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饑渴正在折磨著我們，壹切危機中最根本的危機就是信仰危機

　　摩羅：不少朋友已經感到，信仰的饑渴正在折磨著我們。正是這種饑渴感使得我們內心漸漸萌發了尋找信仰的願望。我前幾年老是說要尋找精神資源，實際上就是自己在精神上感到虛弱，希望找壹個比我們通常接觸到的文化更加深層的東西來支撐自己，但老找不到。在那個狀態下迷茫了幾年，然後來接觸到幾個對宗教信仰比較關註的朋友，我覺得非常有教益。再後來，我覺得很多讀書人在這方面有比較明確的感覺，覺得現在存在壹個信仰缺乏的問題。因為我們單純地談論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文化問題、政治問題，談著談著就會發現，問題本身已經消解了，回到了壹個宿命的狀態。好像只有引入信仰問題才能使那些問題重新具有深入討論的可能性。我覺得就連普通大學生都感覺到信仰的缺失。在這樣壹種情況下，我們來提出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及時。

　　至於怎樣談論，我看至少兩種談法。壹個是，信仰總是跟壹個個具體的生命緊密相連的。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從個體精神需要的角度談壹下我們每個人是怎樣接觸到這個問題的。這是就每個人怎樣與信仰發生關聯來談。另壹方面是，我們作為壹個讀書人，對本民族精神文化是怎樣理解的。我們民族文化缺乏信仰這種東西，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談談為什麼會缺乏信仰，在這麼壹種土壤之中要引進信仰問題，究竟可行性怎樣。此外還有懺悔問題，這兩年不斷有人提。最近，余傑跟余秋雨還有壹場筆墨官司，使得懺悔問題更加引人註目。懺悔問題也是信仰裏面壹個很關鍵的問題。

　　尹振球：我覺得壹開始應該談壹談我們為什麼要提出信仰問題。剛才摩羅談到信仰首先是個體的精神出路問題，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它又不僅僅只是個體生命存在的問題，它關系到我們整個民族的生活，從政治、經濟、文化到共同體的性質等等。今天，在這樣壹個世界文明的格局當中，在這個國際大家庭裏，中華民族到底在什麼意義上繼續存在下去，中國處於壹個什麼位置，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都與信仰問題緊密相連。今天我們的信仰問題已經危機到壹個什麼樣的程度，這個尤為重要，我們首先要有壹個清醒的認識。

　　完全可以說，中華民族今天已經是處在整個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潮之外。我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藝術生活、道德倫理生活、個體的內心生活等等，問題都極為嚴重。就文化藝術生活來說，今天最引人註目的傾向就是“歌德”、復古與矯情。完全無視、回避現實的苦難和危機，以壹種大無畏的勇氣放聲高歌太平盛世，如此麻木，如此無恥，真是少有。在弘揚傳統文化的旗幟之下，各種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紛紛登場、絡繹不絕，甚至就連封建王朝都唾棄的垃圾如《飛燕外傳》者流都被我們的藝術家奉若至寶，大投入、大場面、大制作，搬上屏幕。當然，弘揚的主要目標是明君良吏、忠臣孝子、烈女義士、貞婦順民，妳方唱罷我登場。古典名著被大張旗鼓地搬上屏幕，實際上是搬壹部死壹部，傳統文化那種官本位、等級制、血腥彌漫、極端缺乏人道精神的本質暴露無遺。每年元旦的國家新年晚會都是京劇晚會。那種抱殘守缺、死不松手、壹條道走到黑的執拗、變態，真是這個民族的大不幸！而所謂精英文化圈與娛樂圈，要麼是無病呻吟的矯情，要麼是低級無聊的搞笑。整個文化藝術生活的這種雕敗與反常，不僅充分反映出這個民族精神想象力與精神創造力的極度匱乏，而且也顯示了民族精神深處的病癥。

　　余傑：我插壹句，我發現，凡是偉大的文學，必然與探索宗教信仰問題有深刻的關系。俄羅斯的兩大文豪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必說了，二十世紀兩位與諾貝爾文學獎關系密切的中國作家也是如此。壹位是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沈從文，另壹位是今年剛剛獲獎的高行健。他們都是在對以中原文化、黃河文化為主流的中國文化深深失望的基礎上，開始了對另壹種表面上看野蠻的、骨子裏卻充滿靈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尋覓。他們都是走向中國的西南部，在對邊緣地區的亞文化圈和少數民族的原始文化、原始宗教的挖掘中，企圖發現另外的文明形態和生存方式。這種文明形態和生存方式比衰朽的主流文化更加人性、人道，也更加溫暖、和諧。他們比普通人更為敏銳地感受到了大廈即將坍塌。因此，無論是《邊城》還是《靈山》，在我看來都是壹曲挽歌。

　　文學家只能表達他們的切身感受，他們不可能承擔救世的使命。但是，在今天文化危機極其深重的時刻，人文知識分子至少應當為全社會彰顯壹道倫理底線。

　　尹振球：今天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淪喪也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就像余傑在隨筆裏所說的，很多底線都被突破了。像槍殺無辜平民的警察，惡意虐待學生甚至能把學生活活打死的老師，對病人的死活完全無動於衷的醫生，名為公仆實為“公賊”的貪官汙吏，這類現象已經是層出不窮。我們原來常說，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善良的人民，可是，我們現在經常發現好像不只是某些壞人才幹壞事，比如有很多的地方是成村、成鄉、成縣的人在造假制假，而且有的做的是傷天害理、謀財害命的假，像制造假藥，制造假酒，明明知道這個不是鬧著玩的，是要讓人致殘致命的，可是為了壹點蠅頭小利就不管不顧了！如此猖獗的地下經濟，這與其說是壹個經濟問題不如說是壹個道德倫理問題。今天中國人的道德淪喪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在我看來甚至比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要嚴重。

　　當然，更為嚴重的問題還是今日中國人的內心生活。無論是所謂的上層精英還是下層百姓，從整體而言，已經喪失了生活的總目標，喪失了生活的真正的理由；我們只有眼前最直接最功利的壹個個具體的生活目標，就是這些目標讓我們像無頭蒼蠅壹樣盲目地奔波忙碌；我們沒有了判斷善惡是非美醜的標準，沒有了追求正義、真理和光明的目標與動力，沒有了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關系的最高準則；實際上，我們已經沒有了真正的內心生活，沒有了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精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我們的生活出了毛病，出了真正的根本意義上的毛病；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對中華文明——走了五千年走到如今這種狀態的中華文明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

　　我們不能不面對這個現實：我們的生活已經千瘡百孔，搖搖欲墜；我們的問題已經不是局部的，不是偶然的，不是暫時的；我們的根出了問題，我們全部的生活賴以存在的根出了問題，我們已經喪失了生命存在的根基；我們沒有確立所有目的的那個最高目的，沒有確立所有原則的那個最高原則，沒有產生所有信念的那個最高信念，沒有確定壹切標準的那個終極標準。沒有最終的目的，我們怎麼選擇具體的人生之路？沒有最高的準則，我們怎麼確立具體的原則並且義無反顧地信守不變呢？沒有最高的信念，沒有終極的標準，我們怎麼去判斷？怎麼去思想？怎麼去行動？——而沒有這壹切，我們的人生怎麼可能不是盲目、虛無、荒誕的呢？壹個社會的成員都是這種人生狀態，這個社會怎麼可能健康呢？如果不從根本上去改變這壹切，這個民族怎麼可能還有希望呢？所以，所有的壹切歸為壹點，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信仰，這是我們今天的萬惡之源，萬病之根。

　　我們今天在這裏如此沈重、如此鄭重地提出信仰問題，真正的原因就在這裏。我覺得，我們分析今天中國的社會問題，探討它的出路，都要從這裏出發。

　　有很長壹段時間，我始終不明白：中國為什麼就這麼難？在全世界早已是“不證自明”的常識為什麼在我們這裏還是碰都不能碰的禁區？中華民族為什麼會被世界政治生活的主流完全拋開？自近代以來，為擺脫這種黑暗與貧窮，人們舍命以求，壹百多年了，其結果卻是這樣，為什麼？現在我們應該從這裏去思考這個問題了。我覺得，我們從來就沒有在信仰上為民主政體的產生奠定壹個必不可少的基礎。不僅是現在，而是五千年來我們的文化壹直就沒有奠定這樣壹個基礎。專制王權為什麼會在中國長期延續？為什麼人們總是以壹個新的王權代替舊的王權？為什麼人們從不懷疑王權本身的合法性？為什麼人們真的認為某位“真龍天子”或“人民領袖”與其他所有的人就是不壹樣呢？壹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人完全是平等的這種觀念就從來沒有在根本意義上確立起來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只是在法律意義上的平等。但人在最根本的意義上為什麼是平等的，要有壹個最終的答案。因為在實際層面上，人確實是有差異的，有生理、智力、遺傳、成長上的差異，有善惡、美醜、能力大小、成就高低上的差異。但是怎樣才能從根本上確立人與人的平等呢？我覺得這是整個東方文明，從古埃及、巴比倫到印度、中國，基本上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古希臘，壹開始與東方壹樣也是專制王權，但是工商業文明形成以後，在工商業經濟中富強起來的貴族和自由民階層否定國王的特權，希臘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第壹個非專制的政體——城邦民主制，確立了公民平等的觀念。但是，在這裏，婦女、戰俘、異邦人和債務奴隸等是沒有公民權的。真正的人與人完全平等的觀念是從基督教產生以後：在唯壹的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現代民主政體也是從這裏才開始他真正的孕育和生長。所以今天的中國處在整個世界民主主潮之外，決非偶然。

　　任不寐：為什麼提出信仰和懺悔這樣的問題，對我來講不是完全沈思默想或求真的結果。不可否認，我們的時代出現了精神危機。

　　什麼是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呢?整個民族精神出現了分裂,壹方面是實用理性或我說的災民理性，另壹方面是並不理性的學術理性。這是兩個世界的對話，而這兩個世界都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前者因此喪失了任何精神品質，成為壹種動物哲學。後者或者回歸偶像崇拜（新左派），或者出現精神上的自我矮化。

　　我這裏說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主要談的是“當代自由主義”的精神缺陷。

　　90年代以來，我日益被壹種憂郁或恐懼深深地傷害著。我擔心，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已經發展到這樣壹種地步了：我們這些被稱為、或自稱為民族良知的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經過９０年代整整１０年的演變，已經從“跪著造反”（列寧）之屈辱、之被迫，轉化為“能夠跪著造反”之“成熟”、之榮光了。

　　經濟自由化政策為精神自由之成長提供了壹個有限的不規則的空間，於是跋涉過“算賬季節”的垂死的思想重新開始滋長，但它必須在給定的“圈內”成長，成為“病梅”。我所憂懼者有二：第壹、混有“官話”的真話客觀上被為真話本身，“病梅”看久了就成了自然，相對真理變為絕對真理。這樣壹來，壹個民族的道德和理性的高度都會受到制約，在道德和理性上有殘疾的人被看作是正常的人，乃至成為“照亮前途的燈火”。在這方面，也許我們應該警惕“戈倍爾悖論”（戈倍爾曾說過：混有部分真相的宣傳比徹底說謊更有效力），我用這個詞來指這樣壹種現象：如果說，混有部分真相的謊言比徹底的謊言更可怕，那麼，混有部分謊言的真相可能同樣是可怕的，盡管二者的動機完全不同。第二、由於人類精神的有限性，“跪著的英雄”可能會在葡伏著的群族中想象自己是站著的英雄，時間壹長，他們對自己的想象可能就信以為真了，這是壹種精神上的“自體中毒”現象。這種狀況事實上近年經常發作，比如，它可以通過這樣壹種途徑表現出來：他們將真正站立著倒下的英雄們視為“不成熟”、“不理性”、“不學術”、“不人性”、“不生活”而加以嘲弄，這種毫無是非意識、只有利害觀念的態度，如果不是為了轉化內部良知的追問，可能就是真忘記了自己是跪著的了。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壹種精神殘疾內化為道德殘疾的精神危機，壹種對矮化了的精神世界的習慣。易言之，我們時代的精神是“小於壹”（梅尼日科夫斯基）的。更為重要的是，在對任何自由都不斷投置石塊的政治實用主義曠野上，我們不得不為這殘疾的自由而努力；而在不斷保衛矮化了的精神的同時，不可能意識到精神矮化本身，而被視為在保衛神聖本身。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於是陷入了雙重危機：壹方面是自由的殘疾，壹方面是殘疾的自由。或者，壹方面是道德恥辱，壹方面是受難英雄。或者，壹方面跪著吶喊，壹方面卻“天真無罪”。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還沒有天真過就成熟了，還沒有追求過就放棄了，並陶醉與這種偽成熟和真放棄。比更差的好，而不是比更好的差，比更假的真，而不是比更真的假，這種“災民理性”成為真理、成為自我評價的唯壹標準。

　　這裏我也想談壹談９０年代著名的“《南方周末》現象”，盡管我所說的上述“精神矮化”問題在“中國經濟學”界和高等院校中尤其突出。我知道，就此問題討論“《南方周末》現象”可能要冒極大的道義上的風險。因為，我和大多數人都理解這份報紙在９０年代對我們的意義，我曾經這樣評價過她：《南方周末》是９０年代的安慰。是的，我們對她應該充滿感謝之情。不僅如此，那裏的編輯和記者有我非常敬重的朋友。但是，僅僅出於“學術理性”的目的，我願冒這樣壹種風險（盡管現在我也不確信，我是否應該發表此文，盡管我相信那裏的朋友肯定理解我究竟想說什麼）。我之所以把“《南方周末》”稱為壹種“現象”，是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這壹視野下提出來的。無論如何，《南方周末》屬於“圈內作業”。我希望我們在向《南方周末》致敬的同時，永遠要記住這壹點，而記住這壹點，才能記住我們的恥辱，看清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道德狀況在人類精神譜系上真實的位置。"因為我們是記者"，但結論應該是：“所以我們很恥辱”，而不是“所以我們很神聖”。沈昌文先生說的很好：“我得承認，我是壹個怯懦者，想到而大多不能做到。我當年在編發顧準前輩的文章時，就有過應當允許‘跪著造反’這念頭，但臨了還是扣了不敢發，更不用說別的稿件了。所以，對於《讀書》工作的這些年，許多事沒有按著列寧的教導認真去做。”（《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９日版“回憶〈讀書〉”）我倒不是鼓勵編輯朋友去冒風險，何況我自己更加怯懦，而是希望當我們自詡“我們是ＸＸ”時，能象沈昌文老先生壹樣持有壹種懺悔的姿態。

　　這就是我提出“懺悔理性”的主要根據。精神矮化是被迫的，但比徹底喪失精神要值得慶幸得多；但問題的另壹方面是，我們必須同時記住這種矮化，在神氣活現的時候、在要承擔民族良知這個角色的時候，更多的是懷有壹顆懺悔之心。我們已經做的，和我們應該做的，的確像差太遠了。我們甚至連最基本的道德常識都無法堅守。２０年來，幾件簡單的是非事件我們不敢置壹詞，１９９９年，那麼簡單的善惡問題我們沈默著，甚至不同程度地成為同謀，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自稱是自由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呢？是的，“基本啟蒙”是重要的、“首先是存在”是重要的，這些道理我完全贊同----但同時，我們還要記住，僅僅是“基本啟蒙”是有限的，僅僅是“存在”是恥辱的。“恥辱地存在”，或“懺悔地存在“，這是克服我們時代的精神危機唯壹的道路，由此我們可能拒絕遺忘，使未來建立在壹個真實的歷史起點上。

　　評論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的時候，我不能自己拎著自己的頭皮離開這個時代。我知道自己是恥辱結構上的壹部分，是壹個“小於壹”的精神實體。小於壹而自認大於壹這種虛妄意識，來自人性上的有限性。比如，我每次都為自己能在傳統媒體上發表壹篇文章感到興奮，開始還有壹點內疚，久之就完全成為榮耀。對我來講，我已經忘記了這是壹種乞丐式的自由，而不完全是自由本身。我甚至把這種有限自由同那些不能有限自由或拒絕有限自由的人相比較，從而陷入壹種虛榮之中。事實上，每次被允許“跪著言說”，不過意味著壹次恥辱。我倒不是完全主張知識界拒絕向任何傳統媒體投稿，因為我已經說了，有限自由的存在畢竟比毫無自由的存在要好的多，我的觀點側重在這裏：我僅僅意識到了“自由”卻忘記了“有限”。

　　我，壹個精神殘疾的人，無權提出如此令人反感的結論性的意見。僅僅是為了面對自己的恥辱，我不得不把話說到極端。我在此也向萬能的主祈禱，祈禱主賜我更多的勇氣，以使我能早日超越這時代加諸我心的不堪忍受的恥辱，或者早日停止我不斷加諸這個時代的恥辱。

　　我們的境遇、我們當下的這種生存狀態“逼迫”我們為精神自由尋找壹種出路，為我們的懺悔意識尋找最後的根基。而懺悔問題，從常識層面上講，是壹個道德誠實的問題，從根本上說，就是壹個信仰問題。

　　余傑：剛才尹振球談了壹個也是我非常關註的問題，就是信仰跟民主制度的關系。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有幾十個國家由非民主國家轉型為民主國家。我觀察到，在轉型的過程中有壹種很有趣的現象，宗教信仰傳統深厚的國家，轉型相對而言要容易得多；而缺乏宗教信仰傳統的國家，則需要付出更多的鮮血。前者如俄羅斯、東歐諸國，後者如非洲和拉美某些國家。我認為中國的民主化是必然的，盡管會有很多曲折。如果在民主化進程中，我們引入以信仰為核心的精神資源，將使我們少走許多彎路，轉型的痛苦降到最低，轉型後的建構也將更加迅速。

　　我們需要有信仰的普通公民，也需要有信仰的政治領袖。壹個世紀以來，中國為什麼壹直出不了像甘地、馬丁·路德·金、曼德拉、哈維爾、金達中這樣的偉大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我看還是因為信仰問題。沒有終極信仰的政治最後必然會淪落為骯臟的交易和血腥的爭鬥。我前段時間給《亞洲周刊》寫了篇文章，談南北韓首腦會晤，並由此談到金大中的民主理念和政治倫理。金大中剛剛獲得年諾貝爾和平獎，他是當之無愧的。不僅在於他推動了韓國的民主化，還在於他積極與北方和解。我在閱讀他的自傳時，有壹段特別讓我感動。金大中被特務綁架到公海上，塞到麻袋裏，並在其手腕上系上壹塊三四十公斤的鐵砣，準備扔到大海裏。這時，基督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他還沒有來得及禱告，基督就出現了。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金大中心中充溢的不是仇恨、不是絕望，而是基督和愛。這個情節我在許多文章中反復引用。我相信，當選總統之後，金大中之所以要與北方和解，除了民族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心中那滿腔的對北方處於饑餓中的同胞的愛。壹個缺乏愛、缺乏信仰的民族，要想獲得民主、自由、公正，無異於建立空中樓閣。

　　摩羅：我覺得中國讀書界最需要這種言說，關於信仰，關於愛，關於和平主義，人道主義。我壹看到這方面的文章就覺得無比興奮，覺得非常親切和安慰。可這樣的文章在目前的中國實在太少了。

　　任不寐講信仰跟理性不能處於對立狀態，這對中國人有壹定的提醒意義。我感到信仰的重要，是自己精神生活出現某種危機，壹步壹步掙紮著走過來的。在這走過來的過程中，因為缺乏這種資源，我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這種資源，只能遙想異域的古人，如釋迦牟尼怎麼樣，耶穌怎麼樣。想到他們我就覺得他們的民族至少在這個意義上要比我們高壹籌。十字架的誕生，信仰的誕生並不是出於某種狂熱。創立宗教的人實際上是對人的弱點、人的有限性有了非常充分的體驗以後，才慢慢地在心裏感覺到需要這樣的信仰，這樣的神，需要這樣的佛和上帝。正因為需要這東西，以後慢慢地在民族精神生活當中就創造出了這樣的東西。而他們對人的有限性，對人的弱點的認知肯定不只是個體生命體驗的問題，肯定有壹個對人的存在作理性審視的問題。只有在理性審視的前提下，才可能產生對此岸世俗生活的否定與超越，然後才有信仰產生，才有宗教產生。被稱為當代聖人的潘尼卡就認為：是上主從虛無中創造了我們，又在信仰的基礎上造就了我們的理性。這句話充分肯定了信仰與理性相互依存的關系。

　　中國古代的那些學人盡管也很了不起，但是他們就沒有這麼壹種巨大的理性力量從根本上來審視人的弱點，人的有限性，以及存在本身的悲劇意味，他們達不到這樣的理性高度來審視。有的人對這些有非常深的體驗，比如孔夫子，老是說沒見過有誰像好色那樣好仁。他對人性的弱點應該是體驗最深的。但是他老是只能從道德角度批評人性的弱點，並只能從道德角度提出彌補的要求，企圖用道德克服人性的沖動，而不能像異域的聖哲那樣從更高的角度來體察人類的有限性，來悲憫人這個荒謬的存在。盡管他提倡的“仁”是出於對人的愛，但他因為人們達不到他的要求而給予譴責，實際上就是還不具備真正的大愛之心。所以，在這種比較之中，我的民族文化自卑感非常強烈，我到現在也擺脫不掉這種自卑感。中國人為什麼就達不到這壹步呢，而印度人和希臘人、希伯來人在那麼早就那麼透徹，不但對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有那麼透徹的理解，而且對人類作為壹個類的存在的有限性也有這麼透徹的理解，對人類花了那麼漫長的歷史逐步建立起來的此岸生活和整個存在方式，都有如此冷峻的穿透力。他們壹眼就把人類看穿了，洞悉了人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可憐。而我們中國人老是沒有這種穿透力，對人的有限性和社會的荒謬只有壹般意義上的感嘆。比如人面對戰爭，面對整個社會政治生活，覺得“離亂人不如安寧之犬”，只停留在發發感慨的程度，不能升華為更高的東西。這種不能上升可以說是缺乏信仰，同時也是缺乏理性。所以我覺得中國兩樣東西同時缺乏，不光是缺乏信仰，在理性上也達不到壹個我們從西方典籍中所感受到的高度。任不寐把我們的文化叫做災民理性，我覺得真是妙絕了。

　　我們所面臨的不光是建立信仰的問題，還有壹個建立理性的問題。在沒有理性的土壤上建立理性這與建立信仰同樣艱難，我們必須同時從事建立信仰和建立理性這兩項工作。只有這樣才是對我們靈魂的真正的拯救，因為壹個健全的靈魂應該是信仰和理性的完整的整合。沒有信仰的人絕對不會有理性。同樣，沒有理性的人也絕對不會有信仰。我們今天尋找信仰為什麼這麼艱難，就因為我們從來缺乏理性。我們今天尋找理性為什麼這麼艱難，就因為我們壹直缺乏信仰。

　　另外，我想強調壹句，盡管從人的精神結構來說，每個人都有信仰，但我們今天談信仰，肯定是談先驗意義上的、終極意義上的信仰。

<<萬維讀者周刊>>第66期 (2000/12C)   www.DZZK.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