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过他的好几次电话留言，一直没有时间回他的电话。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说是到这里探亲，无意中看了我好几篇<<人生自白>>，要找我好好聊聊，吐吐心中的闷气。面对这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那饱经风霜的皱纹里，可以想像出他生活中的缕缕痕迹。在他递过一张据说是退休前用的名片时，我不禁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想不到这位老先生竟是在国内顶顶有名的大学者，可以说，我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读他的文章，政治课的课本里更是不断地引用他的名言。在我恭恭敬敬地给他老人家泡了一杯浓茶之后，他像当年在中央党校千人大礼堂做报告一样，给我足足地上了一堂政治教育课......。

　　我从八十年代就来过美国好几次，连江泽民都到过达拉斯四次，我们这一代人对美国就从没产生过好感。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国佬总想把他们这的破玩意推销给中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江泽民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共产党员深思。

　　1988年至1989年，我国经济出现暂时困难，有些人借机鼓吹：中国的改革开放失败了，只有改变所有制，搞私有化。他们认为，中国只有走私有化这一条路。

　　西方的财团、政府、报刊都极力鼓动中国搞私有化。但是，西方有几位对我国友好、头脑清醒的学者，却向我们敲起警钟。１９８８年下半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芮捷锐（Geoff Raby）和英国经济学家吴必得（Pater Wood）主动来找我。我当时任《经济月刊》总编辑，我带了几位学经济的记者、编辑去，与他们长谈四次，总计约１４小时。最后一次长谈已是１９８９年春天，地点是北京西单的“豆花饭庄”。

　　两位博士讲来讲去，中心意思是：私有化会使中国天下大乱。他们说：由于中国有９亿农民，人多地少，如果中国搞私有化，搞出来的不会是现代资本主义，而是欧洲１８世纪、１９世纪那种原始资本主义，重新经受欧州人经历过的痛苦。中国人民过了４０年虽不富裕但是安稳的社会主义生活，一旦搞原始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必然群起反对。那就会天下大乱，甚至发生内战。

　　后来法国罗特希尔德银行亦派专家到中国作调查，他们回去写的报告，结论与芮捷锐博士和吴必得博士相同，只不过用词更重。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搞私有化，搞出来的将是欧洲过去那种在矿山上大量使用童工、女工，给大批老百姓带来贫困的“野蛮资本主义”。

　　这不是危言耸听。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已经悄悄地在中国露头。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就有无节制地加班加点，没有劳保福利，老板欺压工人，甚至老板侮辱女工。有些发了财的老板纳妾，娶小老婆。目前已知的最高纪录是纳妾６人。有的老板发了财就嫖娼、搞姘头，还腐蚀国家干部。《羊城晚报》曾登过一封读者来信。我还记得内容：

　　我们是广州市白云区台资服装厂的工人。我们每天从早上７点３０分起，除午饭吃饭休息两个半小时外，其余时间就上班不停了，每天至少工作１２小时，有时还加班到深夜，一天工作多达十四五个小时。可是我们的工资甚低，技术熟练的每月仅四五百元，大多数只得三百多元。为此，我们要求：（一）按件计工的单价不应太低。（二）每月让工人休息１－２天，最少亦应休息４至６晚。（三）工人确有患病应允许请假，不当旷工论处。（四）每月定期发放工资。

　　如果遮住信中的地名厂名，这封信很像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抄录来的。《资本论》出版于１２５年前，书中引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的大量报告，与这封信描述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一群工人的要求多低啊！他们只希望“每月让工人休息１－２天”，或者每月“休息４－６晚！”而国家法定的休息时间是每周休息二天，每天劳动８小时。

　　今天苏联的情况就令人触目惊心。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国家一团糟，人民更困苦。“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结果，是新的“一元化”。有的国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取缔共产党，和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一样。共产党员普遍受到迫害。先整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然后整一般党员，第三步连已经退党的过去的共产党员也挨整，受排斥，受监视，找不到工作。几十年前被推翻的国王、贵族、大地主，现在纷纷从国外回来，气势汹汹地搞反攻倒算。以前，这些国家的新闻界、文艺界人士老埋怨新闻自由不够，创作自由不够。现在西方的报刊、书籍、电影自由地大量拥入，挤垮了本国的报刊社、出版社、电影制片厂，记者、作家、演员失了业，连过去拥有的不够充分的新闻自由、创作自由也没有了。我前几年随作家代表团访问东欧，发现那里的作协会已不存在，一是没经费，许多作家改了行；二是申报重新登记，被拖着不批准。政府不说禁止，那会被批评为违反“结社自由”；但他老是“研究、研究”，使你那作家协会得不到合法地位。东欧作家对我国作家说，现在才知道，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过去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自由，现在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让你连饭都没得吃。

　　事实上，几乎就在他们取得政权的同时，国家解体，民族矛盾尖锐，有几个国家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其原因是国家就失去了凝聚力，各民族就失去了亲合力；西方资产阶级不希望你国家统一强盛，它希望你分裂，以便分而治之。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后，他们用资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来推行“经济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进展却很缓慢。本国职工买不起，只好到西方找买主。西方资本家却裹足不前－－你社会一片混乱，他来投资的风险太大。也有一些西方资本家愿买，但他要把价格压到很低程度，然后选购其中某些可以马上赚钱的企业，或者可以改造成与它的大公司配套的企业。东欧的经济已经崩溃，只能任随西方宰割，于是越来越糟糕。

　　东欧和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后带来的经济灾难，有目共睹，举世公认，最反共的人也无法辩解，只能提出“阵痛论”。他们说，这是从社会主义转入资本主义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是生孩子前的“阵痛”，痛过就好了。问题在于要“阵痛”多少年。

　　最悲观的大概是前西德总理施密特，他著文说：“苏联的后继国家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和能够被可信地纳入国际社会，５０年代时间几乎还不够”。乐观的估计是阵痛２０年。就按最乐观的估计来说吧。已经“痛”了十年，再“痛”十年，合计20年。试问，在经济竞争十分激烈的今日世界上，一个大国浪费二十年时间会是什么后果？最使东欧人困惑不解的是，西方只“许愿”，不“还愿”。美国原先许诺，只要东欧国家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转向“私有化道路”，“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就免去东欧的债务，并给东欧大量援助，大量投资。东欧剧变十年了，西方除给了一些救济物资（其中有许多是过期或快要过期的食品），减免了一些紧急债务外，并未投入大量美元。东欧各国的外债数额依旧，有的还增加了。据奥地利《东西方杂志》和瑞士《新苏黎世报》的调查，美国答应的赠款只支付了13.1%，答应的贷款只支付了9.7%。

　　美国对东欧的政策是：只救命，不扶贫；只给你输点血，不给你增加造血功能。原因：一、美国绝不希望东欧经济发展，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美国知道，东欧有高水平的科研力量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一旦发挥出潜力，是了不得的。二、“上了钩的鱼儿不必再给香饵”。这是５０年代初美国财阀洛克菲勒写给美国总统的信件中的一句话。１９８９年，美国运用于巴拿马；现在把这个手法运用于东欧。波兰的瓦文萨总统就多次埋怨：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当。

　　最可笑的是戈尔巴乔夫，忠顺地按照布什的意图办事，在国内修改党章，修改宪法，搞了“多党制”和“私有化”。他以为应该得赏，１９９１年遍访西方大国，要求援助，到处碰壁后，他飞到伦敦，去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人家根本不要他参加，也不给一分钱。西方舆论嘲笑戈尔巴乔夫捧着个破饭盒子求乞，什么也没讨到，“只得到一本发展资本主义的教科书”。美国高级谋士布热津斯基传话给戈尔巴乔夫，提出四个条件：一、彻底多党制。二、全面私有化；三、各民族自决。四、销毁核武器。戈尔巴乔夫回去，做到了上述四条，然而，西方仍然不给援助。结果戈尔巴乔夫身败名裂，只好灰溜溜地下台，进入历史的垃圾堆。戈尔巴乔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长大的，他根本不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规矩。你有筹码、有钱、有货，人家才和你玩牌、谈判、讨价还价。你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东西都白白奉送掉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谁还会理睬你呢？当然要把你撵出赌场，赶出交易所。

　　在中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曾宣扬：只要中国实行西方那种多党制、私有化，西方就会大量援助中国，美元滚滚而来，使中国人很快就过上美国的生活。说他是白日做梦，他还说你“保守”，说你是“老左”，这种人大都没来过美国。来过的人，在美国打过工，饿过肚子的人，如那些民运份子，都想马上回国，不愿在这里受洋罪。

　　今年夏天，我国南北方都遭受严重水灾，受灾人口几千万，举世震惊，开始，美国政府仅捐助3.5万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一个普通工程师的年工资。消息传出，美国的民主人士、华裔、华侨、留学生群起批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这才送来５吨医疗器械，2.6万条毛毯，折合３０万美元，还不到古巴捐款的十分之一,不如港澳捐款的百分之一。这就是美国的人道主义，这就是美国的人权观。

　　当时，我的一个学生赴美留学，临行前他对我说：“这几天我老想，美国为救济我国几千万灾民只捐赠3.5万美元，为什么舍得给我一个人每年2.2万美元助学金呢？美国的心思我明白。我会记住这笔帐，不让他们满意的。”

　　如果中国上了钩，搞私有化，天下大乱，没有饭吃，美国等西方国家会拿大量美元来援助我们吗？如果中国上了钩，情况会比东欧糟１０倍。西方对我国搞“和平演变”，其目的是削弱我国，绝不是使中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排他性决定的。美国不会扶植第二个日本、第二个德国，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西方对我国搞“和平演变”，一是要中国“西化”，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制度的存在和成功，使西方大资本家睡不稳、吃不香；二是要中国“分化”，肢解中国，由西方列强各占一块作为势力范围。这既能削弱中国，又使西方列强得到实惠。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那天晚上，西方资产阶级一片欢腾。我坐在家里，心情沉重。有三位年轻人不约而同来到我家，他们说：过去听老一辈热情地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不大理解，现在理解了。

　　年轻人的话使我受到鼓舞，精神为之一振。我说：今晚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是苏联及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但不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资本主义没有给东欧和苏联的社会带来任何进步，没有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我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即使有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灾难，但人们的思想还是很纯的，邓小平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搞得乱七八糟，将来会被几亿失业工人挖祖坟的......。什么？你没时间听了？你要是不听，在达拉斯我还能找谁来听？这是发自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心声！......什么？你问我儿子干吗到美国来？这个问题....我还没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