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我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不喜欢我也可以喜欢； 我不喜欢的东西， 大家都喜欢我也可以不喜欢。 这种我行我素的结果是， 我有时会在偶然的际遇中发现人人皆知的 “新大陆”。

余秋雨就是我在四五年前发现的一片 “新大陆”。

那一次， 我在纽约的一家中文书店闲逛， 书架上的一个书名跃入了我的眼帘： 《行者无疆》。 “很有意境的名字啊！” 我一边想着一边把书拿了下来。 翻开书页， 见是一幅插图， 图中一位中年男士背靠五个轮胎席地而坐， 手举酒杯， 一只脚直直向前舒展， 在透视作用下大得失了比例， 却似在为 “行者” 二字做着注解。 图的下方写着这样一段话：

这些轮胎已经驮着我们走了几万公里， 今夜又要向北极出发， 去碾压世界上最寒冷的土地。 且把它们卸下， 让它们靠墙休息一会儿， 然后举起一杯红酒， 为它们也为自己饯行。

寥寥数语， 透着远行前的宁静与豪壮。 我喜爱这种感觉， 于是翻开了序言。

《行者无疆》是余秋雨的第五部散文集， 已经看过他前四部散文集的人或许对他的写作风格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审美疲劳。 但孤陋寡闻的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行者无疆》的序言是我读到的第一篇余秋雨的文字。 说起来也算缘份， 我一向喜爱冰雪世界所具有的苍茫而纯净的美， 而《行者无疆》的序言恰恰是从雪地里写起的。

从此 “余秋雨” 这三个字记在了我的脑海中。 后来我买来了他的散文集， 自《文化苦旅》一直读到《行者无疆》。 以文化思考的深度、 广度以及视角的宏伟新颖而论， 我从未见过其它任何散文作品达到过同等的境界。 以文笔而论， 我感觉后期的《行者无疆》有一种精致的内敛 (不排除是我初读余秋雨时留下的先入之见作祟)， 而早期的《文化苦旅》似乎太刻意于抒情， 不够自然。 不过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那本文笔相对粗糙的《千年一叹》， 那是他随香港凤凰卫视考察中东、 印度等世界古文明发源地时写下的日记 (《行者无疆》也是旅行日记， 风格却颇不相同， 或许是欧洲比较安宁， 写下的东西也更精致吧)。 我是在上下班的地铁上读完《千年一叹》的， 感触颇深。 余秋雨叙述考察团一行从中尼边境重返国门的情形时这样写道：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 扭头从车窗看下去， 已是万丈天险。 突然， 如奇迹一般， 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 桥很长， 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 立即停车， 引颈看去， 对面桥头有一个白石筑成的大门， 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 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 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 谁也没有出声。 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记得后来在一个访谈节目中余秋雨提到， 在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门的那一刻， 考察团的所有团员 - 大陆的、 香港的、 台湾的 - 都流下了热泪。 这种历经艰辛后重返祖国的激动， 这种跨越政治歧见的情感， 在书斋中是很难体验得如此真切的。

在读余秋雨的时侯， 也知道了一个名词： 余秋雨现象。 这个名词似乎是余秋雨的批评者用来形容 “余秋雨暴得文名” 这一现象， 以供研究的。 不过若干年后， 它的真正含义是否会让位给 “余秋雨暴得骂名” 这一现象， 原先的研究者是否会转变成研究对象， 还未可知。 余秋雨回到故土后， 迎接他远道归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抨击。 一个知名文化人放弃安逸的书斋生活， 冒着生命危险去探寻文明的源泉， 去思索文明的兴衰， 这种行为在他的故土未见多少敬意， 反而被一些批评者说成是由风华绝代的美眉陪同旅游。 这种几乎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充满内斗色彩的丑恶文化生态， 是比《千年一叹》这部著作更发人深思的东西。 有段时间， 我在以海外留学生为主体的 “未名空间” 网站上看过一些有关余秋雨的评论， 几乎一面倒地在用污垢不堪的语言侮辱他和他的家人。 在对余秋雨的批评中，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那就是许多批评者一方面把余秋雨说得一文不值； 另一方面， 余秋雨只要稍作回击， 批评者立即把他四仰八叉地抬回到大师的祭坛上， 拿大师的言论标准来要求他。 余秋雨的有些回击确实也夹枪带棍， 但与批评者的肆无忌惮， 乃至污言秽语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身为大师， 风度、 气质、 学识、 修养， 样样不能少， 少一样不免就沽名钓誉。 于是同样性质的一句话， 批评者说了大家群相喝彩， 余秋雨一说就成了众矢之的。 这是余秋雨与批评者之间许许多多悬殊差别中的一个。

余秋雨的散文集大都以宏观文化课题为内容， 相对另类的是《霜冷长河》， 这是一部人生笔记型的作品。 在《霜冷长河》中， 余秋雨剖析了人类情感的许多方面， 其中犹以对情感阴暗面的剖析最为锐利。 这种剖析在他的自传体作品《借我一生》中也占了相当比重。 《霜冷长河》出版之后骂评如潮， 有批评者表示这部书 “让人失望让人遗憾让人恶心”。 这其中最 “让人失望” 的可能是这本书在多个城市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一。 批评者与其他读者在喜好上出现如此巨大的落差， 与他们的对号入座恐怕不无关系。 《霜冷长河》中的许多文章在普通读者眼里只是一些人性分析， 某些批评者看了却很容易对号入座 (这倒不是批评者自作多情， 我相信在《霜冷长河》的写作动机中， 影射批评者也是其中之一)， 那种剖析越深刻， 对号入座后的感觉就越难堪。

不过， 令人尴尬的是， 余秋雨的那些心理剖析是如此精准， 甚至连他本人也无法逃脱他所剖析过的某些负面心理模式。

二零零零年， 《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对余秋雨的采访， 题为 “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在那之前， 余秋雨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 “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 的文章， 把对他的批评与盗版集团挂钩。 那篇文章在我看来是余秋雨回击批评时一个很大的败笔， 不说是牵强附会， 起码也是以偏概全。 这一点不仅在逻辑上授人话柄， 在态度上自毁形象， 而且为那些与盗版集团无关的他心目中真正的 “文化杀手” 提供了绝佳的反击机会， 可谓是一举数失。 在 “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 一文中， 余秋雨延续了这种把批评者与盗版集团挂钩的思路， 并且说了这样一段话： “人所共知， 全国盗版我的书最严重的地方是湖南长沙， 去年七月我特地遮着脸去私自查访， 黄泥街上满街都是印有我名字的盗版本”。 本来， 这话只需说前半段就够了， 可他却绘声绘色地添了半段。 这段话一刊出登时舆论哗然， 因为黄泥街书市一九九七年就已整体搬迁到了别处， 余秋雨却言词凿凿地说自己 “去年七月” (即一九九九年七月) 还 “遮着脸去私自查访”， 并且还看到 “满街都是印有我名字的盗版本”。 这种杜撰细节的行为， 正是传谣者 - 那个被他本人剖析得淋漓尽致的小人群体 - 的典型行为之一。 虽然对中国的盗版现象稍有了解的人几乎都能断定， 黄泥街书市无论搬迁到什么地方， 无论换成哪一批商贩来经营， 几乎必定还是要卖盗版图书的， 而盗版图书当中也几乎必定不乏余秋雨的作品。 但他杜撰细节这一行为还是立即对他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也为原本就对他口诛笔伐的批评者提供了最好的靶子。

毫无疑问， 在这件事情上余秋雨是有过错的， 但他的一些批评者利用这一过错上纲上线， 企图彻底抹煞余秋雨的信誉， 却也是错误的。 这世上很少有完全不犯错的人， 甚至很少有完全不蓄意犯错的人。 如果一个人一犯错我们就永远剥夺他的信誉， 那世上恐怕没几个人还有资格谈论信誉了。 这一点， 对余秋雨及其批评者同样适用。

在对余秋雨的批评中， 有大量捕风捉影、 刻薄无聊的人生攻击， 但也有有价值的学术批评。 其中最有价值、 且最具客观标准的是对其文史硬伤的批评。 在这类批评中， 最著名的批评者是《咬文嚼字》月刊的编委金文明。 金文明于二零零三年出版了《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 指出了余秋雨的散文集 (主要是《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 中多达一百多处的文史硬伤。 金文明的这一著作， 以及余秋雨针对金文明发表的本质上拒绝批评的 “被 ‘咬’ 者的回答” 一文， 引起了又一轮批驳余秋雨的浪潮。 金文明乘胜追击， 把批评的矛头又指向了余秋雨的学术作品。 二零零四年， 金文明指出余秋雨的《笛声何处》中有一段长达四百三十五字的内容抄袭了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 由于《笛声何处》中该段文字来自于余秋雨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因此金文明声称余秋雨剽窃章培恒的著作， 并且是 “两次作案”。 金文明的这一指控锋芒直指余秋雨的学术人品， 因而极具杀伤力， 余秋雨的各类批评者也趁势而上， 穷追猛打。

但是， 这件事情沸沸扬扬了半年多之后，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 《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 “金文明遭 ‘反咬嚼’” 的文章， 揭开了这桩 “剽窃” 案的真相。 真相其实非常简单， 简单得令人吃惊： 那就是余秋雨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中根本未曾剽窃他人著作， 被金文明指责为 “剽窃” 的那段文字不仅在排版上用了引文特有的异体字， 并且清晰地注明了出处。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获悉读者提供的这一情况并查证之后打电话给金文明， 金文明回答说他当时只对比了书里几段话的内容， 并未查看注释。 说人家剽窃却不查看注释， 甚至连排版所用的异体字都视而不见， 一桩轰动一时的名人剽窃案就这样快速出炉了^[注一]。 更发人深思的是， 在整整半年多的时间里， 无数人对余秋雨口诛笔伐、 落井下石 (其中包括金文明本人的连续追击)， 却无一人核对原文。 而且， 这一事件被揭露至今一年多， 转载真相的网站寥寥无几， 当初被记者问及时曾表示 “正准备找机会在哪篇文章里说明一下” 的金文明似也一直未找到机会作说明。 在 Google 中搜索 “金文明遭 ‘反咬嚼’” 这一标题， 总共只有十来条结果。 而批评余秋雨的文章， 即便是通篇谩骂的垃圾文章， 各网站都争相转载、 热烈回复。 这是我们的文化生态令人寒心的地方， 对余秋雨有利的东西， 哪怕是真相， 大家也默不作声、 置若罔闻； 对余秋雨不利的东西， 哪怕是谣言， 大家也群起附和、 落井下石。

我举这个事例， 是为了与前面提到的余秋雨在黄泥街书市一事上的错误相比对， 而不是要抹煞金文明对余秋雨的批评。 正如我不认为在黄泥街书市一事上的过错足以抹煞余秋雨的全部信誉， 我也不认为炮制虚假剽窃案一事可以抹煞金文明的全部信誉 - 尽管炮制虚假剽窃案在情节上严重得多。 在余秋雨的批评者中， 金文明依然是考证最为严谨、 观点最有价值的。 我二零零四年回国后带回纽约的唯一一本文科类图书就是金文明的《月暗吴天秋雨冷》 (《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增补版)。 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发表前后， 虽然都有人进行反驳 (其中包括余秋雨本人)， 但我见过的所有反驳加在一起， 也只涉及到金文明所提文史硬伤的一小部分， 比如对个别词义的理解， 或对个别人物生平的考证 (余秋雨曾多次提到有人进行过 “逐条驳斥”， 但他语焉不详， 而我从未见过足以支持这一说法的资料， 因此无法在本文中予以认同)。 即便把那些有争议的部分全部除去， 剩下的硬伤依然很多， 其中许多都是引文差错、 张冠李戴之类毫无争论余地的硬伤， 纵使武侯复生， 恐也难以辩驳。

在针对余秋雨的所有人品批评中， 最有力的就是有关余秋雨 “拒谏” 的批评^[注二]。 就我所知的资料来看， 余秋雨从未公开承认过除笔误与排版错误外的任何其它错误， 因此这一条确是抓到了软肋。 余秋雨的许多散文都是在长途跋涉中写下的， 不可能象在书斋中做学问那样广泛查阅资料， 许多东西只能凭记忆。 因此出现文史硬伤并不奇怪 (不出现倒是奇怪的)， 也不丢人。 这其中对一些有争辩余地的问题坚持己见也未尝不可， 但对于引文差错、 张冠李戴之类的错误也拒不接受， 则不仅有违做学问的严谨求实精神， 对自己的心血也是一种糟蹋。 余秋雨的每一部散文集都有再版的机会 (有些已多次再版)， 却固执地把许多低级错误留在书中^[注三]。 时至今日， 批评者的指责固然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余秋雨自己也多次撂下狠话批驳对方， 这在很大程度上断了自己的下台阶， 使自己骑虎难下， 关闭了修正错误之门， 实在很令人惋惜。

余秋雨的 “拒谏” 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不过人无完人， 如果必须要在一个 “拒谏” 的余秋雨与一个不发表任何作品的余秋雨之间做选择，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在一定程度上， 我认可余秋雨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就是： “对大量非专业的年轻人来说， 没有必要过度地沉溺在浩如烟海又真伪难辩的古代文史细节间”。 就我自己的感受来说， 当我读完余秋雨的几部散文集后， 我记住了什么文史细节吗？ 几乎没有。 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那种历史的悠远意境， 一种来自中华文明的沧桑的美感。 当我看完《千年一叹》， 我感受到的是对中华文化的珍视。 我不敢说自己的具体感受有多大的代表性， 但我相信对文史没什么兴趣， 却因秋雨散文的吸引而多了解了一些中华文化， 或对中华文化多了一份珍惜与亲近的人不在少数。 对这部份读者来说， 读余秋雨的散文就像张无忌看张三丰演示太极剑法， 看完后忘掉了剑招， 却体会了剑意。 我觉得一个人的作品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就是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这种贡献绝不在那些文史细节一丝不苟， 却晦涩难懂、 乏人问津的学院式作品之下。 余秋雨的文史硬伤既不容忽视， 也绝不象批评者渲染的那样贻害无穷， 仿佛他一写错， 中国的文化就被颠覆了。 文化的生命力从来就不是寄托在单一文人身上的， 它是一种群体的智慧。 两年多前， 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刚刚发表， 网上对余秋雨的批评谩骂铺天盖地， 那时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兼容并蓄、 博采众长。 我们既应该容得下金文明的东西， 也应该容得下余秋雨的东西。 余秋雨不承认错误是他的不是， 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没有机会识别那些错误了， 因为我们还可以读金文明的文章， 还可以读许多其他人的文章。 一种文化的博大之处就在这里， 它不是由一个人来设计和仲裁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弱点， 不仅学问和推理有弱点， 人性更有弱点。

不过， 余秋雨对文史细节所持的观点虽然不无现实意义， 但我并不认为那种观点可以为他的 “拒谏” 开脱。 非专业的年轻人虽然不必沉溺于文史细节中， 甚至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本人因时间精力所限， 在文史细节与文笔立意上有所取舍也可以理解。 但将文史细节与其它方面的努力无条件地对立起来， 甚至在别人已经对文史细节进行考证后仍无条件地加以拒绝， 还恶意诠释对方的意图 (对于学术讨论来说， 意图与内容本就应当分离， 哪怕对方真是恶意， 只要考证有效， 也应当予以承认)， 则有失公允。

余秋雨迄今所写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借我一生》， 那是他的自传体作品， 他将之称为记忆文学。 这部作品在对亲情的描写上非常感人， 在对人性及社会的思考上也极其深入。 《借我一生》与他前两部作品所受的待遇相当， 也是在正式发行之前就已遭到抨击。 有些批评者甚至连他书中提及迟浩田将军时用过一个带引号的 “老战友” 这样的用语都要上纲上线。 当然批评和质疑最多的是这部作品的真实性。 对于那些批评， 我的看法是： 只要它们是建立在可以核实的证据或合乎逻辑的分析基础上的， 就是有探讨价值的。 每个人的自传都可能有美化自己的成份， 有些是蓄意的美化， 有些则是记忆本身在不知不觉间对往事的美化。 但总体来说，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 那就是余秋雨在书中记叙的一些事情， 比如在农场时用身体去堵洪水， 在上海戏剧学院任院长时主动住大家不肯住的房子， 在仕途亨通时主动辞职， 在有条件享受安逸生活时甘冒艰险去探寻文明的兴衰， 象这样的事情， 一个文人哪怕只做过其中一半， 回首时就足可傲然。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道： “朋友们都知道， 我是一个能够原谅一切的人， 心底不留隔夜之怨”。 但是《借我一生》除了披露自己的生平经历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余秋雨对批评者的一次总回复， 许多隔夜之事不仅留下了， 还详加叙述、 细加点评。 因此他的这句 “原谅一切” 遭到许多人的嘲讽。 余秋雨在全书快结束的时侯影射金文明在文革时的作为， 变相打击他对自己的 “咬嚼”， 却没有提供任何实证， 这是很不光明的做法。 他也提到了与古远清的官司， 并且说官司打赢后， 因同情对方的经济状况而放弃索要经济赔偿， 甚至 “好人做到底”， 连让对方登报道歉也免了， 但对方却 “在湖南卫星电视上乱说这个案件”。 关于这件事， 我不知道背后的是非曲直， 无法评说。 不过， 如果是非真象余秋雨所说， 并且是他彻底赢了官司， 那么他对这个官司的处理方式我很不认同。 要表现宽容， 就别打这样的官司， 既然要打官司， 而且是为了 “想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什么是法治” 而打官司， 并且打赢了， 就应该让法治的结果大白于天下。 即便同情对方的经济状况， 也应该让对方先履行法律责任， 然后把钱退还。 简单地放弃一切， 却跑到自传里来讲述一个 “农夫与蛇” 的故事， 又如何能 “让知识分子认识到什么是法治” 呢？ 因此余秋雨的这段描写真假如何我虽不敢妄言， 但这是整部作品中最让我觉得做作的部分。 其实， 一个人没必要原谅一切， 有些人有些事可以忘却却不可以原谅。 如果真的对某些事厌倦了， 相忘于江湖才是最好的了结。 反之， 若真觉得某些事邪恶得必须宣战， 那就不要手软， 不是说 “除恶便是行善” 吗？

余秋雨曾经表示《借我一生》将成为他的封笔之作^[注四]。 他在《霜冷长河》之后曾多次作过类似的表示， 却从未真正封笔， 我希望这次也不例外。 如果他觉得没什么东西值得写了， 那封笔未尝不可。 不过， 从他过去几次宣布封笔的情形来看， 我觉得是带有赌气的意味， 因此我希望这次封笔也只是一时的情绪。 许多批评者嘲笑他的一再封笔及一再复出， 我记得篮球明星乔丹， 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等也都在退役与复出之间有过反复。 不喜欢的人会说那是炒作， 喜欢的人会说那是割舍不下。 余秋雨先生是从戏剧学院出来的， 我不懂戏剧， 但听说一个好的戏剧演员有时需要多次谢幕， 我希望这次不是他的最后一次谢幕。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写于纽约
http://www.changhai.org/

注释

[注一] 需要指出的是， 《笛声何处》一书的确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 这是出版社在未经余秋雨许可的情况下所做的擅自删除， 这一点已由《笛声何处》的责任编辑向《南方都市报》证实。 应该说， 金文明在发现《笛声何处》的引文没有出处时怀疑余秋雨剽窃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核对《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之后还发表 “两次作案” 的指控 (或者如他所说在核对时没有查看注释)， 显然是极不负责的 - 如果不算蓄意诬陷的话 (从《南方都市报》记者向金文明查证时后者没有表示惊讶的情况来看， 蓄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这也可能是记者省略了对金文明反应的详细描述所致)。 至于余秋雨本人为什么半年多来一直未回应， 他助手的回答是： “只要找到《中国戏剧文化年谱》翻一下， 任何人都能够发现金文明说法的谬误， 所以没有必要去回应”。

[注二] 另一类很轰动的批评是针对他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 不过这方面大家各执一词， 谁也无法举出过硬的证据。 比如批评者指责他参与了 “石一歌” 写作组， 但因为那是写作组而非单一作者， 因此谁也无法举出余秋雨写过的具体不良文句加以指控 (即便举了， 只要不是手迹， 也未必有说服力)。 这方面的争论在近期内估计不会有结果。

[注三] 不过， 有些错误本身虽然低级， 但余秋雨在错误之上作过发挥， 甚至有过立论。 因此那些错误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 修改起来难度不小。 但即便如此， 只要错误属实， 是没有理由不修改的。

[注四] 有关这一点媒体上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 二零零四年七月《新京报》曾引述余秋雨接受该报采访时的话说 “我将退出文化圈， 不仅是封笔， 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余秋雨在《鲁豫有约》节目中表示了以言代笔的意思； 二零零五年余秋雨则表示 “我有可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写书， 要认真地思考， 但绝不是封笔” 及 “最近是没有写东西的计划， 但并不代表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