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一切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就是信仰危机

　　摩罗：不少朋友已经感到，信仰的饥渴正在折磨着我们。正是这种饥渴感使得我们内心渐渐萌发了寻找信仰的愿望。我前几年老是说要寻找精神资源，实际上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虚弱，希望找一个比我们通常接触到的文化更加深层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但老找不到。在那个状态下迷茫了几年，然后来接触到几个对宗教信仰比较关注的朋友，我觉得非常有教益。再后来，我觉得很多读书人在这方面有比较明确的感觉，觉得现在存在一个信仰缺乏的问题。因为我们单纯地谈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谈着谈着就会发现，问题本身已经消解了，回到了一个宿命的状态。好像只有引入信仰问题才能使那些问题重新具有深入讨论的可能性。我觉得就连普通大学生都感觉到信仰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来提出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及时。

　　至于怎样谈论，我看至少两种谈法。一个是，信仰总是跟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个体精神需要的角度谈一下我们每个人是怎样接触到这个问题的。这是就每个人怎样与信仰发生关联来谈。另一方面是，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样理解的。我们民族文化缺乏信仰这种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谈谈为什么会缺乏信仰，在这么一种土壤之中要引进信仰问题，究竟可行性怎样。此外还有忏悔问题，这两年不断有人提。最近，余杰跟余秋雨还有一场笔墨官司，使得忏悔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忏悔问题也是信仰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尹振球：我觉得一开始应该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信仰问题。刚才摩罗谈到信仰首先是个体的精神出路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又不仅仅只是个体生命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民族的生活，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共同体的性质等等。今天，在这样一个世界文明的格局当中，在这个国际大家庭里，中华民族到底在什么意义上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与信仰问题紧密相连。今天我们的信仰问题已经危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尤为重要，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今天已经是处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潮之外。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艺术生活、道德伦理生活、个体的内心生活等等，问题都极为严重。就文化艺术生活来说，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歌德”、复古与矫情。完全无视、回避现实的苦难和危机，以一种大无畏的勇气放声高歌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无耻，真是少有。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之下，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登场、络绎不绝，甚至就连封建王朝都唾弃的垃圾如《飞燕外传》者流都被我们的艺术家奉若至宝，大投入、大场面、大制作，搬上屏幕。当然，弘扬的主要目标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女义士、贞妇顺民，你方唱罢我登场。古典名著被大张旗鼓地搬上屏幕，实际上是搬一部死一部，传统文化那种官本位、等级制、血腥弥漫、极端缺乏人道精神的本质暴露无遗。每年元旦的国家新年晚会都是京剧晚会。那种抱残守缺、死不松手、一条道走到黑的执拗、变态，真是这个民族的大不幸！而所谓精英文化圈与娱乐圈，要么是无病呻吟的矫情，要么是低级无聊的搞笑。整个文化艺术生活的这种凋败与反常，不仅充分反映出这个民族精神想象力与精神创造力的极度匮乏，而且也显示了民族精神深处的病症。

　　余杰：我插一句，我发现，凡是伟大的文学，必然与探索宗教信仰问题有深刻的关系。俄罗斯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必说了，二十世纪两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关系密切的中国作家也是如此。一位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另一位是今年刚刚获奖的高行健。他们都是在对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深深失望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另一种表面上看野蛮的、骨子里却充满灵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寻觅。他们都是走向中国的西南部，在对边缘地区的亚文化圈和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挖掘中，企图发现另外的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这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比衰朽的主流文化更加人性、人道，也更加温暖、和谐。他们比普通人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厦即将坍塌。因此，无论是《边城》还是《灵山》，在我看来都是一曲挽歌。

　　文学家只能表达他们的切身感受，他们不可能承担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天文化危机极其深重的时刻，人文知识分子至少应当为全社会彰显一道伦理底线。

　　尹振球：今天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像余杰在随笔里所说的，很多底线都被突破了。像枪杀无辜平民的警察，恶意虐待学生甚至能把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对病人的死活完全无动于衷的医生，名为公仆实为“公贼”的贪官污吏，这类现象已经是层出不穷。我们原来常说，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可是，我们现在经常发现好像不只是某些坏人才干坏事，比如有很多的地方是成村、成乡、成县的人在造假制假，而且有的做的是伤天害理、谋财害命的假，像制造假药，制造假酒，明明知道这个不是闹着玩的，是要让人致残致命的，可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不管不顾了！如此猖獗的地下经济，这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沦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甚至比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要严重。

　　当然，更为严重的问题还是今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无论是所谓的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从整体而言，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总目标，丧失了生活的真正的理由；我们只有眼前最直接最功利的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这些目标让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我们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没有了追求正义、真理和光明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内心生活，没有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出了毛病，出了真正的根本意义上的毛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对中华文明——走了五千年走到如今这种状态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现实：我们的生活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我们的问题已经不是局部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暂时的；我们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全部的生活赖以存在的根出了问题，我们已经丧失了生命存在的根基；我们没有确立所有目的的那个最高目的，没有确立所有原则的那个最高原则，没有产生所有信念的那个最高信念，没有确定一切标准的那个终极标准。没有最终的目的，我们怎么选择具体的人生之路？没有最高的准则，我们怎么确立具体的原则并且义无反顾地信守不变呢？没有最高的信念，没有终极的标准，我们怎么去判断？怎么去思想？怎么去行动？——而没有这一切，我们的人生怎么可能不是盲目、虚无、荒诞的呢？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种人生状态，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呢？如果不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一切，这个民族怎么可能还有希望呢？所以，所有的一切归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的万恶之源，万病之根。

　　我们今天在这里如此沉重、如此郑重地提出信仰问题，真正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分析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探讨它的出路，都要从这里出发。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就这么难？在全世界早已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还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区？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抛开？自近代以来，为摆脱这种黑暗与贫穷，人们舍命以求，一百多年了，其结果却是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应该从这里去思考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信仰上为民主政体的产生奠定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不仅是现在，而是五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没有奠定这样一个基础。专制王权为什么会在中国长期延续？为什么人们总是以一个新的王权代替旧的王权？为什么人们从不怀疑王权本身的合法性？为什么人们真的认为某位“真龙天子”或“人民领袖”与其他所有的人就是不一样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完全是平等的这种观念就从来没有在根本意义上确立起来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只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但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为什么是平等的，要有一个最终的答案。因为在实际层面上，人确实是有差异的，有生理、智力、遗传、成长上的差异，有善恶、美丑、能力大小、成就高低上的差异。但是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呢？我觉得这是整个东方文明，从古埃及、巴比伦到印度、中国，基本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古希腊，一开始与东方一样也是专制王权，但是工商业文明形成以后，在工商业经济中富强起来的贵族和自由民阶层否定国王的特权，希腊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专制的政体——城邦民主制，确立了公民平等的观念。但是，在这里，妇女、战俘、异邦人和债务奴隶等是没有公民权的。真正的人与人完全平等的观念是从基督教产生以后：在唯一的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现代民主政体也是从这里才开始他真正的孕育和生长。所以今天的中国处在整个世界民主主潮之外，决非偶然。

　　任不寐：为什么提出信仰和忏悔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讲不是完全沉思默想或求真的结果。不可否认，我们的时代出现了精神危机。

　　什么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呢?整个民族精神出现了分裂,一方面是实用理性或我说的灾民理性，另一方面是并不理性的学术理性。这是两个世界的对话，而这两个世界都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前者因此丧失了任何精神品质，成为一种动物哲学。后者或者回归偶像崇拜（新左派），或者出现精神上的自我矮化。

　　我这里说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主要谈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精神缺陷。

　　90年代以来，我日益被一种忧郁或恐惧深深地伤害着。我担心，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了：我们这些被称为、或自称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经过９０年代整整１０年的演变，已经从“跪着造反”（列宁）之屈辱、之被迫，转化为“能够跪着造反”之“成熟”、之荣光了。

　　经济自由化政策为精神自由之成长提供了一个有限的不规则的空间，于是跋涉过“算账季节”的垂死的思想重新开始滋长，但它必须在给定的“圈内”成长，成为“病梅”。我所忧惧者有二：第一、混有“官话”的真话客观上被为真话本身，“病梅”看久了就成了自然，相对真理变为绝对真理。这样一来，一个民族的道德和理性的高度都会受到制约，在道德和理性上有残疾的人被看作是正常的人，乃至成为“照亮前途的灯火”。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警惕“戈倍尔悖论”（戈倍尔曾说过：混有部分真相的宣传比彻底说谎更有效力），我用这个词来指这样一种现象：如果说，混有部分真相的谎言比彻底的谎言更可怕，那么，混有部分谎言的真相可能同样是可怕的，尽管二者的动机完全不同。第二、由于人类精神的有限性，“跪着的英雄”可能会在葡伏着的群族中想象自己是站着的英雄，时间一长，他们对自己的想象可能就信以为真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体中毒”现象。这种状况事实上近年经常发作，比如，它可以通过这样一种途径表现出来：他们将真正站立着倒下的英雄们视为“不成熟”、“不理性”、“不学术”、“不人性”、“不生活”而加以嘲弄，这种毫无是非意识、只有利害观念的态度，如果不是为了转化内部良知的追问，可能就是真忘记了自己是跪着的了。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种精神残疾内化为道德残疾的精神危机，一种对矮化了的精神世界的习惯。易言之，我们时代的精神是“小于一”（梅尼日科夫斯基）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任何自由都不断投置石块的政治实用主义旷野上，我们不得不为这残疾的自由而努力；而在不断保卫矮化了的精神的同时，不可能意识到精神矮化本身，而被视为在保卫神圣本身。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于是陷入了双重危机：一方面是自由的残疾，一方面是残疾的自由。或者，一方面是道德耻辱，一方面是受难英雄。或者，一方面跪着呐喊，一方面却“天真无罪”。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没有天真过就成熟了，还没有追求过就放弃了，并陶醉与这种伪成熟和真放弃。比更差的好，而不是比更好的差，比更假的真，而不是比更真的假，这种“灾民理性”成为真理、成为自我评价的唯一标准。

　　这里我也想谈一谈９０年代著名的“《南方周末》现象”，尽管我所说的上述“精神矮化”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和高等院校中尤其突出。我知道，就此问题讨论“《南方周末》现象”可能要冒极大的道义上的风险。因为，我和大多数人都理解这份报纸在９０年代对我们的意义，我曾经这样评价过她：《南方周末》是９０年代的安慰。是的，我们对她应该充满感谢之情。不仅如此，那里的编辑和记者有我非常敬重的朋友。但是，仅仅出于“学术理性”的目的，我愿冒这样一种风险（尽管现在我也不确信，我是否应该发表此文，尽管我相信那里的朋友肯定理解我究竟想说什么）。我之所以把“《南方周末》”称为一种“现象”，是在“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视野下提出来的。无论如何，《南方周末》属于“圈内作业”。我希望我们在向《南方周末》致敬的同时，永远要记住这一点，而记住这一点，才能记住我们的耻辱，看清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道德状况在人类精神谱系上真实的位置。"因为我们是记者"，但结论应该是：“所以我们很耻辱”，而不是“所以我们很神圣”。沈昌文先生说的很好：“我得承认，我是一个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当年在编发顾准前辈的文章时，就有过应当允许‘跪着造反’这念头，但临了还是扣了不敢发，更不用说别的稿件了。所以，对于《读书》工作的这些年，许多事没有按着列宁的教导认真去做。”（《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版“回忆〈读书〉”）我倒不是鼓励编辑朋友去冒风险，何况我自己更加怯懦，而是希望当我们自诩“我们是ＸＸ”时，能象沈昌文老先生一样持有一种忏悔的姿态。

　　这就是我提出“忏悔理性”的主要根据。精神矮化是被迫的，但比彻底丧失精神要值得庆幸得多；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同时记住这种矮化，在神气活现的时候、在要承担民族良知这个角色的时候，更多的是怀有一颗忏悔之心。我们已经做的，和我们应该做的，的确像差太远了。我们甚至连最基本的道德常识都无法坚守。２０年来，几件简单的是非事件我们不敢置一词，１９９９年，那么简单的善恶问题我们沉默着，甚至不同程度地成为同谋，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呢？是的，“基本启蒙”是重要的、“首先是存在”是重要的，这些道理我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还要记住，仅仅是“基本启蒙”是有限的，仅仅是“存在”是耻辱的。“耻辱地存在”，或“忏悔地存在“，这是克服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唯一的道路，由此我们可能拒绝遗忘，使未来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起点上。

　　评论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不能自己拎着自己的头皮离开这个时代。我知道自己是耻辱结构上的一部分，是一个“小于一”的精神实体。小于一而自认大于一这种虚妄意识，来自人性上的有限性。比如，我每次都为自己能在传统媒体上发表一篇文章感到兴奋，开始还有一点内疚，久之就完全成为荣耀。对我来讲，我已经忘记了这是一种乞丐式的自由，而不完全是自由本身。我甚至把这种有限自由同那些不能有限自由或拒绝有限自由的人相比较，从而陷入一种虚荣之中。事实上，每次被允许“跪着言说”，不过意味着一次耻辱。我倒不是完全主张知识界拒绝向任何传统媒体投稿，因为我已经说了，有限自由的存在毕竟比毫无自由的存在要好的多，我的观点侧重在这里：我仅仅意识到了“自由”却忘记了“有限”。

　　我，一个精神残疾的人，无权提出如此令人反感的结论性的意见。仅仅是为了面对自己的耻辱，我不得不把话说到极端。我在此也向万能的主祈祷，祈祷主赐我更多的勇气，以使我能早日超越这时代加诸我心的不堪忍受的耻辱，或者早日停止我不断加诸这个时代的耻辱。

　　我们的境遇、我们当下的这种生存状态“逼迫”我们为精神自由寻找一种出路，为我们的忏悔意识寻找最后的根基。而忏悔问题，从常识层面上讲，是一个道德诚实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信仰问题。

　　余杰：刚才尹振球谈了一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信仰跟民主制度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由非民主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我观察到，在转型的过程中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信仰传统深厚的国家，转型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而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则需要付出更多的鲜血。前者如俄罗斯、东欧诸国，后者如非洲和拉美某些国家。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是必然的，尽管会有很多曲折。如果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引入以信仰为核心的精神资源，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转型的痛苦降到最低，转型后的建构也将更加迅速。

　　我们需要有信仰的普通公民，也需要有信仰的政治领袖。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为什么一直出不了像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维尔、金达中这样的伟大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我看还是因为信仰问题。没有终极信仰的政治最后必然会沦落为肮脏的交易和血腥的争斗。我前段时间给《亚洲周刊》写了篇文章，谈南北韩首脑会晤，并由此谈到金大中的民主理念和政治伦理。金大中刚刚获得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在于他推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还在于他积极与北方和解。我在阅读他的自传时，有一段特别让我感动。金大中被特务绑架到公海上，塞到麻袋里，并在其手腕上系上一块三四十公斤的铁砣，准备扔到大海里。这时，基督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还没有来得及祷告，基督就出现了。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金大中心中充溢的不是仇恨、不是绝望，而是基督和爱。这个情节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引用。我相信，当选总统之后，金大中之所以要与北方和解，除了民族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满腔的对北方处于饥饿中的同胞的爱。一个缺乏爱、缺乏信仰的民族，要想获得民主、自由、公正，无异于建立空中楼阁。

　　摩罗：我觉得中国读书界最需要这种言说，关于信仰，关于爱，关于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我一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就觉得无比兴奋，觉得非常亲切和安慰。可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国实在太少了。

　　任不寐讲信仰跟理性不能处于对立状态，这对中国人有一定的提醒意义。我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现某种危机，一步一步挣扎着走过来的。在这走过来的过程中，因为缺乏这种资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资源，只能遥想异域的古人，如释迦牟尼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想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的民族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比我们高一筹。十字架的诞生，信仰的诞生并不是出于某种狂热。创立宗教的人实际上是对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体验以后，才慢慢地在心里感觉到需要这样的信仰，这样的神，需要这样的佛和上帝。正因为需要这东西，以后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当中就创造出了这样的东西。而他们对人的有限性，对人的弱点的认知肯定不只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问题，肯定有一个对人的存在作理性审视的问题。只有在理性审视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对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然后才有信仰产生，才有宗教产生。被称为当代圣人的潘尼卡就认为：是上主从虚无中创造了我们，又在信仰的基础上造就了我们的理性。这句话充分肯定了信仰与理性相互依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那些学人尽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们就没有这么一种巨大的理性力量从根本上来审视人的弱点，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剧意味，他们达不到这样的理性高度来审视。有的人对这些有非常深的体验，比如孔夫子，老是说没见过有谁像好色那样好仁。他对人性的弱点应该是体验最深的。但是他老是只能从道德角度批评人性的弱点，并只能从道德角度提出弥补的要求，企图用道德克服人性的冲动，而不能像异域的圣哲那样从更高的角度来体察人类的有限性，来悲悯人这个荒谬的存在。尽管他提倡的“仁”是出于对人的爱，但他因为人们达不到他的要求而给予谴责，实际上就是还不具备真正的大爱之心。所以，在这种比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强烈，我到现在也摆脱不掉这种自卑感。中国人为什么就达不到这一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腊人、希伯来人在那么早就那么透彻，不但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有那么透彻的理解，而且对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的有限性也有这么透彻的理解，对人类花了那么漫长的历史逐步建立起来的此岸生活和整个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们一眼就把人类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怜。而我们中国人老是没有这种穿透力，对人的有限性和社会的荒谬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感叹。比如人面对战争，面对整个社会政治生活，觉得“离乱人不如安宁之犬”，只停留在发发感慨的程度，不能升华为更高的东西。这种不能上升可以说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觉得中国两样东西同时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达不到一个我们从西方典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们的文化叫做灾民理性，我觉得真是妙绝了。

　　我们所面临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问题，还有一个建立理性的问题。在没有理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这与建立信仰同样艰难，我们必须同时从事建立信仰和建立理性这两项工作。只有这样才是对我们灵魂的真正的拯救，因为一个健全的灵魂应该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的整合。没有信仰的人绝对不会有理性。同样，没有理性的人也绝对不会有信仰。我们今天寻找信仰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从来缺乏理性。我们今天寻找理性为什么这么艰难，就因为我们一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强调一句，尽管从人的精神结构来说，每个人都有信仰，但我们今天谈信仰，肯定是谈先验意义上的、终极意义上的信仰。

<<万维读者周刊>>第66期 (2000/12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