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过去二十年了，对这场荒唐运动的记忆也开始褪色。关于文革的混乱，有人归于政府组织的被破坏，特别是文革初期的疯狂。其实，文革也是中国痞子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群众运动的荒唐可以回溯到更早。

    让我们来看看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山东有个叫朱红灯的人，自称是明皇后裔，想“灭清复明”，公开却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利用巡抚毓贤仇洋，在山东发展义和拳，后改名叫义和团，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以杀洋人，毁教堂联络百姓，勾结官府；一时酿成山东大乱，教案迭出。朝廷派素有“能员”之称的袁世凯接替山东巡抚，一上任，老袁就把朱红灯的脑袋给砍了，用那些“刀枪不入”的义和拳众试刀枪，杀得拳众鸡飞狗跳，偃旗息鼓。

    那时，天津洋人嚣张，民心浮躁，慈禧对拳民剿抚失措，1900年义和团趁机北上“抗洋”，漫入直境，一时间把天津闹得污烟瘴气，义和团成了天津事实上的权力机构。在天津遇到义和团众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有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乱刀砍死。“天下第一坛”的掌坛人张德成（相当于首都红三司总勤务组一号勤务员〕出门坐绿呢官轿。

    时逢维新失败，帘政再降，洋人不满，慈禧以为民心可用，能把洋人压下去，义和团又得势于北京，横行霸道。义和团装神弄鬼，估吃霸赊，京津民众苦不堪言。

    一天，拳众在笃信义和神功的端王的带领下，闯入大内清理阶级队伍，要检查慈禧身边的太监宫女是否二毛子，在每人额头上拍一下，额头有十字纹出现的就是二毛子，当然一个也没有发现。【注一】未经拍额，拳众就断定光绪帝是二毛子，要杀光绪以清帘侧。【注二】

    义和团攻打北京西什库教堂，刀枪不入的硬功在洋枪面前不灵光，还让洋人练了活靶。久攻不下，军机大臣刚毅问为何法术不灵？义和首领说：“镇物太多，教堂顶楼有太多的光腚女人，把法术破了。”【注一】打不过大毛子，就到闹市去逞威风，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注二】

    国家积弱，列强环伺，内乱加重外侮，八国联军借口保护使馆，登陆天津。义和团在京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义和团的头目李来中又伪造洋人照会，“要慈禧归政，并替清庭代收天下税粮”，激怒慈禧对列强宣战。庚子之乱按清庭上谕的总结：“纵拳肇祸”。【注二】

    北伐时期，湖南农村发生了又一场群众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这场湖南农运跟迷信，封建和帮会意识无关。湖南农运，最初是会员们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支持了北伐军事行动，最后发展为摧毁国共合作的一个主要因素。国民党看农运发展为“痞子”运动，遂退出农运，中共领导们对农运也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因湖南农运的领导人后来主宰了大陆的新生红色政权，湖南农运就成了钦定的运动样板。毛泽东先生曾是农运讲习所的组织者与教师，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以下简称“湖考”【注三】）的思想和语录又成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座右铭。湖南农运是不是痞子运动呢？

    那时，湖南农会有两百万会员，代表着一千万群众（湖考），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下，农会成了农村的权力机构。根据毛泽东的调查，农会的办事人员一半来源于赤贫农。赤贫农是全然失业，无土地，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出去打工，或当乞丐。（湖考）

    这群在本村没有人愿意雇佣的人，多半是好吃懒做之辈，这种人在农村就被视为痞子。一听说干农会领导不劳动就有好饭吃，还威风（“工农万岁”，当地人叫农会领导为“万岁”），所以这帮人就踊跃办农会，越激进越当领导。毛泽东辩解说：“据衡山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变得很好，...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坏习惯。”（湖考）

    农运真的能把痞子们变得“很好”吗？让我们来看看农协干了些什么？

    “打倒土豪劣绅”。“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外界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湖考）这也许是毛泽东一惯主张的红色恐怖。农会成立了“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可以逮捕，监禁，审判，杀人。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就被处决了。中共领导人李立山的父亲是一位温文尔雅，心地善良的老人，再三表示跟儿子的共产党走，拿着李立三给湖南省委的担保信，担保老人拥护农会，高高兴兴从武汉回乡去，照样让当地农会给处决了。【注四】名人共属尚且性命难保，其他蚁命何足挂齿？正如湖南望城县的一位后起之秀雷锋所说：“对待敌人要象冬天般的冷酷无情”。

     什么是土豪劣绅呢？毛泽东当时有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真按毛泽东的说法，湖南农村人口的10％的地富农，20％的中农（自耕农），均在该杀该斗之列。张国涛反问：“有地的自耕农也是土豪吗？你毛泽东也是农村的一个乡绅，你是劣绅吗？”毛泽东哈哈一笑。【注四】

    北伐军官很多人是湖南乡下的富家子弟，农会把他们的老爹给斗了，杀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动”军官们积极推动南京的蒋介石清共，促成武汉的汪精卫分共，而长沙的许克祥首先起来响应上海“四一二”事变，大开杀戒。

    “减租减息”在农运中变成了不交租不还债，破坏了农村的租贷信用关系，农民们因此而缺乏生产资金，造成减产，文革有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谷米阻禁”是停止谷米外运，降低产地谷价。这样做停止了农村的主要商品流通，搞得城市米价大涨，影响北伐军粮，也使农村无钱购买生活用品。

    “破除乡村陋习”演变成了毁庙宇，拆祠堂，当之无愧是“破四旧”先驱；鼓动婆娘造老公的反，文革时叫做“一条被子盖不住两个阶级”；逼寡妇改嫁，想来是便宜了娶不上老婆的农会地痞；强迫妇女剪发。

    毛泽东欣喜地说到：农会成员“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竞在乡村中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湖考）

    这群鲁迅笔下的阿Q们，怎么就成了农民革命英雄呢？。毛泽东说：“上面所述的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 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湖考）这段话给了后来红卫兵的依仗，他们喊遍全国：“红色恐怖万岁！”。

    毛泽东当时还有一句名言：“矫往必须过正”。（湖考）这句话四十年后成了红卫兵小将疯狂行为的动力与护身符。八一年我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有十来万大大小小的石雕佛像，我看到的半裸的女性佛像的胸部全是水泥补上的，据说是当年的革命小将破四旧时做的切除手术。就象电影“小街”所演，那时女孩子发育，胸脯长大了一点都让Owner感到有点腐败。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考）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话到了这里，就不难理解湖南农运和文革式运动的暴民性质。我小时候亲眼看见，红卫兵背诵着这两段最高指示，在群众的围观下，大白天，把一个和善的邻居活活打死。文革是毛泽东继湖南农运以后发起的又一痞子运动，他说：“八亿人民，不斗行吗？”还盼望文革“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这“运动”就象一剂“精英牌”春药，服了的人欲火中烧，身不由己，未服的人也难逃“运动员”的蹂躏。我想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毛有“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是中肯之语。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左一本“朱元璋”，右一本“洪秀全”，满脑袋的帝王思想。一个人要发发情本来是无可厚非，若是全国人民都跟着他跳“忠字舞”，哪有不诒笑天下的？

    我们景仰反抗侵略的义士，也拥护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然而，义和团和湖南农运在起哄中演变成了痞子运动，理想在泼皮撒赖中荡然无存。小痞子们是一无所有，有那闹事就可以吃上饭的好差事，这帮人自然会一哄而上。他们没有道德文明，对民族的将来漠不关心，能占着他人的便宜就很开心。大痞子们惟恐天下不乱，趁乱好一步登天。差别在于：小痞子乱市，大痞子乱国。大小痞子们都是好逸恶劳，急功近利，总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就抱上一个大金娃娃，“大跃进”就是一例。

    怎么样看待运动中占多数的群众呢？过去一提到群众，什么“群众运动天然合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其实，群众也是人，“人之初，肉一砣”，无所谓好坏，即使你我早生几年加入红卫兵，最初带着真诚和理想投身于运动，运动很快也就把人变成了鬼。

    季羡林先生在回忆他的牛棚岁月时说，他做了“一些极其委琐的事情，如果我不说，决不会有人想到。如果我自己不亲身经历，我也决不会想到。... 当时我已经完全失掉了羞恶之心，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对。... 我从前对一个人的堕落的心理过程发生过兴趣，潜意识里似乎有点认为这是天生的，现在拿我自己来现身说法，那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注五】痞子不是天生的，就是你我变成的。

    巴金提出的建立“文革博物馆”，是否还可以扩大一些呢？成立一个“痞子运动博物馆”，记下义和团运动，湖南农运，土改，大跃进，文化革命的“丰功伟绩”，博物馆进门处搞一个大匾，匾上写着：“痞子，只有痞子，才是破坏人类文明的动力”。

    天下适安耕宜老，且买犁卖剑平家铁。精英泪，休悲切。

【注一】高阳，“慈禧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注二】“20世纪中国全记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注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注四】张国涛，“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80年【注五】季羡林，“季羡林回忆牛棚岁月”，中华文摘，1998年7期    

    《华夏文摘》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