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與中國
俞力工
據臺灣《中央日報》1996年10月3日《中國的“辛德勒名單”在陳逸飛手上》壹文報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有兩萬多名猶太人在兩位日本駐歐使館官員的私自協助下,成功地逃往神戶。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本當局又把該批難民送至上海虹口集中管理,由是與中國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誼。目前猶太人知恩圖報,計劃協助著名國畫家陳逸飛先生將這段歷史搬上熒幕...。”
公元70年,自猶太人遭羅馬當局驅趕後,便顛沛流離、居無定所。中國史料曾不斷出現有關猶太人的記載,唯猶太人迅即與中國社會融合,同化於中國社會,因此甚難對中國猶太人的動向作壹全面的了解。然而依據此壹側面,或可說明中國社會的壹貫開放,中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壹貫和諧。
十八、十九世紀之後,中國國勢日衰,與西方工業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也日趨擴大。此際,前往中國的猶太人要麼把中國當作前往美洲的中轉站,要麼憑著本身的相對優勢形成較獨立的猶太人社會。
以上海壹地為例,十九世紀中葉即有400-500名來自中東的猶太人從事商業活動。1917年俄國革命後,將近有15000名俄國猶太人定居在東北,另有3000-4000名俄國猶太人遷至上海。上海市本身,於1842年鴉片戰爭後即成為五口通商的港口之壹,先後有十壹個國家在該地占有“租借區”,由是成為猶太人於三十年代可無需簽證、自由前往的兩大城市之壹(另壹個為摩洛哥)。基於此原因,歐洲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便大批投奔上海市。1941年高潮時期,該市猶太人人口幾達兩萬人之多。
1937年底,日本攻占上海,置該市於軍管之下,然而對各個租借區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猶太人卻采取不幹預政策。在中東猶太人援助委員會和美國聯合分配委員會的通力合作下,先後在該市建立了三個猶太人難民營,給予三千多名難民多方面的支援。1943年2月之前,猶太人在上海曾擁有三份報紙、兩所小學,同時還可從事文娛活動,包括推動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1941年初,壹千多名波蘭猶太難民(多為波蘭社會的精英分子)持日本駐波蘭使館簽發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神戶。由於簽證多已過期,日本當局便網開壹面予以延期。隨後,卻出於不願得罪德國的政治考慮,又把該批難民遣送上海市。戰爭期間,不曾有過“兩名日本駐歐使館官員私下向兩萬猶太難民提供協助壹事”(至多是上述的1千多人)。然而先後有兩名日本“猶太人問題專家”對“猶太人政策”起著關鍵作用倒是不爭的事實。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領當局在納粹德國的壓力之下,把上海市的德、奧、波猶太人悉數關進占地五平方公裏的虹口區集中營(俄國猶太人不受影響)。該情況雖然使猶太人的處境壹度惡化,但營內猶太人仍然允許自由從事宗教、文化活動,集中營四周也沒樹立圍墻或路障。值得壹提的是,集中營內也同時住有數千名中國人。他們與猶太人維持著友好的關系,其中也有若幹人與猶太人締結了婚姻。
二戰結束後,近半數的猶太人移民至北美洲,另壹半則前往巴勒斯坦。剩余者先後於1949年和五十年代中期離開中國國境。
持平而論,二戰期間有關猶太人的問題,中國當局始終無權幹預。戰爭期間中國人民與猶太難民之間的友誼也至多可歸類為“難兄難弟之間的樸素情感”。真正耐人尋味的倒是日本當局對猶太人所持的態度。
話說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時,曾有壹位影響力頗大的美國猶太人銀行家希甫(Jacob Shiff)向日本提供了四筆巨額貸款。基於此,希甫便成為獲得日本天皇授勛的第壹位外國人,也同時是日本家喻戶曉的猶太人。壹般日本人,對猶太人既無傳統的宗教、文化仇恨,對落難的猶太人自然會產生點感恩圖報之心。
三十年代中期,自從國際上出現大批受納粹迫害、驅趕的猶太難民之後,日本也成立了壹個處理猶太人事務的“專家小組”。該小組的兩個負責人對歐美社會的反猶宣傳信以為真,誤以為猶太人勢力的確壟斷了國際金融,控制了美、英的政治與外交,因此作出了如下判斷,即“對猶太難民表示親善,便能從猶太資本家處獲得開發滿洲國的龐大資金,便能改變美國的敵日態度,便能嚇阻蘇聯進攻日本”。由於這壹誤會使然,讓數萬名落難在東亞的猶太人僥幸躲避了壹場大浩劫。
歷史上,猶太人由於基督教世界的惡意宣傳而慘遭迫害的事跡比比皆是,然而在惡意宣傳之下受惠,或許就僅此壹回了。原載1996年《華聲月刊》
為增進對猶太民族的了解,在此轉載壹篇10年前發表的拙作。據了解,近幾年國內對歷代前往中國移居的猶太人已有較深入的研究。重登此文目的不外是提供壹些國際背景。
20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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