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常说，我养了一儿一女。这话一讲，羡慕得肚子不按龙凤胎生产的太太们直流口水。最羡煞人的是我太太的大儿参加了工作，幺女念了高一。这老妈还不是一只手向儿子收孝敬，一只手给女儿派活干吗？太太们又是一阵啧啧声，当妈的混到这份上，也算是出头了。可是我太太还是满脸的委屈，双手的辛劳。原来她的“大儿子”不是别人，是老公我。

    太太这样讲我没法翻案。在她眼里，我和女儿没两样：不知道维持家庭整洁，一对玩伴分不出谁大谁小。换下的衣服随地扔，家里我的办公室和女儿的小姐闺房满地是东西。进我的办公室，要沿着崎岖的“胡志明小道”，才能安全抵达办公桌旁；如果你踩到一只臭袜子或运动裤，不算运气差，有一次女儿进办公室就让地上的一本大书绊了个筋斗。

    至于我家小鬼子的房间，更糟，你没法进，连羊肠小道都没有。我进去前常说“凯，把地上清一条路来”。她说：“Lauren, Jackie, their rooms have three layers”（劳蕊，杰奎琳的房间地上铺了三层东西）。这话不假，和其他小鬼子相比，她的房间算是“整洁”的。

    就这样烂房间，她还不让你进去玩。从小学起，她就在门上贴了好几张主要是针对老爸的条子：“Knock the door before you enter”（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Don't disturb!”（请勿打扰）。老爸我闯进了几次，门上又多了一条，“Enter at your own risk”（后果自负）。

    我跟女儿是谁都不谦让谁，我没老爸的风度，她没有女儿的“孝顺”。譬如，起居室有把逍遥椅，老爸我在新长征路上前进累了，常常想躺一躺，这小鬼子抢先占着不肯让，全不顾“天大地大不如老爸的恩情大”。老爸也是调皮鬼出身，我就大叫一声，“凯，你的电话，楼上接”。小鬼子被王二小领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傻嘻嘻地跑上去，马上又跑下来说，“对方把电话挂了”，我躺在逍遥椅上说“真的吗？”到底嫩了点，这小鬼子哪比得上你我这样初级阶段的老革命呢？

    孩子长大了，在公共场合不好意思当“乖乖女”。我们一起去学校参加活动，她就不乐意听老爸的耳提面命，生怕同学看见了。有一次居然跟老爸急眼了，我感到很伤自尊心，那时她还是小学四年级。回到家中我立刻摆出“组织上”的架子，“三讲”侍侯，“讲老爸，讲服从，讲传统”。写检讨，书面的，要深刻。

    也怪我平时抓子女成长是一手硬，一手软，小鬼子长期缺乏思想教育，正面引导，“检讨”这种在国内普及了几十年，从中央机关到幼儿园都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她居然听了半天才明白什么叫“检讨”（Behavior Review），说在学校没写过，可不可以不写？

     写！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掉了一阵眼泪，磨了一下午的功夫，在妈妈的帮助下写成了一个英文版的检讨。就事论事，没深挖思想根子，倒有点挖苦中国文化的意思，说什么“中国文化要求我尊重我家的老人（Chinese culture requires me to respect my elders）”，好象我是拿岁数乞讨尊敬似的。幸亏我还从没有干过中顾委。

    其实，她这错误往轻处说是资产阶级面子思想作怪，往重处讲就是目无组织，摆脱上级的正确领导。当然，自家儿女我也不能计较太多，按人民内部矛盾放她过关了。检讨贴在我的卧室墙上，太太说了几次要取下来，被我斥为“小资温情主义”，后来搬家时不知道让谁扒拉去了。

    那时她小，还老实写了一份检讨。进了中学，早不吃老爸这一套了。写检讨的事一提起，抬不起头的是我，大家说是“缺人性教育”。有个中国老爸对付公共场合不听话的孩子另有一手：他说，不听话我就唱中文歌，小鬼子马上就投降了。老爸要真是抖起那付破锣唱起来，孩子的小脸还往哪里搁？

    前年圣诞，女儿要我买个计算机给她做礼物，我痛快地答应了。记得她当时还高兴得亲了我几下。机子买回来了，我说，“放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懂计算机，义务替你做维护。”，这样的好事还用想吗，她没眨眼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正在新机器上享受，这小鬼子一付老板样子，大摇大摆地进来了，说“我要上机了”。

    我眼皮没抬，说，“没见我正用吗？”

    她大气地说，“It is my machine. I want it now（我的机器，我现在想用）”。

    我说，“你绝对正确（You are absolutely right。）。可你的机器住我的办公室，我没向你这个东主（owner）收租金，算是你出机器我出办公室。咱们这是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分享资源。”小鬼子一想也对，出去了。这美国佬又算账，又讲理。以后每次用机器都要经过老爸批准，因为我的办公室也是“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终于，小鬼子说，这机器等于老爸给自己买的。            这小鬼子好逗也不好惹。有一次，我教育她，一急嗓门就大了，小丫头也扯开了嗓门；我一拍桌子，她也拍。把我气昏了。我说，你敢对老爸拍桌子；小丫头说，你敢对我拍桌子。我一下就楞住了，还有什么话可说？自己输了理。总不能又说按中国传统岁数大才可以拍桌子吧？更不能说我养你，该拍桌子？我要是不讲道理，干脆给小鬼子扣一个“逆子”帽子代替道理，她会觉老爸的脑子有病。

    家庭里讲道理时是人人平等，我不能拿出岁数，功劳来作公理，说些“没有天哪有地，没有我哪有你”之类的狗屁话。小鬼子面对暴力时，不是吃了亏告父母或老师，而是迎头痛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居高临下地教训她，免得把老脸丢了。

    社会变了，为什么一些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这里被认为是不正常？

    伴孩子在美国长大，开始理解了为什么美国人与我有许多的不同，原来我们从小被教育成了不同类型的人。伴孩子在美国长大，我才了解更多的美国文化的基础，美国人的一些做人的底线。

    现在刚进高中的她，给老爸讲话常常端着教授的架子，口气中带着对无知的宽容。趁我坐着的时候，故意走过来摸摸我的头顶，说些大牌的话，“Good boy, relax.”（好孩子，放松点）。有时也是原形毕露，我们为陆文斯基事件争论时，她辩不过老爸的强词夺理，手里的香蕉皮就扔过来了。

    小鬼子喜欢在饭桌上跟我聊天，谈历史，政治，文化。她爱读书，有不少新鲜的看法，这父女俩说不上是谁受益更大。我有了困惑，也愿意跟小鬼子讲，她从不胆怯承担起教导老爸的责任。遇到她也没主意时，她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Literature Search），再做建议。

    太太常常说，你该维持爸爸的体面。来不及了。我把小时候逃学，打架，恶作剧的故事都讲给小鬼子听，早没体面了。这些故事小鬼子又讲给她的同学听，同学说“Your Dad is cute”（你老爸可爱）。

    小鬼子最喜欢听的是老爸认识妈妈前和女生约会的故事，不时还会调侃两句。老妈不在现场的时候，她也能做出一付感动的样子，并说些“你当时若能请教我就好了”。她这些马后炮让时过境迁的老爸平添一份知己的温馨。

    问小鬼子今后要嫁什么样的人？ 她说只知道不想嫁老爸这样的人，因为爸爸不喜欢做饭，东西没有收拾，经常躲在办公室里，缺点太多。太太安慰我说，不要难过，我当初也是不想嫁我老爸那样的人，才花了眼挑了你吗？

    跟女儿当玩伴，聊天，对我是乐趣多多，找回了在功名和谋生挣扎中失去的天真和童趣。一闭眼女儿跚跚学步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一睁眼再有三年女儿就要上大学远走高飞了，时间过得真快，老爸我得抓紧时间约小鬼子一起玩，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摘自《我家有个小鬼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