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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惘:壹個早期歸僑學子的神州紀事(1)

辛北


自序

  十多年前我就開始在想,是否把過去幾十年的經歷寫成文字。但由於當時壹心撲在自己從事的學術與教學工作上,既舍不得也擠不出時間去動手。然而這個欲望常縈繞腦際,迫使我終於下了決心去實現這壹宿願。

  四十年代末,我就學於海外壹所擁有眾多名師因而很有名望的中學。幾年時間裏,我受到了母校“豐美乳汁”的哺育、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熏陶,使我內心的精神世界迅速擴展。作為熱血青年,我希望壹生致力追求真理、走向光明。那時祖國烽煙彌漫,人民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從腐朽專制的獨黨統治下解放大陸。劇變中的祖國對我具有無比的吸引力。

  從風光旖旎的熱帶海島出發,我們大批同學越過藍藍海洋的萬裏波濤奔向解放了的莊嚴古樸的北平。

  我永遠記得當搭乘的海輪抵達神州海岸的那壹時刻,我們是多麼興奮和歡樂啊:那前面就是我心中的聖地,日夜響往的未來人間理想之邦。當年我們十分愛唱的壹首著名蘇聯歌曲《祖國進行曲》裏有這樣壹段歌詞:“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地呼吸”。我就是以此來想象這片我即將踏上並準備生活、學習、工作、奮鬥壹生的,解放了的大地,內心充滿著無限美好的憧憬和興奮。

  盡管那時我年輕且天真爛漫,內心的政治訴求卻是比較明確的:自由、平等、公正、和平。這是我由衷響往並準備為其實現而致力終身的美好社會。我所厭棄的是剝削壓迫、貧富懸殊、爾虞我詐和腐朽沒落。我把那些汙垢全歸之於我已經離去的,當時還處於殖民統治下的那個社會。

  當年投向理想中的新社會時,我正是風華正茂的青年學子。同近年我所讀到的關於壹些受過高深教育、特別是留過洋的“舊知識分子”在進入新社會時那種懷疑、顧慮,甚至懼怕的情感有著根本的不同,我和我的同學是滿懷狂熱的仰慕和純樸的信任,心花怒放地跑步奔進新社會的。只是後來現實生活中的際遇才漸使我對某些方面和問題感到迷惘、困惑和煩惱。可是在長期鎖國環境的思想禁錮和熏染下,我自然不可避免地也處於壹種“左”的心態 (但總還被認為“左”得很不夠,以至挨整) ,致使我後來在留美期間曾經“憤而”著文對境外某僑報上刊登的壹篇諷刺批評小說給以“義正辭嚴”的斥責。當時我認定公開揭露國內不正之風,是作家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敵對立場上去損毀祖國聲譽。

  真正自我反思和認識還是近十多年來的事。

  我對過去幾十年和對自己經歷過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文革的那些歲月作了深切回顧。作為幾十年社會政治病癥的惡性總爆發,文化大革命是大陸中國人遭受的壹場空前特大浩劫。若幹年前我在被邀參加的壹個貫徹《歸僑僑眷權益保護法》的座談會上坦誠地說:“如果沒有社會的公正則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將被抵?,文化大革命就是壹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文革之後多少歸僑離去?社會不公正只能導致離心”。

  十年浩劫後,全世界對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現象極為關註。樹有根,水有源。文革決非某個人或某些人壹夜之間釀成的瘋狂。這段可怕的歷史也決不是偶然和孤立的。這正是我要寫此書的最主要目的。

  文革後許多文章和講話都風行采用“失誤”壹詞。但許多時代惡果已經不是這壹詞匯所能粉飾淡化了的。我們這個共和國的所謂“失誤”莫大於在革命勝利、接管政權之後,沒有實心實意地進行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設。相反,思想禁錮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個人崇拜和造神狂熱,卻無邊地強化了人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被扔進了“資產階級的垃圾桶”裏。政治運動中乃至平時,許多人都可能被任意宣布“專政”而成為所謂“階級敵人”或“準階級敵人”,他們被剝奪了最起碼的法律保護,遭受著所謂“壹點民主不給、半點民主也不給!”的厄運。

  改革開放後的今天,民主和法治建設有了壹定的進展,但要走的道路無疑還很漫長。有人擔心文革夢魘有壹天會卷土重來,我卻認為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其過去,但那些違背世界潮流的、頑固不化的觀念,必然會成為把我國建成真正民主與法治的現代化國家的巨大阻力,這是最為可慮的。

  我不是歷史學家,我不是在寫歷史。我也不是文學家,我不是在寫純粹的“傷痕文學”,也沒有寫自傳的意願。我和我的家庭過去幾十年的坎坷經歷,比起千千萬萬更不幸得多得多的家庭顯得很微不足道,所以它本身並無巨大的書寫價值。我也沒有特意搜集壹些特別驚心動魄、聳人聽聞的故事以取悅讀者。我盡量把要寫的人和事局限在我最為熟悉的壹所大學的生活圈子之內,而且除了文學加工和隱去人物的真名實姓之外,我力求以夾敘夾議的形式,把事實寫得盡可能不走樣。我只是想透過記述和剖析當年發生在那所謂“象牙塔”裏和“凈土”上的壹些親歷、親聞的事件、其歷史與社會政治背景和演化脈絡,以及各式各樣人物的思想、品德、心態、哲學,使願讀這本小書的人們更加理解那個時代的特征和某些現象之間的因果關系,也即所謂“窺豹壹斑,亦見其大略矣”。

  其實,我本人也是歷經了數十年親身的體驗和後來的痛苦思考,才慢慢地有了今天的壹些領會和逐漸走出迷惘的。

  壹、勾起往事

  人們常說往事如煙,但有些往事卻偏偏時常縈繞腦際,牽動思緒,催人反思。

  上個月“小珊子”從上海出差來到我們這個南國城市。她的先生囑她壹定要到我們大學裏來探望我們夫婦。她那“先生”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同班同學,壹個在北京土生土長大的廣東籍人,瘦高個子,白晰長臉,性格內向溫和,連生人壹眼都可以看出他是個誠實的大小夥子,所以我們壹見如故。壹九五O年為了“抗美援朝”而發動的全國性轟轟烈烈的“參軍參幹”運動中,他以壹個共青團員的激情報了名。不久,他便被組織遴選上,於是胸前帶著壹朵紅綢做的大紅花,在師生們的夾道歡送中,坐著大卡車離校走了。在他棄學從戎之前,我為了表示同窗壹年多的友誼,特意請他到東單市場壹家私營小飯鋪裏吃了壹頓老廣喜愛的甲魚湯。自此以後,我們之間也就斷了聯系。

  當時懷著年輕人的火辣辣的激情,為了“保家衛國”而毅然棄學從戎的同學們當然不在少數,和我先後回國的同學中,我所知道的起碼有兩個人。參軍參幹之後,他們並沒有上過戰場,而是分配在某個部隊裏當了個文化教員。可是肅反運動壹來都挨了審查,原因無非是歸國華僑。他們往往帶著南洋青年學生的那壹套天真爛漫思想作風,言論行為不全符合這個幾千年封建傳統加上“革命紀律”的規範。這也總是給他們帶來不幸。

  不過我這位廣東籍北京同學就沒有那種遭遇,主要因他沒有什麼海外關系。轉業時允許他做出選擇,而抉擇是明智的。他幸運地得以實現自己的宿願,盡管延誤了將近十年的光陰。

  正值大躍進的年代,他突然出現在校園裏:以壹個轉業軍人的身份返回母校重溫大學生涯。九年前,他第壹次入學時,班上互相強送外號成風,因為他姓馬,皮膚又長得白晰,所以同學們都叫他“小白馬”,如今班上比他小十來歲的同學自然要尊稱他為“老馬”了。我們雖然仍在同壹個系裏,但卻不能恢復到原來的那種密切的關系。這主要因為在那瘋狂而動蕩的大躍進年代,大家都被分頭遣下農村,三天兩頭運動頻仍,令人眼花繚亂,心情異常紛雜,壹切私人的情結只好隨之黯然消褪。這樣恍恍然地過了四年,他畢業離校。後來,我聽說他被分配在邊陲的N省工作,說實話,如果沒有特殊的機遇,我們之間也許永遠再也沒有恢復聯絡的機會了。

  說也巧,幾年前我有個機會到上海市出席學會年會。會議期間,他帶著夫人到賓館裏來探望校友們,這時我們才得以重溫友誼。比他年輕十來歲的美貌妻子原是他同班同學龐玉珊,我過去沒有教過他們班,也從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系,所以和她只能算是初次相識。

  幾年匆匆過去,這次不期而遇,玉珊已是中年婦人的豐盈體態。壹開腔就顯出她那快人快語的豪爽性格。我問她老馬是否還在職時,她說:“他從系裏退休兩年了,沒事幹,只好幫我搞科研”。退休後幫配偶做科研,按規定還可從科研費中提取“返聘費”,以補貼家用。像他們這種“夫幫妻”的格式的“夫妻店”畢竟還是少有。無論如何“夫妻店”壹般可以免除名利上的糾葛所帶來的煩惱。

  “不管怎樣,妳們能從N省調出來可是很不簡單啊!”我說。

  “那是真的不容易,畢業分配時,本來老馬的家在北京,完全符合被照顧留下的條件,但偏偏我倆壹起被‘發配’去了遙遠的N省,而且兩人還分開安排在兩個縣城裏工作。就這樣,我們只好兩地分居了十多年,直到壹起調到上海市的N學院之後,壹家子才團聚到了壹起”。

  “哦!我不知道妳們還有這麼壹段不愉快的經歷”我說。

  “妳知道嗎?我們和王大桁同班,這人陰得很,還有王之淵,那時他們兩人在班上已經號稱‘兩王’。聽說文革中‘兩王’在校裏可了不得。聽說妳們還挨過他們的整,是嗎?”她突然提起“兩王”令我深感詫異,正在思忖著是否她對母校在文革中發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多,這時她又加重語氣接著說,“我可把他們看透了。妳們知道王大桁女兒瘋了嗎?我就信報應!”。

  我吃驚於何以她對“兩王”那麼恨,心中納悶。

  “在妳們畢業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這兩人,後來他們分配留系,和我不在壹個教研室,跟他們很生疏,文革中算是打了許多交道”我淡淡地說。

  “畢業前夕,以他們為代表的班黨小組操縱了整個班同學們的畢業分配”她憤憤地說,“不知妳是否知道,畢業分配方案都是由各班學生黨支部討論之後上交給學校的。我們班上壹些很有才華的同學被分到偏僻省份,而他們自己那壹夥人卻能夠留在京津地區”。

  “是這樣。那時我在教務處工作,那是人事處的事,但我知道分配方案確是先經過班上學生黨支部醞釀後提出來的”我的妻子若樺插話,並沖向我說,“他呀,那時候壹心只有他的業務,他知道個啥?”。

  “不過”玉珊又接著說,“兩王上面還有壹個更是八面威風的人物,當時的系學生黨支部書記董忠紅。他是學校裏農村調幹生中的頭號人物,三十五歲,入學前早已經是個縣級幹部了”。

  提起董忠紅這位“老學生”我可知道壹些,因為他屬於我這個專業,聽過我的課,期終考試不及格。當年我覺得他比我大好幾歲,又是工農出生,因我長期受“黨的教育”,總懷著壹種對農村來的學生的責任感和同情心。當時我也分辨不清他常常對老師擺出壹種什麼神態,到底是出於尊敬還是出於拉攏。補考前我下了壹番功夫輔導他,補考之後,我決定略微放寬點條件勉強讓他過了關。後來日子壹久,我也多少聽說過董忠紅這個人可不簡單,他常常直接到校黨委那裏去匯報工作和學生中的情況,深得校領導的賞識。在日常生活上,他是煙酒全沾,請客送禮,無所不能。壹次,他寒假回家,聽說他帶了壹大箱京貨回去送禮。當時我只是覺得,他那種農村幹部作風和我們這些書生氣十足的人有些格格不入罷了。

  玉珊說,這夥調幹生多半是保送入學的,學習成績普遍都差。原來基礎差固然是原因,但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混日子,只想到上大學是個鍍金的好機會,畢業好回去升官,再就是來大學裏附帶好找個俏老婆。那時,她被團支部指定對壹個調幹生同學搞所謂“壹幫壹,壹對紅”,這全是從林彪領導的部隊六十年代那壹套做法中硬搬來的東西。可是那個被幫的對象壹點兒也不爭氣,上課時不好好聽課,下課後借本筆記抄抄,晚上扒在被窩裏寫情書。他考試不及格,挨批評的卻是玉珊。她說:“我那時真想給他跪下去,哀求他好好學習,免得我替他遭那份罪”。

  玉珊激動地說,大躍進運動中,董忠紅多次以黨支部書記名義約她“個別談話”,要她“匯報思想”,而且偏偏指定在深更半夜的時候。也許是出於自衛本能吧,她到時沒去。於是董在全班大會上惡狠狠、不點名地說,有的人就是“崇拜那些資產階級教授,連黨支部的話壹句也不聽!”。另壹個傍晚,董又約她“談話”,把她帶到了壹道籬笆邊,談著談著,董竟撩起褲子撒尿!

  她氣憤地說:“我那時才是壹個十八歲的上海姑娘啊!”。

  我和若樺沈默無語,只能搖頭嘆息。

  玉珊說,那些調幹生入學後看見“洋”大學裏的女同學,覺得差不多個個都長得標致,便先後設法把鄉下的老婆給離了。他們壹夥人居然私下商量著,把他們每個人和班上的女同學逐個地“對”上號。壹次,董忠紅把她叫到男生宿舍,仍說找她“談話”。壹進門,看見裏面坐滿了他們壹夥人,其中有壹個年紀較大的,是班上分工管勞動的矮個子孫組長。這時董開腔了:“小珊子,妳覺得孫組長這個人怎麼樣?”。玉珊只好說孫組長不錯,勞動時挺照顧她的。董說:“那就很好嘛!妳跟他交個朋友怎麼樣?象妳那樣的家庭背景,能配上老孫已經夠不錯了”。玉珊不語。董威脅說:“這可是組織決定,妳要是不同意,今天就別想出這個門!”。玉珊說,當時突然感到壹種無名的厭惡和憤怒,她沖到窗前,把背靠著窗沿,說:“如果妳們再逼我,我就跳下去!”這時候那姓孫的皮笑肉不笑地說:“算了,算了,既然小珊子不願意,就先別勉強她啦”。

  聽了她這段敘述,我不禁激動地說:“這些家夥!我們當老師的當年竟不知道有這種烏七八糟的鬼事情”。

  “妳們不知道我們班上兩個女同學被逼瘋的事兒吧?”她接著敘述了以下的故事。

  其中壹個女同學只因說了壹句:“學習毛著對照檢查自己,我越學越感到與毛主席的要求相差太遠,所以越學越害怕”。黨支部硬說她說的是反動話,學習毛著應當是越學越覺得毛主席親切,越學心裏越亮堂,怎麼可以說越學越害怕!於是私設公堂,對她實行隔離反省,讓女生中的共青團員輪流看守,連上廁所都有人看著。有壹天輪到安排玉珊看守。那女生趁她不備,從廁所的窗口翻了出去,逃到操場後邊跳進了壹口廢井,後來被體育老師救了出來,瘋了。玉珊嚇壞了,偷著寫信給這位瘋女同學的媽媽,叫她來把女兒領走。那時她並不知道這媽媽是個右派分子,所以把火引到了自己身上。因為玉珊媽也是右派,所以被看成了物傷其類,什麼階級同情什麼階級,在班上遭到了好壹頓批判。

  玉珊的故事勾起我壹連串的回憶。

  我記得曾經聽說過,董忠紅畢業後返回原來的省份,過了幾年,當上了省科學院院長,後來又調任省科委主任;四年“大學生生涯”給他那齷齪的靈魂裹上壹襲金縷玉衣,為他個人作為所謂“四化”(革命化、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幹部的平步青雲鋪平了金光大道。

  至於“兩王”,畢業時他們都壹起留了校,當上了大學教師,王大桁還兼任系黨總支委員。

  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之壹,就是在緊接著的大躍進年代裏招收了壹大批工農調幹生。這些年輕人被從農村、工廠選拔出來賦予了偉大使命:為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被他們盤踞已久的高等教育陣地。在後來的文化革命中,工、軍宣隊被派來進駐大學,其中有人永遠進入了學校各級領導班子,隨後還招收了壹大批“工農兵學員”入學,他們的入學被喻為到資產階級大學裏來“摻沙子”和“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事實上,這場所謂“上、管、改”的“偉大歷史劇”的序幕早在文革前好幾年已經拉開了。

  在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我接觸過不知多少來自農村的農家子弟,他們中許多人樸實無華、勤勉向學、尊師重教,與同學們親密相處。可是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尤其對於那些被賦予了“神聖戰鬥使命”的壹批人來說,可就大不相同。當壹個人的心靈中的卑劣情操壹旦被挑唆誘發,他的占有欲、統治欲、迫害欲... 等等,就會大大滋長膨脹,長此下去,內心中就會滋生出壹種我稱之為“貧農貴族心態”的東西。像董忠紅、王大桁壹類人,在大學裏,他們自以為也同時被別人奉之為天之驕子,他們目無法紀,肆意妄為,稱王稱霸,把自己的同窗夥伴當做可以頤指氣使、任意淩辱的小生靈。由此而產生的悲劇、慘劇,在我們這片大地上,不知反復出現過多少次。在十年浩劫中,更有多少人為此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

  夜深了,當我從沈思中恢復過來意識到我們的壹場不尋常的談話應當結束時,玉珊補充說:“不久前我出差到了母校,聽系裏的老師們說,‘兩王’利用他們壹個是總支書記另壹個是系主任的權力,把教師們的‘創收’ (對外科技服務的收入) 中個人提成比例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正好那時‘兩王’合夥搞了壹個很賺錢的項目,他們大撈了壹把,他們的住房裝修得可漂亮啦!”。

  “過去抓階級鬥爭時壓人壹頭,時代不同了,現在他們搞撈取錢財也得勝人壹籌!”。我說。

  “妳說得對極了,他們永遠必須高人壹等”玉珊嘆道。

  此時夜已深沈,玉珊回招待所去後我們思緒萬千,久久難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