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美国学中文断断续续已经有八年了，为了教她学中文，我们是动手早，干劲大。八年前，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专门给海外儿童学中文编的教科书，我们就请人从国内带来了全国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太太说我的小学语文成绩太差，自告奋勇地当了女儿的语文老师，我干上了助教。

    每周一课，拼音，造句，背课文，做完课本作业还有配套的辅导书。老爸们，不容易啊，这小妞是学一课忘一课，还得帮她复习，想到愚公移山的精神，女儿成凤的前景，一咬牙当爸妈的也是认苦啦。

    教小鬼子学中文是苦中有乐。毛主席说“教育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八年前，中国的小学课本还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很多课文是歌颂伟大领袖和英雄的文章，我家小鬼子缺乏阶级感情，记不住英雄们，背课文时老是把人名搞错。

    她学全国小学语文第三册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课“温暖”，讲的是周总理和清洁工人；第三课“收稻谷”，讲的是毛主席从小就心痛穷人，下雨时帮助邻居毛四阿婆收谷子；第四课“诚实的孩子”，讲的是列宁小时候可老实啦，把姑妈家的花瓶打坏了，开始赖帐，后来也承认了。

    这几篇课文让她一背，张冠李戴，把周总理派去收谷子，说毛主席是个老实头。她妈妈不乐意了，通不过。其实，小鬼子背课文只是为了学语法和词汇，人名记住了也没用，老爸我一贯就会出好主意，要她遇到课文中有记不住的人名干脆就换成“王伯庆”，省事。

    第二天下午，象往常一样，女儿站在公寓楼的走廊上，朗读课文“温暖”：“天快亮了，王伯庆走出人民大会堂。他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他刚要上车，看见远处有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走过去，紧紧握住工人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清洁工人望着敬爱的王伯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楼里住了好几户中国学生家庭，大家听起来很不习惯，心想你爹跟大家一样从免费报纸上剪折扣卷买东西，谁敬爱他了？小鬼子不知道群众有看法，还照读不误呢。打那以后，她的阅读有所进步，只是苦了老爸我，一会儿代替朱总司令去井冈山挑粮，一会儿代替毛委员去打土豪扩红。有一次她读到课文“刘胡兰”时，干脆把老爸的脑袋给砍了：

    只听她朗读道：“王伯庆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王伯庆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才十五岁。”

    如果你以为做老爸的这样牺牲奉献，小鬼子又这么一往无前，她的中文一定不错啦，那你就是错把一当成十了。她是学了后面忘前面，记不住。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请她在家里的常用电话单上找一个朋友的号码，因为是中文名字，她硬是找不到。

    中文的同音不同字也把她给搞糊涂了。一天，我在家里找飞机票，用中文大声问：“我的机票呢？”小鬼子没弄懂，说：“Mom, where is Dad's chicken ticket?”（妈妈，老爸的鸡票在哪里？）

    每次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登有小鬼子们写的汉语文章，做妈妈的很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够达到人家孩子的水平。娃娃是自己养的，做父母不会说她笨。她从小是个读书迷，她在美国的洋学堂里创下过英文阅读的学校记录，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读过，还会背“黛玉葬花”，你别当真，全是英文版的。

    学不好中文的主要原因是她没有动机，不往脑袋里去。 再说，就算记住了一些也没地方用，久了还得忘。在美国的中国小孩之间都只讲英文，在家里也喜欢讲洋话，中文读写更没有机会练啦，所以，她学的中文知识就象肩上的担子，有机会她就撂路上了。

    当年我们在中国就为什么就把英语给记住了？那是因为想出国，干劲大；再说周围的人都在学，搞个英语角什么的，没出国就可以扯俩洋嗓，有那单词量大的主，在国内就不跟你我罗嗦汉语了。听讲，在台湾说话时能捎带上洋词（日文也算），才是见过市面的人物。

    我现在义务给一个美国学生指导中文学习，她在华盛顿大学修了两年中文，虽然中文口语不好，但是认得的汉字似乎比我女儿还多，下个学期还要我指导她学“论语”（英文啦）。她想成为一个中医针灸师，所以干劲很大。而我的女儿将来想学西医儿科，又要在美国生活，中文跟她的事业关系不大。   

    因为小鬼子不想学中文，我们教她是越来越没劲了，有一种“竹蓝打水一场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本想送她去当地中文学校，可是那学校是台湾驻美文化处赞助的，用的是台湾教材，繁体字不说啦，全是歪瓜裂枣的注音符号，没法学，女儿就停学了两年。待到我混进华人协会后，窃取了教育“大权”，从中国领事馆买来了专门给小鬼子们编的汉语教材，请了来美国中学教中文的北师大附中的交换老师兼职，办起了简话字拼音班，女儿才又恢复了中文学习。

   我们也把她定期送回国内渡暑假，今年从国内回来，在家里也多讲四川话，对Family Tree（家谱）的兴趣很大。现在我们只能要求她会说中文就可以了，读写能力有一点算一点，不敢奢望。

     这次过圣诞，让她给外公写张问候卡，在楼上憋了半天，拿下来是这样写的：“外公外婆，你妈，年好，这里的雨下得又多又大，不好玩（儿）。”应该是“外公外婆，你们好吗？新年好”。她还卖弄地说：“‘儿’加括号写出来是帮助讲四川话的外公学说Mandarin（普通话）用的。”

    虽然女儿的中文达不到阅读水平，通过阅读英文版的中国书籍，她对中国文化也有所了解。再有，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带有的中国文化成分，会比学中文对孩子的影响更大，这是小鬼子们观察中国文化的主要窗口。

    其实，她要在美国长期生活，学会中文读写真的不是为了实用。要孩子学中文，是我这个第一代移民的“祖国情结”，也是希望能跟女儿用母语交流。在家里跟孩子讲四川话，感觉上是多了一份亲切。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张口说中文都不行了。可怜老爸我的一厢情愿，熬不过岁月的风吹雨打呀。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也让我止步于大国臣民顾影自怜的阴影里，使我对投身于美国政治缺乏热情，有一种做客的心态。鼓励孩子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好事，但是父母的文化情结，不应该成为孩子在美国当家做主的认同障碍。

    无论我们的愿望如何，女儿把中文学成什么样子毕竟还是她自己的事。即使小鬼子们成了“黄皮香蕉”，这也是华人后代在美国的阳关大道，美国毕竟是他们的国家，英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嘛。

    斯民如土，青山处处。

    摘自《我家有个小鬼子》。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