内战，北京已充分显示出，它是支配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在六十年代，它已经成为拥有核武器和最多军队的强权之一；第三，自六十年代毛泽东提出所谓三个世界理论，北京通过狠勒大陆人民的裤腰带以支援所谓的世界革命，把许多中小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那里的共产革命结合起来，在国际上以反帝反霸作标榜，在声势上已俨然与美国、苏联鼎足而立，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走到这一步，表明美国的围堵政策已然失败；而北京则因其挟中国大陆的广土众民，已经坐大为在国际关系和军事实力上可以与美、苏讨价还价的角色。这是七十年代初期华府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以制衡苏联的客观依据。

由此看来，与“分裂分治”一样，两岸在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及国际地位上的“不平等”关系，亦是国共双方及东西方冷战时代各种国际势力长期较量的结果。这样，“分裂、分治而不对等”也便构成了後冷战时期两岸全部互动关系的现实前提或基础。在这种意义上说，能否全面地认知、客观地评估并正确地利用这一基本格局，不仅规定着两岸关系的目前走向，而且攸关两岸中国人的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面对两岸分裂分治而不对等的基本格局，两岸当局对台海基本格局的观察和估量，似还远没有达到全面、客观的程度：北京的立脚点似只在目前两岸之间在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上的不对等；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其宗旨就是要利用这种不对等，并假“两制”作为统战的手段，将台北归化到北京的旗帜下。问题是：“两制”早已存在於两岸的现实中，台湾人从中得不到任何比现在更多的东西，台北和台湾人民难于接受这种统一模式其道理就在这里。与北京相反，台北则立足於目前两岸的“分裂分治”。依据《国统纲领》和台湾当局的多次政策宣示，它的“近程”政治目标就集中在“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上。为此台北要求北京在近程交流阶段做到以下三项“善意回应”：第一，无条件地对台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第二，承诺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第三，承认台北有权“以对等的地位参与国际社会”。诚然，台北早已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不过在北京看来，“动员勘乱”早已是神话；而且，在台北处於军事劣势的条件下，台北首先放弃使用武力，显然对北京也很难说有多少感召力。更何况，两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系两岸当局谈判的结果，而并非某一方宣布就可达成的。因此，笔者以为，台北的第一项要求似乎值得斟酌。第二项，那不过是要求北京承认既存的事实。要害的问题是，当台北把它与第三项联系起来，并在国际上展开外交突击的时候，客观上便不可能不构成对北京业已占有的优势国际地位的挑战。总之，台北实际上也不打算对北京有任何妥协让步。可见两岸当局虽然在政治上皆以“务实”为口号，实则均有昧於对“分裂、分治而不对等”这一基本格局的全面认知、评估和利用。由此便造成了双方在政策基点和现实条件运用上的两极对立，以及近程政治诉求上的毫无交接。这即是目前两岸关系的症结所在，也是两岸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和平交流之所以会卡壳於准官方并冻结於官方层次的根本原因。

(四)危机和选择

应当承认，两岸当局之间的政治分歧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意基础。那种将两岸之间目前出现的紧张局势仅仅归罪於台北或北京某位首脑的说法是极为浅薄的，而且也不够公平。是的，掌握或控制各种资源的政治领袖人物常常会煽动某种情绪，以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但其前提，是在民众中已有某种情绪明显地存在，或这种情绪已经普遍地潜藏於民众中。因为民主政治的领袖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凭空呼唤出一种足以影响几乎所有人的言论和行为取向的精神气氛。然而一旦当某种情绪被煽动起来，它反过来又会控制、甚至左右最初煽动它、利用它的人！历史上的许多灾难，如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战争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领袖与民众之间这种恶性互动中酿成的！试想一下这些年来北京对民族主义的热衷和台北对“对等”、“尊严”的坚持和提倡，再对照一下去年六月李登辉先生访美前後台湾各界的欢欣鼓舞和此一事件在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中所激起的强烈负面反应，以及近半年来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布的紧张气氛，当不难看清，两岸当局之间的政治分歧绝非通过“倒李批讲“就可化解，两岸关系的症结也绝非是在短期内就能医治好的！

照笔者看来，若为长久之计，重要的是：两岸当局应当在对己方的民意民情善加引导的同时，对於对方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也应当加以深切的体察。根据台湾陆委会企划处提供的民调资料，在从九三年到九五年这三年间，台湾民众中不赞成“一国两制”的，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之间。因此，很明显，如果北京当局真诚地希望尽快实现统一，那它就应当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以为和平统一铺平道路。这大概是加快统一步伐的一条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台北也应当注意到，由於台独势力已在岛内坐大，加之台北在国际上所推动的“双重承认”和“参加联合国”与台独势力在近程目标上不易划清界限；与此同时，英、美右翼势力“围堵中国”的呼声又雀声四起——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大陆民众、特别是忧国忧民的大陆知识界对台独的忧虑，也很容易刺激他们以一种对台独怀有深刻疑虑和特别警惕的眼光来看待台湾的一切政治动向。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若台北在顺应和满足台湾民众关於“对等”和“尊严”的要求时不能把握好分寸，则势必会乱上加乱，即不仅会为北京的武力攻台提供依据，甚至有可能在客观上为大陆武力攻台营造必要的社会心理氛围。事实上，正如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先生於一九九五年底在北京逗留期间所发现的，“‘打’(案指北京武力攻打台湾)在(大陆)民众间的心理准备，确已多少完成”。这虽然确乎“令人心惊”(沈先生语)，却也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值得引起提高警觉的事实！笔者深信，两岸中国人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见到台海发生战争。然而笔者也不认为，两岸的政治对峙可以轻易化解，从而使战争的危险在一夕之间消失。因为第一，大陆政治改革严重滞後，将使台湾人的离心倾向进一步滋长；第二，台湾人渴望对等国际地位和享有国际尊严的心理将随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越益强烈，而台独势力和某些怀抱“宁作鸡头不作牛後”这种狭隘心态的政治野心家，必定会利用之。这将促使两岸当局在国际社会的角逐变得更复杂更激烈；但是，第三，随着大陆经济的迅速发展，南海资源和台湾对於大陆下一个世纪生存和发展的战略意义，必将日益突显出来，届时两岸的统一将提到整个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上。因此可以预见，如果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一直未得进展，大陆也未像前苏联那样全面解体(谓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则两岸之间的矛盾非但不会化解，相反倒有可能进一步激化。

从全球范围来看，正如上面所说，伴随世纪之争的到来，两岸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实际上变得更复杂更险恶了。在这一方面，将维持台海和平的希望长期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诚然，过去美苏对峙冷战局面业已因苏联的解体而消失。但是，正由於苏联的威胁已不存在，所以由贸易摩擦而导致的美、日以及美国和西欧相互关系的松弛也有迹可寻。如所周知，现在日本开始可以对美国说“不”了。最近，法国总统西拉克也正式向柯林顿总统提出，要在北约内部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此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固然显示相关国家也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但同时也表明，美国的强权势力已经开始消退。虽然，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是打头阵，当主力的，但那是由於美国对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石油感兴趣！君不见，在卢旺达内战和波斯尼亚战争中，美国大兵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吗？当然，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它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由於受“台湾关系法”的约束，美国政府似也不会完全坐视北京武力攻台。但是，必须注意，从目前美国的世界战略布局来看，由日本、南韩和台湾以至菲律宾所构成的“岛链”，既非美国所要固守的唯一战略阵地，亦非美国最重要的战略阵地。因为第一，若与台湾相比，中东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显然重要得多；第二，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美国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对俄国人的不信任，美国自然也不打算从欧洲完全撤退。可是这么一来，美国的战线就拉得太长了，实已与其开始走向衰落的国力不尽相称。与此同时，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和中国大陆之庞大市场的吸引力，又使美国很难聚集起一支包含西欧和日本在内、且其利益高度一致的队伍以围堵中共。不错，台海一带攸关日本经济的海上生命线，日本何尝不想以武力在亚洲与中国大陆一争高低，从而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一跃上升为亚洲第一军事强权和政治强权呢？问题是，包括美国在内，整个国际社会都绝不会允许日本武装到足以以核武与中国相抗的程度。由此观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直接出兵干涉台海争端的概率也不高，它充其量只能扮演“挑唆者”或“支援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由於北京已公开承诺愿意在国际法的基础上，与南海周边国家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从而多少化解了与这些国家的冲突，几乎已经使主要针对中共的所谓东南亚集团安全体制胎死腹中，因而对中国实行围堵、以扼制其在下一个世纪可能实施的南进战略的“任务”，虽然本来与日本对未来发展最直接相关，实际却不得不由至今仍然迷恋“世界警察”角色的美国直接出面来承当。然而由於韩战和越战的历史教训，加之上述种种因素，对美国在军事上直接介入台海之争的程度，似也不应作过高的估计。钱复先生曾经说过，即使中共对台动武，“美国最多只能提供防御性武器”。笔者以为，尽管在今年三月的台海危机过程中，美国曾派遣两支强大的海军舰队到台湾海峡游弋，然而钱先生的估计无疑反映了美国之台海政策的常态。

不独有偶的是，几乎在台北陆续从美国得到先进战机的同时，北京也找到了它自己的“先进武器库”！其秘密就在於，苏联虽然已经解体，俄国却重新出现了。近几年的事态发展显示，美俄之间的蜜月已渐成过去。早在两年前，俄国已因向波斯尼亚派遣和平部队问题与北约诸国有顶牛的现象 (这不禁令人想起条顿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历史旧怨)。近年来，因北约东进而引起的双方的冲突,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而在此期间，北京却与莫斯科过从渐密。用钱其琛先生和俄国国防部官员的话来说，就是双方正在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实际情况是，现在俄国不仅已经成为向北京提供先进武器的主要军火商，而且通过叶利钦总统四月的中国大陆之行，中国与俄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也已灼然可见。这种伙伴关系当然不仅是针对着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它同时也针对着台湾，针对着对俄国人成见甚深、且在东亚有可能染指台海争端的日本。这给予我们一个含义深远的提示：後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已悄然浮现出一种由中、俄联手，以西据北约、东扼日本和南压台海的新格局。不难预料，如果俄共在今年六月的俄国总统选举中获胜，这一格局将会变得更为清晰。而如果美国和日本对台海争端的介入再深一层，同时北约在东欧对俄国再进逼一步，则新的冷战局面的形成，将几乎难以避免！总之，苏联垮了，但山姆大叔和北极熊依然站在两岸中国人的背後！值得警觉的是，在中、俄、美(北约之首)之间这种新型大三角关系的背景下，如若两岸当局之间的政治分歧始终不得化解，台海的紧张局势长期不得缓和，日本再从中插上一脚，则很有可能由此导致“由外国人出飞机、飞弹，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惨结局！

笔者所以提出这样的警告，除上面已经列举的理由之外，还因为九七和九九年收复港、澳以後，北京可能会加快对台湾的统一步伐。诚然，那时台湾的武器装备将因先进战机和海军舰艇的引进现代化。但这并不能最终避免战争，而只能推迟战争，且两岸的军备竞赛必将使未来的战争变得更残酷！虽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反台独、从而也反战已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迫切任务，但从根本上来说，反台独和反战都离不开从制度层面拉近两岸的距离。可喜的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而且已无全面倒退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深化大陆的经济改革并促发大陆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既是反台独和最终实现两岸统一的重要方面，也是维持两岸持久和平与共存共荣的必要保证。

很明显，要做到这一点，至少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要防止冷战的再起，第二，要避免突发性的台海危机，第三，要有足够的时间。为此，笔者特提出以下四条建议：

(一)战略上把建设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中国(中华)民族与行将到来的世纪之争结合起来，从而树立包含大陆、台湾和港澳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并在功能上将此一共同体确定为：全体中国人生存、发展和自由的家园，维护亚太地区之和平与安宁的坚强支柱，扼制冷战再起的关键力量之一。

前已指出，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防战略的重心已移向东南。但是，只要海峡两岸的敌对状态一天不解除，只要两岸的统一一天不实现，处於世纪之争旋涡中心的中国大陆，对其海防就一天不能高枕无忧，它当然也不可能放开手脚施展开发南海和发展海洋农业的鸿图。就此而言，能否有效地防止台独并顺利地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确实攸关中国大陆十二亿人在世纪之争中的处境和胜负。中共之所以要在思想文化上选择民族主义，甚至不惜冒重回冷战的风险，在国际关系领域采用联俄、抗美、压日、逼台的策略，以重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是因为它十分清楚：反对台独和实现两岸统一符合大陆十二亿人在世纪之争中的根本利益；而在业已拉开序幕的这场世纪之争中，超阶级、超党派、超地区(一国之内)的民族利益或国家(指多民族国家)利益，无论在国内或国际政治领域中，都不可能不占据首要地位。实际上，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想要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治派别，任何一个负责的政治团体，不管其对台政策和相关的政治行为方式同或不同，但在反台独和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想来是不会有、也不应有什么实质性分歧的。台湾虽然已逐渐步入开发国家的行列，但由於资源有限，加之世界各国乃至各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普遍兴起，其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将会遇到更为严峻的考验是不难想见的。台湾要在未来的世纪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选择大陆作为经济发展的腹地，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出路，至少也可以说是一条很好的途径。诚然，就短期来看，台湾没有“外患”。但是，由於“亚太”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且发展潜力极大的地区，它势必成为各大强权的必争之地；处於该地区中心部位、且为中国大陆绝不可能放弃的台湾，若不能处理好两岸关系，甚至在大陆政策上出现重大失误，则完全有可能成为各大强权之间世纪之争的牺牲品。不肖说，当台湾成为牺牲品的时候，大陆至少也是元气大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两岸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生命共同体”！这一生命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将能有效地保护两岸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将成为整个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宁的坚强支柱，以及扼制东西方冷战再起的关键因素之一—以上三点，似应成为两岸当局处理双方关系时的战略基点。

(二)为避免台海危机再度发生突发性的危机，台北似应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由此争得时间。根据台湾陆委会於近期发布的民间资料，直到九五年六至八月，台湾尚有近八成受访者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表明，在台湾实行“维持现状”的方针是有相当广泛的民众基础的。但是对於这种民意基础，应作全面的分析和理解，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就是说，应该使台湾的广大民众晓得，所谓维持现状，不仅意含着要维持两岸的“分裂分治”，同时也意含着要在某种程度上接纳目前两岸在国际地位上“不对等”这种令人痛苦的现实。笔者认为，这其实既是钱复先生所说“大陆政策位阶高於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和缓目前两岸的紧张局势所必须。当然，这并不是说，台湾的外交政策应当死死地局限在由北京所划定的范围内。但正如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奈伊所言，对“务实外交”有所节制，避免那些“有碍台海安定的较不显著的挑衅行文”，却显然是明智的。

(三)以扩大两岸的交流来促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以逐步缩小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为和平统一拓清道路。为此，有必要以这样的眼光来认知、评估和处理两岸之间的“三通”和“四流”，将他们作为促进大陆全面现代化的的手段和重要的辅助方法。

(四)为落实上述的战略、策略和方针，北京和台北应尽快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政治接触、直至政治谈判，以便使双方能就台海和平的条件逐步达成共识，作出承诺，以为两岸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创造和平的内部环境。笔者深信，正如大陆不论在经济、社会或政治领域都不可能长久自外于世界潮流一样，两岸的和平统一也是难以阻挡的趋势。我们且不说民族文化这些众人皆知的因素，尤须注意者，是两岸的统一尚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前已指出，台湾的地理位置对於大陆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样，正如明居正先生所说，“台湾未来的繁荣(也)必须跟大陆结合”。因此，两岸人应该有共存共荣和共享中国主权的观念，为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统一中国而携起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