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臺北飛到香港新機場，再坐廣九直通列車就到了廣州天河車站。到廣州是去會壹位朋友，我也想看看中山大學。

    我對中大的了解，源於我對近當代廣東的興趣。近代廣東有過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孫中山等政治人物，更有過“嶺南畫派”的高奇峰，作“思鄉曲”的馬思聰，導演“漁光曲”的蔡楚生。還有那悠悠歲月中不變的“吃早茶”。

    胡適先生早年說，中國封建文人好用口號和空話來管理國家。現在呢，我想長進不大，什麼“振興中華”，“翻兩番”，“初級階段總路線”，沒有口號似乎就過不了日子。廣東人不那麼熱愛口號，比較實際，這就是廣東的可愛之處。在近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內地的讀書人在忙於爭論姓“社”或是姓“資”時，廣東人得風氣之先，心胸開放，埋頭苦幹，廣東產品走紅全國，廣東經驗北伐中原，給中國大陸開辟了又壹條富民之路。

    走在中大的校園裏，路邊挺拔的椰子樹，壹派南國風光，正碰上畢業生穿著學位禮服在校園裏留影，歡聲笑語又把我帶回了幾天前在臺大看到的此情此景：四年埋首，二十出頭，生活的美好都在前面。風華正茂真叫人羨慕，眼睛看著就是壹種享受。

    1924年9月，廣東大學改名為中山大學。建校初期，孫中山每周到中大演講，並題校訓：“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現在中大立的校訓牌把那個羅嗦的“之”去掉了。中大還有壹處碑文，寫的是孫中山先生1923年12月21日來廣東大學演講的壹段話：“學生要立誌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是中山先生有感而發。

    1923年10月，直系軍閥曹錕賄賂議員，以1350萬元“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身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廣東）大元帥的孫中山痛心民國政治腐敗，號召學生做大事不求做大官。中山先生下定決心，改組國民黨，打到軍閥，重建民國。這次演講後的壹個月，即1924年1月，國民黨壹大召開，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揭開了國民革命新的壹頁。孫中山先生的這段話成了後來政客們要求追隨者的名言，出處原來在中大校園。

    我也去看了中大的陳寅恪故居。早年，梁啟超，王國維與陳寅恪是人稱清華國學研究院的三大師。陳寅恪49年後避亂由清華去了嶺南大學（後並入中山大學）。那時的嶺南大學是人才濟濟：離開北京不去臺灣去了嶺南的還有，國際知名的放射學權威謝誌光等壹批北平協和醫學院教授，即後來中山醫學院的八個壹級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首任數學所所長姜立夫。

    “重視”讀書人的國民黨政府48年底到49年發起了“搶救大陸學人”的行動，然而，失去了民心的腐敗政府最終也失去了讀書人的合作。再說，國民黨大勢已去，壹個小島又能挺多久呢？

    陳寅恪的故居是壹棟二層小樓，紅磚黑瓦，綠樹環繞，四周是草坪，當年是兩家合住。壹條小土路通向正門，左側有壹條醒目的白色水泥路通向樓的背後，這就是著名的“陳寅恪小道”。

    這條路是1956年建成的。從朝鮮戰爭中喘過氣來的中國政府要大搞建設：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說知識分子的地位關系到新中國建設的成敗；5月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9月中共八大召開，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的需要和生產力的不足的矛盾，於是知識分子受到善待。

    1956年的那個春天，中山大學就為陳寅恪修了這個專道，因為陳的視力只能辨淺色，故把水泥路塗上白色。不僅如此，還專門為陳設了高稿費，可調用學校的小車。受到優待的知識分子們不再計較曾有的委屈，忘記了昨天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忘記了被批判的紅學家俞平伯和被收監的胡風分子。大家歡呼“科學的春天”的到來。

    這時的陳寅恪也許不後悔當年拒絕了梅貽琦和傅斯年的多次邀請去臺灣吧？

    然而，人們必須為自己的健忘和縱容付出代價。共和國的這個“春天”太短，1956年11月，蘇聯出兵鎮壓了“匈牙利反革命復辟”；12月毛澤東拋出“新矛盾說”，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轉為敵我矛盾；1957年全國掀起了鎮壓知識分子的“反右”鬥爭。壹批敢說話的讀書人被清洗了，不談政治的陳寅恪也被他的學生貼了大字報。

    以後陳寅恪更是批判的對象，他死於1969年11月，比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早死了7天。應該說，由於陳寅恪的名氣太大，當局對他網開壹面，他所受的待遇要比許多人“好”，所受的批判要比許多人“少”，大多數讀書人就沒有他那麼“幸運”了。如果我們想壹下人民群眾（包括讀書人）在侮辱人格方面迸發的熱情和創造力，就會深深地同情那壹代被迫害人所遭受的羞辱。

    值得同情的又豈止是受迫害者呢？迫害者和縱容迫害的民族從中收獲的也只是愚昧和貧窮。

    當年不肯嫁“春風”，無端卻被秋風誤？不知道1957年和1969年的陳寅恪在想什麼？如果時光可以倒退到1949年，歷史學家的他又該何去何從呢？

    也許他還是不去那個小島，臺灣的李敖和柏楊不也因為言論自由進了老蔣的大牢嗎？在中國做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難，讀書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就象太監褲襠裏的那玩意兒，擺擺樣子可以，妳不能真幹。

    我在這條白色小道上留了影，它有壹個那代人的普通故事，這樣的故事許多中國家庭都有。惡夢醒來是“早晨”，很多人願意相信“不要糾纏歷史舊賬，要向前看”的諄諄教導，可曾幾何時，“清除精神汙染”，“抵制和平演變”，又舊戲重演，似乎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過去”。

    這個二層小樓的下面現在是中大後勤部門占用，樓旁立了個紅色大理石的牌子，說明是“陳寅恪教授故居”。碑文的三分之壹的篇幅說，“從四十年中期開始，陳寅恪教授視力嚴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學校專為他修砌了這條小路。塗上白漆，方便辨識，還在房屋東側的路口設了壹道護欄，以策安全。”

    只可惜這條小路後來的故事不得不省掉了，不知情的人讀完碑文後也許會羨慕陳寅恪余生的“恩遇”了。我想起了陳寅恪的壹句詩：“是非誰定千秋史，哀樂終傷百歲身。”

    原載《華聲月報》99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