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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一剂春药

风雨声


 

对于矜持冷淡的英国人来说,“法国人”这个词的效果可比得上一剂春药。

如果你实在无聊,想刺激一下不温不火的英国朋友给生活增加一点乐趣;或者想提高英语技能学会怎么损人,你可以不经意地提一下“法国人”,然后挂着一副无辜的眼神在一旁安静欣赏彬彬有礼的英国人刹那间就兴奋起来。

我的一个英国同事,心情不好时经用F字眼,当他意识到自己在说脏话的时候,赶紧跟上一句“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法语。”第一次听到这话时,我在一旁纳闷,这怎么是法文?!后来才明白这是在拿法国人开涮。现代英语中大凡有“法国的”做修饰语的词汇,即使你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朝贬义方向猜一般不会太离谱。 “法国领事馆前的门卫”是妓女, 如果你买了她的服务,叫做“上了一堂法语课”,如果不小心染上了性病,叫做得了法国病,如果要保护自己,得去买个法国保险或者使用法国字母,看淫秽图画是读法国明信片。(French Consular Guard, French Lesson, French Disease, French Letter, French Safe,French Postcard) 若大一个法兰西硬生生让英国人给变成了怡春院。

本来觉得英国人真够损,后来仔细一想,中国人在一千多年前好象干过类似的恶作剧。那时我们和胡人经常打架关系处得不好,汉人们也编了不少词来糟蹋胡人,比如“胡说”,本来是人家胡人说话,到我们汉语里就变成乱说,这和英国人的“法语”如出一辙。其他的诸如胡来、胡闹、胡乱、胡涂、胡话、胡作非为、胡言乱语、胡思乱想…… 一连串辟头盖脸的贬义词让胡人百口莫辩,比法国人还冤枉。好象现在的中国人倒是失去了早年的幽默感,比如对待日本人少了点当年对胡人的调侃洒脱。

一千年前的英国人也没有现在这么傲慢,那时候的英国人是垂涎三尺地使用法语,在法语面前毕恭毕敬。在英语这个活化石中,至今还能看到其沉淀的历史。公元1066威廉征服英国,带来很多法国单词。那时候讲英语的都是下层人,宫廷里上流社会用的是法语。讲英语的农民多生活在小小的泥墙草房里hut,这是英语词,而他们的法国主人大多生活在石头城堡里castle,这是法语词。今天现代英语的词汇很多内容反映了一千年前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区别。说英语的人大多在地里干粗活,而说法语的人在城堡餐桌上吃的是精致的食品。比如说英语的人在田里放牛,叫ox 或者cow,这是英语,可是当牛给宰杀了,经过厨师的手在抵达餐桌时,变成了法语的beef;同样道理,英国人在圈里养的是pig,这是英语,到了餐桌上的菜就变成了法语的pork;在地里养的羊是sheep,这是英语,到达餐桌的羊肉变成了法语 mutton;在圈里养的是小牛是calf,这是英语,在餐桌的小牛肉变成了法语 veal;在地里跑的鹿 deer是英语,到达餐桌的鹿肉变成了法语的venison……英国人劳力,法国人劳嘴。估计那时“法国人的”都是褒义词,英国人也不会 要求原谅他的“法语”,否则哪里有肉吃。

英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法国人习惯鼓励人们少洗澡多抹香水。我没有法国生活的经验,没有办法考证这种说法的真假。但有一个历史典故却有真凭实据,据说拿破仑知道自己马上要结束埃及征战回到法国时,给约瑟芬有一封著名的信件里写的是“亲爱的,别洗澡,我马上就到家了。”英国人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个个眉飞色舞。

2005年7月伦敦受到恐怖袭击,两天后城市就平平静静地恢复秩序。后来流传一个叫做“法国人”的笑话,说的各个国家在危险的情况下如何提升恐怖警报。

这个故事说:“法国政府最近宣布提升其国家恐怖警报级别,从“逃”提升到“藏”。法国人的正常级别是“举国傲慢”,只有两个更高的级别,那就是“投降”和“合作”。据说警报级别改变源于一家白旗生产厂着火,几乎完全摧毁了法国的军事能力。

不仅仅法国人提高了恐怖警报,德国人把警报级别从“蔑视”提高到“穿军装唱军歌”,他们还有两个更高的级别,一个是“侵略邻国”和“输掉战争”。

看到欧洲大陆的变化,美国人的恐怖警报从“孤立主义”提高到了“找另外一个藏油丰富的国家进行政权更换”。他们更高的两个警报级别是“随便选一个国家进攻,最理想的是那种没有实质的军事能力的国家”和“恳求英国帮忙”。

而英国人呢,最近地铁受到攻击,安全级别从“不高兴”提升到“不满”,据说要进一步提升到“生气”了和“懊恼”,伦敦人上一次“懊恼”是在1940年伦敦大轰炸时,因为下午茶供应中断而使得生活有点不方便。英国人也把恐怖分子从“烦人”从新标为“真他妈讨厌”,而上一次“真他妈讨厌”发生在1666年伦敦大火期间。”

要说英国人都痛恨法国人也与事实不符。准确地说是“精英们相互仰慕,而大众则相互鄙视。”

BBC的主持人J Paxman说英国人精神上饱受折磨,每次从法国旅行回来总是羞愧自己的咖啡屋里没有象法国那样多博学的知识精英们吸着烟斗,喝着咖啡,探讨着重新设计的世界新秩序。虽然这些新秩序实施起来稍微有点不容易。

这相互仰慕中依然有些耶揄,尤其是对法国的政治。英国人对人性的善恶持有些许悲观的调子,而法国人多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英国人制度设计多顺天理顺人欲因循自然强调个体权利,而法国人的政治多见敢叫日月换新天兼济天下的集体情怀。伦敦曲曲弯弯街道满街都是商贾气息,巴黎大道连着大道宫殿接着宫殿到处是王城气派。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几乎就在两个极端上,一个是渐进保守哲学的商标,而另一个则是现代疾风暴雨大革命的版权发明者。人们常说英国人的政治是用英镑计算,而法国人的政治是用人头计算。法国大革命那叫英国这个邻居看得目瞪口呆,群众不高兴了只要大叫三声,路灯!人就立刻被勒了脖子挂到路灯上,那个时候法国巴黎满大街的路灯上都挂了人,成了照亮英国政治文明的火炬。就着这火光,柏克不久后写下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影响后世二百年数代政治哲学家对暴力革命的反思,也为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开了先河。

叔本华讲过一个故事说一群豪猪在寒冷的冬天挤在一起取暖,但是他们的刺互相刺痛,于是不得不分散开。可是寒冷又把他们驱在一起,同样的事又发生一遍。经过几番的聚散,他们找到彼此最合适的距离,既可以取暖又不会相互刺得太痛。这群豪猪就是人。

我猜叔本华观察到的肯定不是英国人,因为英国这群豪猪似乎宁肯冻得哆索,也不愿相互靠得太近,叔本华观察的大约也不是法国人,因为法国这群豪猪似乎宁肯被刺得流血,也不愿冻得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