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燕山夜话”是我的出道之作，写了正好一年。当初是因为读了多年的“华夏文摘”，想贡献一次。现在是人在江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兄弟我另有混饭的工作，只能在周末有心情时写一点，时间短，文章也是长不了。写随笔是因为“生活中有某些更重要的东西值得脱颖而出，被我们体验”。

    有人讲，中国给你在美国的工资，你肯定回国。也许吧，我这个人的中国情结太重，说不定将来就打道回府了。但是，同样的收入，更多的人会选择留在美国，中美生活的质量差别不仅仅在金钱上。            来了美国这些年，实在是想不起在街上看见过吵架围观。有一次跟同事在办公楼外讲工作，得意之处激动了一点，一个巡警走过来问：Any problems? 在美国，即便是你我想干仗，对手不干，警察也不准你干。            街头吵架围观是国内市井的一大风景。一点小事象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当街就撕破脸干仗，什么难听就骂什么。国人是最要脸面的，老话讲“打人不要打脸，揭人不要揭短”，五千年文明怎么一朝全忘？去年底回国途经北京，有一天上厕所，一般只收一元，把门的女人要两元钱，我也给了。有个外地来京的公安只给了一元，俩人就干起来了，那女的叫来几个人把外地的那位公安狠打了一顿，满脸是血。围观的群众上百，激动地观看，不劝，旁边执勤的武警也不管。

    建成一个富裕的中国已经不需要等得太久了，可是文明的中国呢？

    有些人好围观起哄，有时并不是对他人疾苦的关怀或是看免费把戏的习惯。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看露天电影，执勤的老头抓住一个正在耍流氓的男坏蛋，群情激忿，大伙围上去就打，咱院的小狗子一激动也干了上去。围住坏蛋打的群众是里三层外三层，小狗子挤不进去，他就找了一根木棍，从下面往里捅。一会儿人散了，流氓动不了啦，执勤的老头满身是伤，腿也瘸了。小狗子平时在院子里是受气包，谁心情不好时都可以敲他一下出气。遇到这种打太平拳的机会，小狗子从不偷懒，使劲地干。

    人要活得太窝囊，机会来了时比他人更想风光一番。一个社会存在太多的不公平，许多的人有委屈，这个社会就太平不了。老子不好过，让你也过不好。

    有个大学生毕业分到我父亲所在的单位，赶上五七年反右，成了右派，之后一直抬不起头。文革期间，他是工程师中唯一个持枪武斗的。我父亲劝他，他说：“他们整了我的青春，老子要干回来。”一个三万来人的单位，武斗死伤了几百人，抓了四千多个反革命，几个汽车司机因为参加过入缅对日作战的远征军而被打死，几个局长都被打成残废，其中一个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师长。我父亲是搞技术，也难逃厄运。

    我无意在社会的悲剧中谈论个人恩怨。革命清洗着一代代站在社会前列的人。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动荡，常常是善有恶报，良心的根本被动摇了，许多人的善良本性已经被消耗殆尽。       中国的经济落后跟过去的政治运动太多有关，而政治运动又跟老百姓的好起哄有关。和平时期一个人不容易成为国家栋梁，你我一辈子没有被国家看重，逮住一个便宜机会能为国闪光，那是得干一场。于是乎就响应号召：“三反五反”，干他娘的资本家；“打退右派进攻”，干他娘的知识分子；“四清四不清”，干他娘的小队会计。文革一来，更是干他娘的黑五类，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四人帮同伙。直到累得运动不了啦，才发现快揭不开锅了。

    游手好闲和贫穷，是起哄得以滋生的肥沃土壤。惟恐天下不乱，趁乱也许能捞点什么。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革命在起哄中演变成了痞子运动，理想下嫁给了市井泼皮。

    当然啦，我们认为国家落后那是领袖乱号召，也怪庚子赔款太多，怪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你我没错，无非是在运动中稍微热情了一点。回过头来跟邓小平闹改革，咱哥们也不含糊，改革不就是一场革命么？咱背靠皇军再干一场，你说一咱干到二。傻小子炒瓜子，你我就炒房地产，倒钢材彩电。记得八六年那阵子全民经商潮，系上每星期二政治学习时，人民教师都掏出一个做买卖的小笔记本，上面是除了武器似乎什么都有。文科教授讲起钢材来，我这个材料专业出身的人有时还得不懂装懂，实践出真知呵。一次，有个同事要倒卖一辆丰田皇冠，我联系好了买主，好象什么都讲好了。卖方约着我和买主在街上一个汽车站见面提货，冷风吹着，站了一个小时都没见着人。不过，系上象我这样能完成谈判阶段干到喝西北风地步的还没几个，我也才捞着了一回，还有人来打听经验哩。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亲切地握住掏粪工人时传祥的手，说：我们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我弟兄不听党话，常常打破分工，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起哄到商品流通中来了。

    记得刚来美国读书时，有个老美常来我家传福音，就象电影上的老八路进庄，亲切，我也趁机捞俩单词。他是专业清地毯的，我问他为什么干这个？他说没想过为什么，有需要呀。我说你脑袋好使，其它行道赚钱更多。他说大家喜欢他的服务，今后还要儿子接班哩。美国的专业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各尽其能，发挥了社会生产力。中国工资低应该不是不敬业的借口。

    来美国，革命惯了的人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了起哄的激动。联谊会好不容易把吃喝摆好，稀稀拉拉地来了一群家属老太；台上的精英讲话才起个头，台下百姓家的小孩就哭奶了，教你没法进行革命。

    人都有起哄的情感追求。比如在家看球赛跟在球场上看球赛就不一样，大家一发喊，似乎人身大穴都打通了，有说不出来的痛快。所以美国人也起哄，在文体活动方面，老美花钱看球赛就象你我听大师们作带功报告一样积极。但是，老美们很少有响应政府号召来起哄的。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与反战示威，是由平民发起和参与的，没有油头可捞。

    记得海湾战争前，美国国会对是否要打伊拉克展开辩论，反对开战的人也是理直气壮。系上的女秘书就反对打仗，她认为一开仗伊拉克的老百姓会遭殃，不能为了石油就让人民流血。她自费打了好些电话给选区的国会议员。兄弟呀，这老美不好领导，国家利益唬不住他们。打仗的这种事要放在俺国内，讨论个屁呀。俺中央把血染的红旗一舞，革命群众一起哄，那还不是“猪呀，羊呀，送到那里去呀，送给那亲人解放军”。可是前线将士的生命呢？“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受恐累。”

    美国也曾有过政客发动的起哄。五零年二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及其助手发动了一场不讲证据的，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指控。政府雇员，作家，演员被无辜解雇。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Eisenhower）明知麦卡锡乱干，但怕人们认为总统同情共党，而对麦卡锡姑息养奸。美国人民纵容了这一迫害运动。这场起哄最终伤害到了纵容者的自由，五四年威奇律师（Joseph Welch）勇敢地站出来停止了麦卡锡闹剧。今天，“McCarthyism”的英文含意又叫“迫害” 。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时代，让美国人至今难以原谅，也让当代的麦卡锡们难再得逞。共和党的布坎南，竞选党内总统提名人一再败北，党内的一个大老讲：布坎南和新纳粹光头党的差别是，布坎南有头发。

    国民的思想一旦独立，煽情将无能为力。在美国，虽然反亚裔，反移民的起哄暗潮汹涌，你我不必惊慌，相信这片自由的土地不会随极端主义的叫嚣而沉浮。撼山易，撼自由人民难。

    为什么轻浮和煽动仇恨的起哄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就能反复得手，大行其道呢？为什么历史的教训就不能长留心间呢？为什么人民就如此容易万众一心，随波逐浪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温故知新，对煽情的起哄说一个“不”，中华民族就有福了。

    常叹人心似涌潮，淘尽神州春色。

    摘自《十年一觉美国梦》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