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瘦但却有一种很高贵的气质，黑黑的眼圈称托著一双闪著光芒的大眼睛，朋友说在纽约的艺术圈子中她不乏追求者，甚至有天天给她送花数年持之以恒者，但都被她拒之门外，我被邀请到这个画展的开幕酒会，是因为我与画展的主人是中学同学，然而这位在纽约颇有名气的画家却在两年前被谋杀了。所以这次迟开的画展近似一场追悼会，气份颇为悲壮。当主办者把她带到我面前时，我才知道这位在今晚令人瞩目的亮丽女子原来就是画家的未亡人，也许我是今天来到这里的画家的唯一的圈外朋友吧，她有些激动，当我说想知道我这位来美国之後就再没见过面的老同学的情况时，她不禁热泪盈眶。那天半夜我正在为他做晚饭，他通常是凌晨二点左右吃晚饭，因为他的作息时间与一班人不同。我等到两点半他都没回来，我困得倒在沙发上睡著了。突然一阵电话铃响，当我迷迷糊糊地听到和他一起在曼哈顿四十五街画画的彼得的哭喊时，我扔下电话穿著睡衣就跑了出去......，後面的情况我不想回忆了，直到今天，他那满脸鲜血的惨死样都回绕在我的脑海里(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日凌晨二点三十分。在纽约市西四十五街曼福大旅馆门前。一位正在为游客作画的一位华裔画家，在无故受到四名黑人的骚扰欺辱後，遭受一名歹徒枪杀。他曾被誉为中国最有潜力的、前途不可估量的现代自由派画家。)
我来纽约比较早，因为我父亲在联合国工作，我从纽约大学艺术系毕业时，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他的名字早就被朋友们说来谈去。四年前，在我筹备第一届纽约华人画展时，有人曾经再三向我推荐他作主讲人。由于时间原因，我也很惋惜地对推荐人说：来不及了，下一次一定找他。没想到他却给我打来了电话，毛遂自荐，我被他的精神给感动，更对他的一篇论文发生了兴趣，于是我去了他在哈林区的家。
踏进他的住所，映入眼帘的是半室未完成的作品和散乱的颜料画具。他说他也在积极筹备明年初在苏荷区的第一次个人画展。房间里除了一台电视机，再没有任何电器用品。墙角斜躺著一把破旧的吉他，显得很孤零。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他还给我演奏了几首他创作的吉他曲，十分动人，而且颇具专业水准，我们都相信缘份，他後来成为这次画展的实际操作者。
他兼有沈阳、四川两系血缘关系，个性耿直、热情。八零年，他凭过硬的画功成为沈阳考区进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唯一考生。在校期间，他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刻苦好学精神，已经被同学广为称颂。但是他的前卫思想和自由派画风引起了当局某些人的不满。有位老师竟然荒唐地训斥他说：你整天学英文干什麽？想去美国呀？由于他的不妥协，在临毕业前两个星期，被校方勒令退学，当局还向所有艺术院校发出通知，警告学生不许模仿他的画风。回到沈阳，他为生活所迫，五年没有进行任何艺术创作，当过车工、钳工、售货员。多年以後，当校方要补发给他毕业证书时，被他拒绝了。
怀著远大的理想抱负和追求自由的心境，他来到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纽约，在这里，他摆脱了政治束缚和精神压力，自由地吸收、自由地探索、自由地创作。
九三年，他以很好的成绩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但美国也有它无情的一面，很多艺术家面临著失业和饥饿，为了艺术创作和学习，他长期节衣缩食，住在哈林区一栋旧楼里。提起Harlem，人们脑海中就会出现成群游手好闲的黑人和毒贩，不寒而栗。但是，心地善良的他，一向同情过去在美国遭受歧视的黑人，并视哈林区为自己新的艺术创作起点。他曾以英文名字约翰·哈林表达他的内心感受，有次在接受公共电视台采访时，他说：「我爱这里的人们，我认为这个地区对我的艺术创作有很强烈的影响。」一九九四年，他利用住处附近被人遗弃的旧轮胎，创作了一系列浮雕式的抽象作品，「约翰·哈林」引起了艺术界的注意。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给予好评。
他虽然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著祖国的命运。八九民主运动期间，他积极参与了海外艺术家支持民运的活动。他曾与几位艺术家一起制作过一个民主女神像，以纪念在天安门被推倒的自由民主女神。从不将自己的作品售于商业性画廊的他，在「六·四」大屠杀後，打破了先例，领导组织了一个艺术品拍卖会，在道义和经济上对海外民运提供支持。同时，他创作了一幅政治性的巨幅壁画式作品，他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背景上描绘了中国的政治现状，以表达他对中国大陆政治状况的担忧和不满。这幅作品在纽约引起了轰动。在纽约华人的艺术家圈中，他是个沉默人。他的朋友不多，但是知道他的人都对他很敬重，崇敬他对艺术创作的郑重；崇敬他对人们的坦城和热情。在纽约街头的华裔画家有几十人相互竞争，有时，甚至朋友都会翻脸，可是他不但不争，反而还会出让到手的「金钱」。一个素不相识的画家第一次走上街头时，他对那人说：「第一次吗？恭喜你！我的下一个客人请你来画。」对于金钱，他太没有感觉，难怪有人说：「像这样的「傻冒」，全纽约只有他一个」。但是，他对同行的谦让与帮助又使人感动万分。
有人说：搞纯艺术？只有「国产」。在海外，拜金主义盛行，大陆艺术家们个个都改造「世界观」，偏偏他不肯改变。即使是在街头作画，他也极其认真。凭他的素描功底及感觉，他完全可以「称霸」街头。但是，他从不随便将客人打发走，而是每次都严密、工整地用大手笔创作。一次，他在街头为一个黑人小孩画像，他采用了四分之三最佳角度来突出他的特征。不曾想，孩子的母亲却抱怨说：「你怎麽只给我儿子画一个耳朵？他长著两只耳朵啊！」他解释道：「这是最好的角度。」他边说边侧著脸让孩子的母亲看，「这样当然看不见另一个耳朵喽。」她仍然不高兴。在旁的画家们都劝他：「花一分钟，几笔就勾出个耳朵。你何必这麽认真呢？他们又不懂艺术。」可是他却坚持不肯画上那只不该有的耳朵，最後让黑人母子一分钱没交走掉了。他的一个朋友同我讲起这件事时，说：「如果是我，早就画上那只耳朵了。反正是挣钱嘛。但是他把每一个肖像都当做艺术品而不是商品了。」在金钱物欲熏心的纽约，他却始终视艺术为生命，而以清贫为伴。在当今社会里，此类人实在凤毛麟角，堪称少见。
「在这里的中国画家，就只有他还在看书！」一位画家无限感慨地说。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如果有钱，他一定继续读完博士学位，他从读书中找到乐趣，也找到灵感。尤其是对哲学和佛学的研究，使他对艺术的看法与众不同，思维也极其成熟。
从他本人及其作品风格的转变，可以发现读书对他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由狂热变为深沉、冷静。他进行著艺术的创作，同时也在不断地思索著艺术的突破点。他认为世界现代艺术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很难出现飞跃局面，为了寻找新的现代艺术表现形式，他阅读了大量数学、物理、化学书籍。他认为这些学科和艺术都是有联系的，并决心以科学家的态度去对待艺术创作。
他不仅艺术理论功底雄厚，他的作品在纽约画坛也得到了充分肯定。今日美国曾经邀请他与杰出的现代画派大师席门一同接受访问，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还为他作过专访。九五年，他还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受现代抽象主义画家佛兰克·斯特莱作品的启发，他遇害前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是立体管状物在平面上的表现。他对现代抽象艺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为这些作品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而且他和许多艺术家们都对这些作品的成功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使这一系列作品永远无法完成了。
三十五岁，正是生命和创作的最重要时期，他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生命的欢乐，就这样匆忙地走了，他应该属于未来，可如今，他的理想、他的期望、他的生命都断送在他热爱的自由国度。他的去世，震惊了纽约。各媒体争相作大篇幅报导，著名的专栏作家伯尼斯坦在纽约时报著文评论。中、美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捐款为他送葬，并且筹备纪念基金会。在那段日子里，连他的朋友都不相信，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去世能够引起这麽多中、外士的悲痛，可见人们对他人品及其作品的肯定。但愿九泉之下他会有知。他短促一生，沧桑历尽。尽管他未能扬名四海，却也活在许多人的心中。但这却无法弥补我所失去的一切，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们曾多少次描绘过美好的未来，生二个小宝宝，买一栋带画室的大房子，我们俩个轮流画画带孩子，但这一切还没开始就破灭了。虽然我们没来得及举行婚礼，也没到市政府登记过，但我内心深处会永远提醒我∶他就是我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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