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雙重性格

　　自從玉珊來家的壹場敘舊勾起對往事的回憶之後，我經常陷入沈思。

　　第壹個讓我思索的人物就是已故同學洪懷安。他去世已二十來年了，然而對他的回憶卻恍若昨天。

　　我們這所大學是全國學習蘇聯最早進行院系調整的產物。洪懷安是從老解放區合並過來的某學院的學生之壹。大學壹年級時他在已經“解決了黨籍問題”。大學二年級，他從班上被調到校黨委去當壹名組織幹事。倘若不是因為對他有壹個“組織性強、忠實可靠”的評語，他是不會被委以此職的。幾年後，他又被調回來當我們H系的秘書，後來接替袁博增同學升任系黨總支書記。

　　洪的體形粗黑矮胖，雖然貌不揚，卻生有壹片如簧之舌，能言善辯，如果不說他有時有意顯露詭辯之才的話。他成了壹系之長，所以在全系會議上總少不了他的發言，而且壹發言就常很精彩，顯示出他是壹位天生的演說家和鼓動家。他發言時總喜歡揮動著右手，十分精心地選擇詞語；如果他想要特別強調某壹個重要意思時，常常是采用多次重復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系列詞句，以加深聽眾的印象。為此，我常暗地納悶，從他出身和成長於閉塞山區省份的背景來看，他這壹套玩意兒究竟是什麼時侯從哪裏學來的？他上任不久就給人們壹個強烈的印象：機敏、活力、魄力。但很多人也許沒註意到他另有壹個天生弱點：出生富農家庭。正是家庭出身這壹弱勢導致形成他的雙重性格，在業務領導工作上具有務實和創造精神的同時，卻在政治上始終十分小心翼翼，特別是在有風險的骨節眼上，他絕不會越雷池壹步，甚至會為了保護自己而出手無情。

　　壹天，他的壹個小弟突然從老遠的鄉下跑到大學裏來找哥哥，因為鄉下生活窮困，是專程來向在京城大學府裏當幹部的哥哥討點錢回去養媽的。弟弟的突然到來，把這位哥哥給急壞了，很怕落得個“與剝削階級家庭劃不清界限”的罪名。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尤其是在黨內，這是壹個十分忌諱的錯誤，不少人就是在這類問題上栽了大跟頭的，不是開除黨籍，便是嚴重處分，壹念之差便白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時還是洪的妻子溫麗光，當時校黨委辦公室的宣傳幹事，顯得比他冷靜沈著。她決定自己出面向書記作了匯報，說是小叔子事前沒說便突然跑來的。得到的回答使她放下了心中壹塊大石頭：“主要是思想上劃清界限，對於剝削階級家庭經濟上還得適當負些責任，這也是給國家減輕負擔嘛”。

　　有壹樁事牽涉到和我們的關系。有壹年，我父親從南方匯了幾百塊錢給我，要我在京城替他買壹臺蘇產高級收音機，因為他從國外帶來的那臺“菲利普”已經壞了。匯款通知單從郵局送到了系辦公室裏，不知誰把此事向洪書記匯報了。這位老同學居然背著我告到了若樺所在部門的黨總支那裏。壹天中午，若樺回家來吃飯時滿臉不悅地沖著我說：“妳這人真是！為什床幌蜃櫓�衫w得鰨磕闃��?洪懷安把這事告到了我們總支，還說我們拿資產階級家庭的錢呢！我是解釋了，但妳還是主動再去向洪懷安說清楚為好”。我壹聽頓覺感情上受到了侮辱，便生氣地說：“既然他有疑問，幹嘛不直接來問我，背著我繞個圈子告到妳們那裏去，真是豈有此理！他既然這樣，我才犯不著主動去解釋呢，好像讓我去向他求饒似的！”。多年後，當我想起此事才悟出了壹點：我不是黨員，洪直接追問我不如捅到若樺所在的總支，壹來他可以很快通過黨內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壹回事，二來也好向黨委表明我洪懷安不是沒有階級鬥爭觀念。至於傷不傷害壹個人的感情，他們這類幹部是從來不會有所意識的，在他們的觀念中對革命的忠誠壓倒了對個人的尊重。

　　另壹樁子事情則是發生在文革前的壹年。那是神州大地上空階級鬥爭的烏雲再度大大增濃的時候。壹天上午系辦公室的王先生來到我辦公室裏告知我說，有個人正在系辦公室裏等著我。我立即走了過去，見壹個三十多歲，衣服襤褸皮膚郁黑的矮個子在椅子上呆坐著。這時洪懷安也被請來了。這個人是大學時期外號叫“小狗”的同班同學。他原也是從老區並過來的農村學生，姓茍名充，在班上年齡數最小之壹，性格有點魯撞，同學們喜歡拿他開玩笑，而他又總愛跟人發急，所以給了他壹個諧音綽號：“小狗”。這次他從Ｓ省突然跑來母校找到了洪懷安和我，目的是想向老同學傾吐冤情：他畢業後分配回老家Ｓ省工作，因為和領導鬧些矛盾，加上當時他失戀，據說夜間還跑到火車站臺上企圖上吊自殺未遂，精神有點不正常。他本來脾氣暴躁，很容易便和領導吵了起來，把領導給惹火了，五七年把他打成了右派，壹直讓他在縣農場管制勞動，已經過了幾年，還沒給他“摘帽”。他這次是趁著讓他回家休假之機偷偷溜來北京準備上訪的。他希望老同學們給他出出主意，伸張正義。他把同窗之誼看成他唯壹可以信賴並給予同情與援手的東西。沒想到洪懷安隨便應付他幾句，便佯說有點急事要走開壹會兒，但剛到了辦公室門口又回過頭來把我喚了出去，低聲說：“妳好好跟他聊聊，別讓他給走了，我去給保衛處打電話”。過了壹會，可憐巴巴的茍充被保衛處的人領走了。我的心臟象麻木了似的，回到家中半天都不想說話。

　　還有壹樁事則發生在文革中的1969年初。作為“修正主義路線執行人”的當權派洪懷安，為了爭取立功贖罪獲得“解放”，他開始積極揭發他人。30年後的今天，上海的老馬寄來了壹份復印件。那裏面是1969年初洪懷安揭發他1960年在壹次學生班會上的壹段“反對、抵制學習毛澤東選集”的發言：“我們不是馬列學院，現在業務學習緊張，學習毛著是否放到政治課中去”。這份揭發輾轉到了老馬1969年所在 N省的人事局、高教局、研究所，最後落到當時原為拖拉機司機的所革委會頭頭手裏，幸得該頭頭與老馬要好，問老馬洪懷安這個人是否與他有仇，並說了壹聲“狗屁”，把材料交給了老馬，才使他幸免於難。

　　近年有文章議及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所感受的心理恐懼氛圍。反觀那個時期，具這類心態的遠不限於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而且包括黨的幹部。像洪懷安這類年青人，是正被培養和使用的得力的中層幹部，他們雖算不到知識分子圈子裏去，卻肩負著領導和改造舊知識分子“重任”。他們雖身在體制之內也未能使他免於恐懼心態，因為他們比壹些老知識分子更了解黨內鬥爭的利害關系，對潛在政治風險更具警覺和防範本能，在處理問題的手法也顯出更多的老練、機智、詭譎和無情。他們實實在在是那個時代造就的產物。相反，不少具自由思想的老知識分子卻在政治上往往流露出某種天真幼稚，甚至有時是缺少分寸的沖動。

　　從壹九五七年起到大躍進末了的四、五年間，是我國知識分子陷入腥風苦雨的年代。那時的壹些咄咄逼人的口號是在知識和學術上要“打破資產階級權威”和“培養無產階級自己的專家教授”。我們這層年青大學生不斷被教導為“解放後第壹代黨培養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倍受精神激勵，但是我和若樺從來並沒有在內心裏真正滋生出壹種排他的思想情緒，沒有把我的老師們當作自己的“假想敵”去對待，也許正因如此而常被視為缺少黨性。相反，由於接連不斷的運動中的不講道理和損傷人格的做法，漸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反感。

　　我漸漸淡化在政治上的“進壹步追求”，下決心在業務工作上更加努力奮鬥，鬥氣地想讓某些人瞧瞧，到底誰才是在真正為國為民作貢獻。可是，我的突出的工作效率和明顯的業務成績卻往往招來嫉恨。某些蓄意要在政治上仍想壓我壹頭的人，總喜歡無風起浪，幾乎時時事事都不放過對我吹毛求疵，終使我的情緒陷入惡劣的境地。那幾年，我努力排解胸中內心的壓抑，日以繼夜發憤工作，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滿足。但是壹個人在精神上的承受力總是有限度的，我漸漸產生了想要離開母校的念頭。我這種破釜沈舟的想法甚至不能得到若樺的理解和支持。壹天，我決意去找我那位老同學洪書記。我坦率地表示我要求調離這個學校的願望，我提出的含蓄托詞是我“無能於處好這裏的人事關系”。他見我情緒異常激動，趕忙把辦公室的門給合上，以免旁人見到了這種情景，飛短流長。此時他顯得十分友好和善，婉言勸慰我打消那種念頭，並說了些“組織上如何如何需要妳”的話。當時我還不可能得知的壹個情況是，正是由於他個人的建議，我已經被列為校級重點培養的青年教師之壹。這件事是若樺許多年後才告訴我的。她當時在行政機關裏任職，清楚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但礙於紀律，不會對我泄密。我這個人素來吃軟不吃硬，經不起老同學好言相勸，也就暫時不再提出要走了。

　　現在談起那段經歷，不由使我回想壹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學校裏打了壹大批右派分子，其中不乏真才實學、卓有成就的教授、講師。業務上學校卻離不了他們，所以仍不放松對他們在業務上的使用，只是由他們辛辛苦苦編寫出來的教材不能給以署名罷了。這些同事身處逆境，忍辱含垢，不知比我要負重多少倍！這說明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敬業精神和愛國情懷和忍辱負重的堅韌性格。和他們的遭遇相比，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麼呢？不過由此可見，當時的校黨委和洪書記在管理業務工作上都具有相當的務實精神，只是政治上不時用棍子敲妳，而業務上用鞭子趕妳，有時還給根胡蘿蔔哄妳。

　　大躍進年代過去之後，中央壹九六二年公布了《高等教育六十條》，開始糾正“亂、糟、偏”，使學校的教學回到了正軌。那時，學校裏壹反原來的緊張混亂的狀態，出現了較為輕松活潑和有秩序的氣氛。洪書記那時也顯出生氣勃勃的樣子，決心要把歸他管轄的這個系變成為學校裏的佼佼者。他的務實、重才和善於組織領導的才能，在那種比較寬松的氛圍中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發揮。他的表現和業績，使他成了學校中進入校黨委委員名單的少數幾名總支書記之壹。學校裏壹些知名老教授重新獲得較好的尊重，而洪書記更是公開地提出，為多年來只具虛名而無實權的系主任、學界知名的申知韻教授配備助手，組班子協助他搞科研。可是他沒能預料到他的這壹舉措給他在文革中招來巨大災難。

　　不過在系總支副書記程訓華掌管的另壹個教研室裏，並沒有實行這樣開明的政策。因為當形勢從搞運動轉入搞業務之後，這位野心勃勃、氣量狹窄的非脫產的女副書記，並不甘心於拱手把自己已經奪到手的業務交椅奉還給她稱之為“資產階級”教授的華秀侖。她只不過是因為暫時缺少適宜的氣候，不那麼張牙舞爪，略微收斂些罷了。當階級鬥爭的狂飆壹旦再又刮了起來的時候，洪懷安就難免會跌落到壹種他從未預想到的劣勢地位：系裏有幾個在文革前不久，經過以他自己為首的黨總支精心選拔留校的，“根紅苗正”的“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就會把他當做兇狠打擊和奪權的靶子。

　　在文化革命爆發之前短短的，相對來說是風和日麗的四個年頭裏，是我，也是許多跟我壹樣，真正對祖國的教育和科技事業，滿懷熾熱美好感情的年青壹代知識分子的黃金日子。那時從我胸中迸發出來的風發意氣和由此而產生的沖天幹勁，猶如在巖層下面被壓抑已久的地底噴泉，猛然奪隙湧出。可惜好景不長，十年文革浩劫把我拋進壹個迷惘、失落的境界，壹切頓時間變得煙消雲散。後來，洪懷安在十年浩劫中所遭受到的壹切，也是中國許多雖然政治上對黨竭智盡忠、謹言慎行，但業務上比較能從實際出發的“務實派”人物的類似遭遇。但我想，直到他身患絕癥而盛年早逝之前，恐怕他沒有那個能力和悟性去對自己壹生中的起伏浮沈作出真正的、有價值的切實反思。他們這類人物在我國這個時代裏畢竟不在少數。他們實質上具有壹種帶強烈時代特點的雙重性格。而我這位老同學的壹生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具有相當濃重的悲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