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校長和奇怪的老師

　　前不久聽壹位在高校任教的朋友說，他們學校評職稱時，校長的司機竟然評上了副教授，而教書教了幾十年的老師卻不夠資格。這些白發蒼蒼的老教師去找校長論理，校長說，妳們鬧吧，妳們鬧明年還別想評上。

　　如果誰認為高校是壹個清凈的地方，那就想錯了。高校的骯臟並不比別處遜色。高校竟也已赤裸裸到如此無恥的地步了。光看這麼壹個故事，好象只有校長有錯，別的人都是無辜的。其實未必。今天收到壹位陌生朋友的來信，他正在壹所高校的中文系念書。他的老師勸他們最好不要讀文學書，理由是文學書只會教人不適應社會。中文系的學生不讀文學書，那還幹什麼去呢？這樣的老師和這樣的高論真讓我吃驚不小。他的荒唐哪裏在那位給自己的司機評副教授職稱的校長之下呢。

　　這位朋友還說，在中秋節前後，學校決意要整人，他們的班主任常常以不講道理的方式給他們訓話，還宣布，即使是星期天出校門，也必須出示請假條。有的學生想找機會辯解，即有老師勸解說，妳們不要辯白了，既然人家要整妳，肯定是妳們錯了，不然人家為何要整妳呢。這等於說，強盜既然要搶妳，肯定是妳錯了，不然強盜怎麼會搶妳呢。——這樣的邏輯真是高明之至。中國的高校老師，竟然就是本著這樣的邏輯理解世界、創造世界的。

　　校長是這樣奇怪的校長，老師是這樣奇怪的老師，那學生呢，經過三、四年的訓練，絕大多數也就只能是這樣奇怪的學生了。

　　給我寫信的這位陌生朋友，對這樣的校長和老師都還適應不了。但大多數大學生都是有能力適應這種奇怪的高校的。他們對壹切奇怪的東西都不會感到奇怪。

　　為什麼我們比別人想象的更壞

　　中國作家鄭義在作品中描述了六十年代的政治運動中發生在廣西的吃人現象。瑞典的報紙將這些描述翻譯發表時，立即引來了強烈抗議。幾位社會學家說，文明發展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怎麼可能出現吃人的事情，他們批評報紙是出於對東方民族的種族偏見，才發表了這樣荒唐的文章。（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見《北京文學》1999年8期）

　　我讀到這段文字，無法自控地激動起來。我不知道是什麼打動了我。也許壹半是羞愧，壹半是自卑。我們做了壞事，自己不敢承認，竟然還有好心人為我們辯護。我是深知此壹底細的，所以聽到別人的辯護，我萬分羞愧。這些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事，總是被我們這個慣於創造奇跡的民族，簡簡單單就創造出來了。我們總是處於這麼不爭氣的境地，想來實在有點自卑。

　　我們為什麼比別人想象的還要更壞呢？

　　劉再復先生的這篇文章，談諾貝爾文學獎談得不錯。比較公正。中國大多數人談論這壹問題時都顯得有點抱怨，太淺薄。劉再復先生的文章不是這樣。我們沒有寫出能博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是因為我們在精神上站得太低。這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像我們比別人想象的更壞壹樣，實際上我們在精神上文學上也比別人所想象的更低。那些天天念叨著要去為中國人爭個諾貝爾文學獎的人，對中國人的基本文化狀況和精神狀況，缺乏基本的了解。

　　有沒有合理的暴力

　　歐洲開拓者對美洲本土居民的屠殺，當然不可能說成是歷史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應該予以嚴正的譴責。

　　從什麼角度譴責最好呢？民族主義的角度當然是壹個合理的角度。可是僅僅如此肯定不夠。對暴力和血腥的譴責如果只取民族主義的角度，不但容易走向對民族反抗的新的暴力的呼喚和禮贊，還會導致對民族內部暴力與血腥的漠視。比如，我們譴責殖民主義者對於拉丁美洲的殘殺時，決不可認為倘若沒有歐洲人的介入，拉丁美洲就沒有壓迫與掠奪、暴力與血腥。實際上，在西方人介入之前，拉丁美洲各民族之間的、每個民族內部各集團各階層之間的殘殺與爭鬥，想來也是兇殘而又嚴酷的。張夢陽先生《靜齋夢錄》中就提到：瑪雅人“竟然是崇尚鮮血與犧牲的狂熱信徒。……王國的各個部落之間還不斷爆發戰爭，捉到戰俘後就以殘酷處死的方式祭天，有時把人的頭皮剝下祭祀，有時把指甲撕扯開滴血，以殘酷為歡樂……歷經兩千多年的鮮血崇拜和自相殘殺，本已相當發達的瑪雅文化終於走向了崩潰和沒落，以至最後消亡”。民族內部的暴力並不比民族之間的暴力仁慈壹絲壹毫。如果說，印第安人是因為慘遭歐洲人的屠殺而瀕於滅亡，那麼可以說，瑪雅人則是由於民族內部的殘暴導致衰敗的。我們反對歐洲人的暴行，並不只是反對壹個民族對另壹個民族的暴行，而是要反對任何壹個人對任何壹個人的暴行，也就是反對壹切形式的暴行。

　　再比如，今天的中國人常常會提到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殺，還會附上落後就要挨打之類的解說。實際上近代以來有過兩次南京大屠殺，壹次發生在三十年代，是日本征服中國的壹個環節。另壹次發生在上個世紀末，已經入主南京的洪秀全政權，因內部權利傾軋而進行了壹場大屠殺。那種血腥和殘忍，決不在日本人的大屠殺之下。為什麼因為這是民族內部的屠殺，就覺得沒有必要予以關註呢？還有，希特勒殺了 600萬猶太人，世界因此而受到強烈震驚。二戰以後歐洲的文字材料中，最為沈痛的就是對這壹事件的描述和反思。可是，斯大林執政時期，屠殺了2000萬蘇聯人，受難人數三倍於猶太人。可是，這壹重大事件受重視的程度，遠遠比不上猶太人事件。這是為什麼？也許原因之壹是，斯大林事件是以

壹個合法政權的名義做出來的。可希特勒的政權，也是壹個合法政權，他們的屠殺，也是國家內部的政治行為，為什麼他受到的譴責跟斯大林的如此不壹樣？就因為希特勒所殺的是另壹個民族嗎？可是，民族的劃分該認準壹個什麼樣的標準呢？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可他所屠殺的，並不全是格魯吉亞人。蘇聯政權的主體民族是俄羅斯族，可他們所屠殺的也不全是俄羅斯人。他們還殺了波蘭人、立陶宛人、哈薩克人，等等等等，這個賬究竟該怎麼個算法？我們不妨作壹個有趣的假設。假設希特勒僅僅只是屠殺了 600萬猶太人，而沒有將暴力之火燒到法國人、英國人、俄國人等等外族人和外族人的國家政權的頭上，他所受到的譴責和詛咒有今天這麼多嗎？

　　人類對於暴力的態度，其實頗有壹點含糊和混亂。但有壹點似乎全人類已經達到了某種默契，那就是對於政權內部的暴行總是暗暗地給予漠視和理解。好象政權內部的暴行真的有什麼合理性合法性似的，好象對此中暴行不得不暗暗認可似的。

　　任何暴行都是不人道的，都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道不合德的。

　　為什麼老要人六親不認

　　有壹次參加壹個由某企業贊助的筆會，企業要我們參加筆會的人為他們單位的模範人物寫壹組表彰文章。他們所提供的壹位先進教師的事跡之壹是，在她丈夫患癌癥直到死亡期間，她沒有耽擱壹絲工作，沒有請過壹天假。其實中國的報紙和其它出版物中，每天都在不厭其煩地重復這樣的故事。但這壹件是我直接聽說的，算是有了壹點關系，我就印象特深。多年來我壹直在想這件事。

　　如果這個材料所說為實，這位女教師為什麼寡情至此？丈夫的生命只有壹次，妻子所奉獻的愛心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而工作是任何別的人都可以取代的。在丈夫告別世界的時候，只沈溺於自己的工作和人事關系中，是不是太自私了壹點？她單位的頭人為什麼不能照顧壹下她的實際需要，讓她盡壹點人情之常？我想起另兩個相關的故事。巴金的夫人患病住院期間，他的上司不同意他留下來照顧病人，命他即時回幹校勞改。他因此失去了向臨終的妻子表達最後的關愛的機會。汪曾祺的壹篇小說中，女主人公收到老父病危的電報，單位頭人不許她請假回家。不幾天又收到老父亡故的電報，頭人依然不許她回家奔喪。其人性之滅絕，令人毛骨悚然。那位不能更好地照顧她的臨終丈夫的女教師的故事，體現了她本人和她的生存環境的渾然壹體的冷酷無情。中國人的宣傳為什麼單挑這些寡情寡義的人和事？如果這個材料所說為虛，那中國人為什麼老要編造這些無情無義的故事提供給人們作為楷模？隱藏在此種行為背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文化心理和現實動機？

　　前幾年的壹次洪災中，壹位小學老師帶壹群學生過河時遇到險情。十余位學生都被老師救起，惟獨老師的女兒被洪水卷走了。在大約兩三個月中，那個省的各種新聞媒體對這件事做了非常長久的表彰性報道。為了突出他精神的高尚和人格的偉大，記者們越來越明顯地告訴可憐的觀眾和讀者，這位老師是有意先搶救別人而放棄自己的親生女兒。這樣的報道傾向實際上包含著如此判斷：越是能夠泯滅倫理感情、關鍵時刻六親不認的人，就越是偉大和高尚。作為這壹邏輯的延伸，如果壹個人在此情景中首先搶救了自己的親骨肉，這個人的品格就是可疑的。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傳播媒體中，這種報道傾向是唯壹享有絕對權威、不可受到任何質疑的傾向。也就是說，我們的宣傳機器在調動壹切方式和力量，營造壹個六親不認、滅絕人性的文化氛圍，以求把受眾塑造為沒有私心、沒有倫理牽掛、沒有常情常性的機器。這種人最能夠在壹個奇怪的文化背景下成就他個人的功德和利益，比如可以當模範，可以升官，可以受到皇上的接見和恩封等等。所以實際上這種人是最自私的人，是真正滅絕人性的人。

　　今天讀到李慎之先生為王學泰《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壹書所寫的序，李序名為《發現另壹個中國》，刊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8年第 5期。序中提到關羽張飛拜劉備為兄長並決意輔佐劉備血戰疆場、稱霸中國之後，“各自到對方家裏殺光了全家幾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他們主動切斷了與這個世界的倫理聯系和財產聯系，也就是把自己變成了壹個無家無業的遊民。關羽以“義”的形象出盡了風頭，獲得萬民景仰。實際上他的血液裏流的不是“義”，而是“忠”。其實“忠”字不過是個幌子，真正主宰他的神經中樞的，不過是他們自己天天詛咒的“私”字。要尋找“私欲”“惡欲”膨脹到極點的畸形醜胎的標本，只須照著臉上掛滿“忠”字的漢子順手摸去即可。

　　桃園三結義不過是以民間倫理的儀式，將關羽等人的整個精神能量都組織到由“忠”字所體現的國家倫理之中。在這個破壞倫常關系、放棄個人權利的過程中，人性會受到深重的傷害和扭曲。這種人壹旦掌握了對世界的控制權和統治權，他們唯壹的選擇就是按自己的畸形人性來要求世界、塑造世界，強迫別人放棄壹切個人權利。他們坐在宮廷裏組織社會生活的過程，就是極力把所有的人都變成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變成國家機器上的壹顆螺絲釘的過程，也就是滅絕人性的過程。而他們終極的追求，既不是什麼國家主義，也不是什麼民族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私欲主義。把壹切人都變為工具，確實是為江山社稷服務，而整個江山社稷，不過是為他們個人的私欲和權欲服務。如果單從江山社稷、黎民百姓的利益出發，關羽張飛諸葛亮之流，憑什麼判定只有劉備上臺才能有利於黎民百姓、有利於列祖列宗、有利於江山社稷，而曹操、孫權等人上臺，就肯定不利於黎民百姓、不利於列祖列宗、不利於江山社稷呢？最實際的問題在於，只有他們的義兄劉備才能真正代表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代表他們個人的經濟利益，代表他們個人的壹切陰暗隱秘的私欲。所謂“義兄”者，不過是“利兄”“欲兄”而已。強調個人利益的倫理思想，所強調的是每個個人的權利和利益。它的出發點是尊重普遍人性，同時以平等的態度面對每個個人。強調國家利益的倫理思想，所強調的表面看來是大家的利益，是國家民族的整體利益，但強調者的真正目的，不過是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將壹切權利和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當他們地位不太穩固時，就先將這些攫取物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儲存起來。壹旦地位穩固，他們甚至連將這些攫取來的權利和利益放在國家和民族的銀行裏儲蓄片刻的耐心都沒有，頃刻之間就將他們化作為所欲為的特權。他們赤裸裸的掠奪明明白白地向歷史宣稱，他們納入國家倫理中的壹切歪理邪說，無不還原為個人私利沈澱在他們的百寶箱中，積聚在被稱為人類的這種可憐動物的永不滿足的“欲望銀行”裏。在個人主義倫理觀中，每個人都有權利建立自己的欲望銀行，每個人的欲望銀行在理論上都是平等，所以每個人都不能將別人的權利利益生命儲進自己的欲望銀行。而在國家主義、集體主義倫理觀中，人們必須革盡人之為人的私欲，只有少數人能夠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建立他們的欲望銀行。這種假借集體名義專為自己設立的欲望銀行，實際上就是“特權銀行”。

　　李慎之的序還提到，“秋收起義之後，工農紅軍在湘南也有過‘燒，燒，燒！燒盡壹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壹切土豪劣紳的人’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這樣的情形早在水滸傳中就有豐富生動的文學展現。由於人類欲望無限，“欲望銀行”總是瘋狂透支，從而引起社會動蕩。在以燒殺搶掠為基本特征的社會動蕩中，儲滿財寶和特權的“欲望銀行”轟然倒塌，緊接著又在壹個莊嚴的壹時中更加隆重、更加變本加厲地重新張開它的貪婪的嘴巴和肚子。每隔若幹年，這樣的燒殺搶掠就在中國大地上重演壹次。也就是說，每隔若幹年，中國大地上就會重演壹次具有歷時意義但決無歷史意義的“欲望銀行”的聚散。所謂“欲望銀行”的聚散，不過是“特權銀行”更名易主而已。有人將此理解為革命，這是對革命最大的誤會和歪曲。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宣傳機器所鼓吹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就是這種錯誤的革命理念的延伸。他們不再把人們的家人殺光，但是要妳必須在觀念上主動地將自己的家人殺光，割斷自己的血緣牽掛，讓自己成為最單調最冷硬的機器。誰在這方面做得出色，就把誰樹立為模範。如果沒有這樣的出色者，那就假造壹些這樣的人，用作全社會的模範。漸漸地，漸漸漸漸地，社會會成為滅絕人性的社會，文化會成為扼殺人性的文化，人會成為沒有人性的非人，。

　　魯迅曾經說過，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同樣地，革命不是要把人變成機器，而是要讓人生活得更豐富更幸福。中國人必須認真學習這樣的常識。

　　令人慶幸的是，中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懂這樣的常識。比如那些用宣傳的方式鼓動別人六親不認的人，他們自己其實是有情有義、專認六親的，這年頭升官發財的人，哪個不是與王公大臣沾親帶故的人。單是這壹點事實，其可分析性就像人性本身壹樣豐富復雜。

　　朱學勤關註流氓文化

　　九十年代之初，朱大可寫過壹篇《流氓的精神分析》，引起了許多人的註意。流氓的騷動不只是構成社會動蕩，更嚴重的是形成壹種主宰社會的精神文化。九十年代中期，王學泰先生以“流民與流民文化”為題，對流氓文化進行了紮實的研究和清理。九十年代之末，也就是1999年，朱學勤在與李輝談話時指出：漢朝的誕生“是壹個痞子劉邦和舊貴族項羽爭奪秦皇失鹿的結果。可以說，從項羽失敗劉邦成功，痞子文化已經進入中國文化源頭，源遠流長。中國的宮廷文化表面上是貴族，骨子裏是痞子，前朝痞子貴族化尚未完成，後朝的痞子就又取而代之。”朱學勤已經充分意識到了流氓文化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主幹性地位。

　　這些學者對流氓文化的警惕和批評，與五四運動時期杜亞泉對流氓文化的論述遙相呼應。杜亞泉當時之所以反對陳獨秀的政治學說和實踐，其所擔心的，正是這種學說會大規模地煽起、激活中國社會積澱千年的流氓意識和流氓文化。五十年代歷史學界關於農民起義問題的學術討論，其實也隱晦地涉及了這個問題。他們在不同的時代所作的批評，都是以切身切膚的現實感受和深入骨髓的歷史陰影為依據的。朱學勤的學術思想，也是以對於流氓文化和暴力沖動的警惕與批判為精神背景的。這與杜亞泉如出壹轍。但是杜亞泉先生似乎沒有把流氓文化看作是中國文化的主幹，朱學勤的看法看來是對杜亞泉的看法的發展和超越。這究竟是因為朱學勤這壹代人比前輩更深刻，還是因為這壹代人的現實感受比任何壹代人更強烈更痛苦？這個問題好像很容易說清，又好像壹時沒法說清。

　　警惕完美主義傾向

　　丁學良在《共產主義後與中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壹書中指出，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民主政治懷著過於理想化的期待，認為壹旦在中國實施了民主政治，目前中國社會的諸多弊病即可獲得解決。作者作為壹位在美國、香港、澳大利亞生活了多年，又考察過臺灣民主政治的學者，對民主的復雜性有較多的了解。他對民主及民主政治持經驗主義的態度。它反復強調英國人丘吉爾的著名說法，民主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制度，而只是所有制度中缺點較少的壹種。

　　不是沒有缺點，而是缺點少壹些而已。所以，民主政治是壹個需要我們不斷追求、不斷完善、不斷捍衛的東西，而不是壹個可以讓我們壹勞永逸的東西。

　　英語格言說，最好的東西是好東西的敵人。中國人文化心態上的完美主義傾向是十分可怕的東西，它是專制主義重要的心理根源。“當（自認為）選擇了壹個‘完美的’制度以後，妳是不能夠批評它的。‘完美的’東西怎麼可以被批評？‘最好的’制度是排它的，因為‘最好的’東西在世界上只可能有壹個”（見該書 151頁）。對民主政治持過於理想化的態度，不可避免地為專制主義準備了土壤。

　　丁學良的告誡具有前瞻性，值得我們警醒。

　　開辟悲憫與拯救的文學模式

　　李佩甫先生的長篇小說《羊的門》在純文學圈子中，是1999年反響最大的壹部小說。它寫得很精致，文筆也不錯，當然也不乏深刻和犀利。可是，它基本上處在張煒《古船》、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白鹿原》的文學想象和藝術模式之中，也就是從社會、政治的角度展現中國人的生活面貌，揭示中國人的生活邏輯。從遠處說，這也就是《三國演義》和《官場現形記》所構成的文學模式和傳統。

　　由於有了《古船》、《故鄉天下黃花》等作品的出現，我對這種思路壹直有所期待。可是，《羊的門》沒有滿足我的期待。它只是比《古船》等作品更精致，把中國社會的腐敗糜爛展示得更加充分，卻沒有提供更多的東西。它甚至不如我以前所讀到的李佩甫的別的作品那樣讓我感到新鮮和深刻。中國作家幾乎用了全部精力關註社會歷史並所表現出嚴重的無可奈何，壹方面固然說明了社會積弊的深重，另方面也說明了作家們精神空間的窄小和藝術想象力的衰竭。

　　中國文學要想取得更大更豐富的發展，必須大刀闊斧地開拓出更為宏大遼遠地精神空間，必須創造出新的精神模式和文學模式。在目前的文學格局中，社會、政治、歷史這壹路，依然是主流。此外，還有偏重於日常生活、家長裏短的壹路，有偏重於揭示隱秘的感覺和內心世界的壹路，還有偏重於文本自身的意義生成或消費效果的壹路。

　　似乎不夠，所有這壹切都不夠。應該出現壹種具有突破意義的新的文學模式，它不是《三國演義》和《官場現形記》模式地延伸，也不是與它相對峙，甚至也不是作為補充，而是能夠涵蓋這壹模式及上述壹切模式。不只是將社會洞穿。而是將人類文化和人類壹切遊戲規則洞穿，將存在本身洞穿。不只是為人的墮落而義憤，而是對人性內部的混亂、下流、無力自持感到羞愧和悲憫。不只是期望在社會內部解決社會紛爭，收拾社會殘局，而是引來壹團上天的輝光，給人類的心靈壹些溫暖和撫慰。不只是展現給人們看妳現在是什麼狀態，而是告訴人們妳應該是怎樣的、妳可以是怎樣的、妳可能是怎樣的。

　　告訴人們妳現在是怎樣的，這是新聞記者的事。新聞記者用陳述的方式講出這些，將會讓我們清醒。在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度，文學有時履行壹些新聞的職能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僅僅在新聞的層面穿行。更為根本地說，作家的切入點應該是人類靈魂。如果作家用文學的方式履行新聞記者的職責，他所展現的腐敗糜爛就可能只會激起我們的惡心感。說實話，《羊的門》中的許多東西，比如那個呼伯、那些官員之間的骯臟傾軋，都讓我感到惡心。文學帶給讀者惡心感，也許是壹種不該有的失敗，因為上帝讓我們看清人類的缺陷和下流，乃是要我們愛人類、悲憫人類，並用我們不息的愛拯救人類，而不是要我們帶著惡心感遺棄他們。

　　用上帝的愛，為中國文學開辟壹個新的寫作模式。應該認真研究由《聖經》和《卡拉馬卓夫兄弟》所體現的文學態度和模式，那是悲憫與拯救的模式。還要充分消化《紅樓夢》所蘊涵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以及直面人類精神困境的《當代英雄》（萊蒙托夫）《孤獨者》（魯迅）《變形記》（卡夫卡）的資源。總之，中國文學必須從社會表象中超脫出來，朝靈魂的向度、存在的向度、悲憫與拯救的向度尋找出路。邁不出這壹步，中國文學就很難出現大的起色。

　　賴環境只能培養出無賴。真正的可悲就在這裏。

　　　　今天的學者為什麼出道太晚

　　昨天在姚先生家做客，錢理群先生說，他最近去杭州，見到唐湜，問他關於汪曾祺和穆旦的論文是什麼時候寫的。唐湜先生說，那都是大學三年級寫的。錢老師由此說，人家大三寫的文章，今天已經成為經典了。余傑出書的時候，已經大學畢業了，可是人家老覺得他出道太早，這是為什麼？我們對年輕人的創造力太低估了，實際上中學生也是可以寫出很好的文章的。

　　我說，今天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的創造力，確實不如以前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以前的學生從壹開始就是接受文化教育，今天的中小學教育，是基本上沒有文化內涵的教育。人們只有進了大學以後才能漸漸接觸到文化，這個起步太晚了。所以現在的讀書人成長得特別慢，出道特別晚，創造力得不到好的發揮。這是由太不合理的教育造成的。

　　給人希望的不是希望

　　張宇光先生說：“在這裏給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絕望。給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樂。給人快樂的不是快樂，而是痛苦。這是眼下中國最奇怪的地方。”

　　這是最精妙的格言，值得抄寫在筆記本扉頁的格言。

　　臭蟲時代

　　《山東文學》1998年11期刊登了王開嶺的文章《向“現場直播”致敬》，文中講述了壹個蘇聯故事。1967年8月23日,宇航員科馬洛夫駕駛“聯盟壹號”飛船從太空返回地球時，發現減速傘無法打開。這意味著兩小時後，飛船將以極快的速度撞擊地面。最高蘇維埃召開緊急會議，立即決定向全國進行電視現場直播，將這壹場悲劇告訴全國民眾，並讓死難者家屬和全國民眾為這位不幸的科學家送行。

　　這個故事讓我激動不已。我禁不住講給那些大學生聽。講完之後，我問這些大學生，假如這個減速傘打不開的事件發生在中國的宇航船上，又假如妳是中國的決策者，妳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壹位學生說，她也會像蘇聯當局壹樣選擇現場直播，因為正可以利用宇航員為國捐軀的事件，教育廣大人民要熱愛祖國，要像臨難的宇航員那樣毫無懼色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另壹位學生說，蘇聯當局能夠那樣做，說明他們相信科馬洛夫在那兩小時內不會有什麼對不起國家的表現。

　　——以上是去年冬天寫下的壹段文字。寫到這裏就突然中斷了。將近壹年時間過去了，今天再讀學生們的說法，我再壹次感到震驚不已。當時課堂上的失望和悲哀又壹次湧上心頭。沒有壹個學生為科馬洛夫的生命想壹想，也沒有壹個人想到科馬洛夫的母親、妻子和孩子。中國人在任何時候都只會牽掛著高高在上地教育他人的偉大事業，竟然狠心到要利用科馬洛夫的血肉之軀作活教材、活教具。他們千方百計教育壹切人都高高興興地把自己的生命獻出去，然後自己們同樣高高興興地享受他人的犧牲和貢獻。中國人竟然殘忍至此。

　　三十多年前那壹場別開生面的現場直播說明了什麼，的確是另壹些民族永遠也不能理解的。那是壹個偉大的民族全體起立，與壹位平凡的生命莊嚴訣別，並為這個臨終的生命作最後的撫慰和祈禱。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壹場告別儀式，這壹事件充分體現了這個民族面對生命的虔敬和面對死亡的嚴肅。在這樣的時刻，所有官場上的空話假話都是最可恥最下流的遊戲。中國學生對這壹事件的理解和想象，恰好體現了中國人這種令人惡心的遊戲態度。這些可憐的學生還遠沒有走上社會，就已經給中國的教育糟蹋成這樣。教育本來應該比社會本身更具有想象力，應該給社會提供新鮮血液和資源。可是中國的教育已經沒法為改造社會惡習、匡正文化弊病、振拔國民信念提供壹絲壹毫資源。

　　這個故事使我想起了九十年代之初發生在浙江千島湖的壹起人命案子。壹群臺灣遊客在千島湖的壹艘遊輪上全部遇難身亡。浙江省處理此壹事件的官員馬上宣布這只是壹起技術事故，而決不是刑事案件。既然要說假話，就必須隱瞞真情，所以他們把不讓死難者家屬與死難者遺體見面當作壹件政治大事來對待。在與家屬見面的會議上，壹位副省長板起面孔打官腔，僅僅因為家屬要看壹眼死難的親人，他竟然覺得蒙羞受辱，憤然退會。直到這件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註，浙江當局才承認這是壹件刑事案件，作案者將這些人的錢全部搶走，然後將他們關在船艙裏全部燒死。承認這是壹件刑事案件，不算給中國人丟臉，哪個社會沒有壹些壞人幹出謀財害命的勾當呢。給中國人丟臉的是處理這件事的態度和方式。成百的家屬千裏迢迢趕來與他們的親人訣別，對他們的死亡負有責任的人竟然可以不讓他們見上壹面，讓那些悲痛者再壹次蒙受打擊和痛苦。這些孔夫子的後代，對基本的人倫感情竟然如此不尊重。他們不但忘了死者為大的古訓，對生者的痛苦也沒有壹點同情。中國人對於生命的態度像石頭壹樣冷硬，中國人對於生命的理解像壹只臭蟲那樣愚昧。對比起蘇聯人全體起立為壹位臨終的生命祈禱的故事來，該作何感想呢？

　　要中國人懂得生命的尊嚴，實在是太難。可憐的王開嶺，他向中國人講出這個俄國人的故事，當然是白費心血。有壹個調查材料問人們，壹只受傷的小鳥正在路邊哀叫，妳會怎樣處置。受調查的幼兒園裏 70%的孩子說，踩死它。那個材料沒有分析原因。我看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只小鳥不能教育廣大人民熱愛祖國，壹點利用價值也沒有，不踩死還留它幹什麼呢。

　　我們大約處於公元前900億萬年的時代，那時侯地球上最偉大的生命—臭蟲—正在隆重誕生，然後迅速而又無恥地蔓延開來。

　　地地道道的東方奇文

　　鐘桂松先生《茅盾在1957年》壹文，介紹了茅盾1957年在大會上批判丁玲和馮雪峰的發言。茅盾說：“我不明白丁玲為什麼不願意徹底坦白交代，回到黨的懷抱，洗心革面，……對丁玲的態度，我實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講話很不老實。她還在那裏打算用抵賴的方法混過關去。她為什麼面對著這許多鐵的事實，還企圖狡賴？”在批判馮雪峰的時候，茅盾說：“馮雪峰過去在上海的反黨的陰謀，是駭人聽聞。我在會上聽了許多同誌所揭發的事實之後，過去的壹些歷史問題，這才完全弄清楚。原來抗戰前夕，上海文藝界不團結的現象是雪峰的野心與胡風的野心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結果。”

　　文章作者還列舉了茅盾的其他壹些發言，證明茅盾的溫和。我相信茅盾的溫和是事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壹個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性命，常常不得不傷害那些無辜的朋友，對此我們可以給予同情和理解，因為那些下流無恥的勾當都是環境逼出來的。如果我們對人們的要求不太苛刻的話，無須對茅盾先生有什麼責備。

　　文章的奇怪之處在於作者的結論。作者說，茅盾這種溫和的誹謗所表現出的文化品格，“卻讓後人敬佩！”文章結尾處作者還說：“20世紀記住這位文學大師輝煌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也應記住這位大師艱辛的從政往事和讓人敬佩的人格與文化品格。”

　　這真是地地道道的東方奇文。

　　我沒有責備茅盾先生的意思，實際上我們都像他壹樣軟弱和可憐。他在許多方面毫無疑問做得比許多其他人更得體。他的人格和文化品格，自有其可敬之處。但其可敬之處決不在這謾罵與誹謗之中。他對丁玲和馮雪峰的批判，雖然費盡心機，盡可能避重就輕，但無論怎麼說，這些傷害畢竟是傷害，這種謾罵和誹謗，畢竟是謾罵和誹謗。他有什麼資格說丁玲是“狡賴”、“抵賴”？那壹條事實是能夠證明丁玲罪行的“鐵的事實”？他憑什麼要丁玲“坦白交代”？胡風那時侯已經是欽定的要犯，把馮雪峰跟胡風相提並論，這已經很有點不溫和了。兩年之前，在批判胡風的大會上，呂熒走上主席臺，說他不認為胡風是什麼反革命分子。主持會議的郭沫若和茅盾趕緊把呂熒揪走了，此中幾分是為了保護呂熒，幾分是為了維護酷政和保護自己？在蘇聯的肅反高潮中，高爾基針對作家的悲慘境遇，憤怒地對秘密警察頭子雅戈達說：‘我不僅要譴責個人恐怖，更要譴責國家恐怖！’……”。茅盾也像高爾基壹樣，是介乎政界和文界之間的人物。如果說他的表現讓人敬佩，那麼高爾基和呂熒的表現該怎樣評價？我們說不要苛求酷政中人們的軟弱是有道理的，但是稱贊這種軟弱就未免糊塗，如果把這種軟弱說成是高貴偉大的人格，那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難道把人們打死的人是壞人，把人們打傷的人竟然是高貴的好人麼？

　　糊塗和滑稽都可以產生喜劇效果，可是滑天下之大稽就走得太遠，超過了常人的穎悟力和審美習慣。中國人的喜劇邏輯越往前發展越叫人看不懂。

　　我們是貝類

　　許羨蘇在《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散篇上冊）集中介紹了魯迅在三·壹八慘案後的情感反應和避難經過。“幾天後我來到西三條看老太太的時候，她說魯迅先生從劉和珍和楊德群死後，好幾天飯也不吃，話也不說，而且終於病倒了，又不肯看醫生。”對於壹件身外之事，魯迅先生反應竟然這麼強烈，他的心裏確實是裝著這個世界的道義的，他為基本道義的徹底淪喪而痛不欲生。像魯迅先生這樣被此壹社會事件傷害得如此深重的著名知識分子，好象只有魯迅壹人。

　　張承誌說：“‘五四’以來，名士如雲，惟他因那血的影子而心緒黯淡。”“在歷史流血的關頭，並非每個中國作家，都這麼不能忍受。‘慘象，已使我目不忍睹；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這些話，對於當時和現在的中國文人，都不過是應時文章，塗抹而已”（《再致先生書》，見《讀書》1999年7期）。

　　張承誌的感覺很準確（但他的另壹些議論則未必精當，比如他稱贊毛澤東對魯迅的理解等。毛對魯迅的理解是不充分不全面的，他對魯迅的評價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更非哲學的。）。魯迅是壹個真正的仁者，所以他最容易被罪惡所傷害。許羨蘇文章雲：“當執政府衛兵在門樓開槍的時候，請願的人就向外逃跑，但鐵門已經預先關上了出不去……”這樣的統治者不是要照顧到社會各方利益，達到社會平衡，甚至也不是要平息事態，而是鐵了心壹定要以人民為敵，壹定要像關門打狗壹樣把人民打死。生活在這樣的世間，呼吸在這樣的群體之中，還能保持靈魂的平靜，這是必須沒有靈魂的人才能作得到。

　　在臨去世的那壹年，魯迅曾說：“疲勞到沒有法子的時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現世的作家，要模仿壹下來試試。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貝類壹樣，外面非有殼不可。”（《我要騙人》，見《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6卷485頁）魯迅先生的意思是，他不是貝類，他的靈魂沒法用貝殼包裹起來，所以他難於做到。

　　魯迅先生做不到的事情，我們隨隨便便就做到了，就因為我們是貝類。

　　詩人與劊子手

　　“劊子手制造血腥的現實，詩人制造血腥的文字。”詩人老威在1990年的獄中書信裏寫下了這句話。

　　下面壹句話可以作為這句話的補充：劊子手因為制造了血腥的現實而黃袍加身，詩人因為制造了血腥的文字而成為了血腥的現實。

　　袁紹為何轉怒為喜

　　關雲長降曹操後，連斬袁紹手下顏良、文醜二將。袁紹大怒，要誅殺劉備。劉備說，他要派密使去給關雲長通報情況，關雲長壹旦知道劉備投於袁紹軍中，必會星夜趕來，輔佐主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仇。“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

　　袁紹的轉怒為喜，蘊有中國思維的壹個小小的秘密。袁紹痛惜顏良文醜二將時，僅僅只是感到他在軍事上蒙受了損失，增加了他謀求千秋霸業的困難。其中幾乎沒有壹絲壹毫對部屬生命的關懷與愛惜。如果關雲長來投，以他關公的功夫和才能，必可成為他袁紹謀求霸業的最得力的工具。為了得到關雲長這樣得力的工具，犧牲顏良文醜當然算不了什麼。為了另壹個更加重大的利益，他也可以犧牲關雲長這樣的工具。只要對偉大的霸業有用，別說區區顏良文醜關雲長之類，即使殺盡天下萬民，也是在所不惜的。

　　袁紹他們的心理狀態，對生民和歷史的影響實在太大。他們壹旦內心有“喜”，必是萬民塗炭的時候。

　　主公袁紹的思維邏輯，早就成為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中國人愛說“有功”、“有用”，此言背後的標準和心理動因，完全等同於袁紹諸公。壹部中國文學史，很大壹部分就是袁紹曹操劉邦項羽張獻忠洪秀全宋江吳用們壹會兒轉怒為喜、壹會兒轉喜為怒的情緒史。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讀者在浩如煙海的作品之中，選擇《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權謀與暴力之書作為經典中的經典，是因為讀者的心理結構和思維邏輯與袁紹宋江們太同壹了。（2000年3月4日）

　　中國人的奇怪脾氣

　　中國人有許多奇奇怪怪的脾氣。其中有壹項就是只許自己談錢，而不許別人談錢。當別人傻乎乎地談論學術、思想、文化而決不談錢的時候，他會對妳恭恭敬敬，到處說妳是個好人，即使誇張妳的優點他也是有度量的。妳得到了他說妳好，他得到了由妳的好所轉化成的經濟效益。但是妳壹旦也有了壹點經濟頭腦，也會算壹點賬，還會思量著利益共享的時候，他立即會說，人怎麼會這麼靠不住，連某某某這樣的人也會這麼庸俗，這麼骯臟，整天就只知道錢錢錢。

　　商人談錢是智慧問題，文人談錢是人格問題。——那些想免費吸盡文人骨髓的商人就是這麼說的。

　　更為奇怪的是，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竟然很相信這樣的歪理邪說，壹點也不想有所質疑。在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中，知識分子幾乎為此討論了十余年，猶豫了十余年。破除知識分子的金錢禁忌，就像破除中國女性的貞操禁忌壹樣不容易。

　　中國人總是自願地被這些奇怪的繩索所束縛。其實這也是中國人所受到的奴役所造成的觀念誤區。奴隸最不敢要求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不是不願意，實在是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於是就現出壹副不屑於談論擁有權利、擁有利益的樣子，誰敢於強調權利和利益，知識分子群體也許或必定要跟著奴隸主的腔調攻擊妳人格底下。這實在是太上當了。

　　其實，那些不讓別人談權利的人，都是心中最看重權利而且企圖獨占天下壹切權利的人。所謂“商人談錢是智慧問題，文人談錢是人格問題。”的歪理邪說，不過是“官家談權是治國安邦，民家談權是犯上作亂”這壹真正的歪理邪說的邏輯延伸而已。那些攻擊別人註重金錢的人，只不過是想制造壹個大家都不屑於談錢的氛圍，以便於他將天下所有的金錢悄悄塞進他壹個人的腰包。

　　比這種脾氣更為奇怪的是，這麼簡單的道理，那些人竟然老以為別人肯定弱智得無法參破。更更奇怪的是，這麼簡單的道理，有的人真的即使連連上當幾千年也還是無法領悟。這些可憐的人構成了那些口念聖咒的掠奪者的社會基礎。

<<萬維讀者周刊>>第60期 (2000/11a)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