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双重性格
自从玉珊来家的一场叙旧勾起对往事的回忆之后，我经常陷入沉思。
第一个让我思索的人物就是已故同学洪怀安。他去世已二十来年了，然而对他的回忆却恍若昨天。
我们这所大学是全国学习苏联最早进行院系调整的产物。洪怀安是从老解放区合并过来的某学院的学生之一。大学一年级时他在已经“解决了党籍问题”。大学二年级，他从班上被调到校党委去当一名组织干事。倘若不是因为对他有一个“组织性强、忠实可靠”的评语，他是不会被委以此职的。几年后，他又被调回来当我们H系的秘书，后来接替袁博增同学升任系党总支书记。
洪的体形粗黑矮胖，虽然貌不扬，却生有一片如簧之舌，能言善辩，如果不说他有时有意显露诡辩之才的话。他成了一系之长，所以在全系会议上总少不了他的发言，而且一发言就常很精彩，显示出他是一位天生的演说家和鼓动家。他发言时总喜欢挥动着右手，十分精心地选择词语；如果他想要特别强调某一个重要意思时，常常是采用多次重复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系列词句，以加深听众的印象。为此，我常暗地纳闷，从他出身和成长于闭塞山区省份的背景来看，他这一套玩意儿究竟是什么时侯从哪里学来的？他上任不久就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机敏、活力、魄力。但很多人也许没注意到他另有一个天生弱点：出生富农家庭。正是家庭出身这一弱势导致形成他的双重性格，在业务领导工作上具有务实和创造精神的同时，却在政治上始终十分小心翼翼，特别是在有风险的骨节眼上，他绝不会越雷池一步，甚至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出手无情。
一天，他的一个小弟突然从老远的乡下跑到大学里来找哥哥，因为乡下生活穷困，是专程来向在京城大学府里当干部的哥哥讨点钱回去养妈的。弟弟的突然到来，把这位哥哥给急坏了，很怕落得个“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尤其是在党内，这是一个十分忌讳的错误，不少人就是在这类问题上栽了大跟头的，不是开除党籍，便是严重处分，一念之差便白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那时还是洪的妻子温丽光，当时校党委办公室的宣传干事，显得比他冷静沉着。她决定自己出面向书记作了汇报，说是小叔子事前没说便突然跑来的。得到的回答使她放下了心中一块大石头：“主要是思想上划清界限，对于剥削阶级家庭经济上还得适当负些责任，这也是给国家减轻负担嘛”。
有一桩事牵涉到和我们的关系。有一年，我父亲从南方汇了几百块钱给我，要我在京城替他买一台苏产高级收音机，因为他从国外带来的那台“菲利普”已经坏了。汇款通知单从邮局送到了系办公室里，不知谁把此事向洪书记汇报了。这位老同学居然背着我告到了若桦所在部门的党总支那里。一天中午，若桦回家来吃饭时满脸不悦地冲着我说：“你这人真是！为什床幌蜃橹纤得鳎磕阒?洪怀安把这事告到了我们总支，还说我们拿资产阶级家庭的钱呢！我是解释了，但你还是主动再去向洪怀安说清楚为好”。我一听顿觉感情上受到了侮辱，便生气地说：“既然他有疑问，干嘛不直接来问我，背着我绕个圈子告到你们那里去，真是岂有此理！他既然这样，我才犯不着主动去解释呢，好像让我去向他求饶似的！”。多年后，当我想起此事才悟出了一点：我不是党员，洪直接追问我不如捅到若桦所在的总支，一来他可以很快通过党内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也好向党委表明我洪怀安不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至于伤不伤害一个人的感情，他们这类干部是从来不会有所意识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对革命的忠诚压倒了对个人的尊重。
另一桩子事情则是发生在文革前的一年。那是神州大地上空阶级斗争的乌云再度大大增浓的时候。一天上午系办公室的王先生来到我办公室里告知我说，有个人正在系办公室里等着我。我立即走了过去，见一个三十多岁，衣服褴褛皮肤郁黑的矮个子在椅子上呆坐着。这时洪怀安也被请来了。这个人是大学时期外号叫“小狗”的同班同学。他原也是从老区并过来的农村学生，姓苟名充，在班上年龄数最小之一，性格有点鲁撞，同学们喜欢拿他开玩笑，而他又总爱跟人发急，所以给了他一个谐音绰号：“小狗”。这次他从Ｓ省突然跑来母校找到了洪怀安和我，目的是想向老同学倾吐冤情：他毕业后分配回老家Ｓ省工作，因为和领导闹些矛盾，加上当时他失恋，据说夜间还跑到火车站台上企图上吊自杀未遂，精神有点不正常。他本来脾气暴躁，很容易便和领导吵了起来，把领导给惹火了，五七年把他打成了右派，一直让他在县农场管制劳动，已经过了几年，还没给他“摘帽”。他这次是趁着让他回家休假之机偷偷溜来北京准备上访的。他希望老同学们给他出出主意，伸张正义。他把同窗之谊看成他唯一可以信赖并给予同情与援手的东西。没想到洪怀安随便应付他几句，便佯说有点急事要走开一会儿，但刚到了办公室门口又回过头来把我唤了出去，低声说：“你好好跟他聊聊，别让他给走了，我去给保卫处打电话”。过了一会，可怜巴巴的苟充被保卫处的人领走了。我的心脏象麻木了似的，回到家中半天都不想说话。
还有一桩事则发生在文革中的1969年初。作为“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人”的当权派洪怀安，为了争取立功赎罪获得“解放”，他开始积极揭发他人。30年后的今天，上海的老马寄来了一份复印件。那里面是1969年初洪怀安揭发他1960年在一次学生班会上的一段“反对、抵制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发言：“我们不是马列学院，现在业务学习紧张，学习毛著是否放到政治课中去”。这份揭发辗转到了老马1969年所在 N省的人事局、高教局、研究所，最后落到当时原为拖拉机司机的所革委会头头手里，幸得该头头与老马要好，问老马洪怀安这个人是否与他有仇，并说了一声“狗屁”，把材料交给了老马，才使他幸免于难。
近年有文章议及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心理恐惧氛围。反观那个时期，具这类心态的远不限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包括党的干部。像洪怀安这类年青人，是正被培养和使用的得力的中层干部，他们虽算不到知识分子圈子里去，却肩负着领导和改造旧知识分子“重任”。他们虽身在体制之内也未能使他免于恐惧心态，因为他们比一些老知识分子更了解党内斗争的利害关系，对潜在政治风险更具警觉和防范本能，在处理问题的手法也显出更多的老练、机智、诡谲和无情。他们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产物。相反，不少具自由思想的老知识分子却在政治上往往流露出某种天真幼稚，甚至有时是缺少分寸的冲动。
从一九五七年起到大跃进末了的四、五年间，是我国知识分子陷入腥风苦雨的年代。那时的一些咄咄逼人的口号是在知识和学术上要“打破资产阶级权威”和“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教授”。我们这层年青大学生不断被教导为“解放后第一代党培养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倍受精神激励，但是我和若桦从来并没有在内心里真正滋生出一种排他的思想情绪，没有把我的老师们当作自己的“假想敌”去对待，也许正因如此而常被视为缺少党性。相反，由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的不讲道理和损伤人格的做法，渐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甚至反感。
我渐渐淡化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追求”，下决心在业务工作上更加努力奋斗，斗气地想让某些人瞧瞧，到底谁才是在真正为国为民作贡献。可是，我的突出的工作效率和明显的业务成绩却往往招来嫉恨。某些蓄意要在政治上仍想压我一头的人，总喜欢无风起浪，几乎时时事事都不放过对我吹毛求疵，终使我的情绪陷入恶劣的境地。那几年，我努力排解胸中内心的压抑，日以继夜发愤工作，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满足。但是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承受力总是有限度的，我渐渐产生了想要离开母校的念头。我这种破釜沉舟的想法甚至不能得到若桦的理解和支持。一天，我决意去找我那位老同学洪书记。我坦率地表示我要求调离这个学校的愿望，我提出的含蓄托词是我“无能于处好这里的人事关系”。他见我情绪异常激动，赶忙把办公室的门给合上，以免旁人见到了这种情景，飞短流长。此时他显得十分友好和善，婉言劝慰我打消那种念头，并说了些“组织上如何如何需要你”的话。当时我还不可能得知的一个情况是，正是由于他个人的建议，我已经被列为校级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之一。这件事是若桦许多年后才告诉我的。她当时在行政机关里任职，清楚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但碍于纪律，不会对我泄密。我这个人素来吃软不吃硬，经不起老同学好言相劝，也就暂时不再提出要走了。
现在谈起那段经历，不由使我回想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学校里打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其中不乏真才实学、卓有成就的教授、讲师。业务上学校却离不了他们，所以仍不放松对他们在业务上的使用，只是由他们辛辛苦苦编写出来的教材不能给以署名罢了。这些同事身处逆境，忍辱含垢，不知比我要负重多少倍！这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敬业精神和爱国情怀和忍辱负重的坚韧性格。和他们的遭遇相比，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由此可见，当时的校党委和洪书记在管理业务工作上都具有相当的务实精神，只是政治上不时用棍子敲你，而业务上用鞭子赶你，有时还给根胡萝卜哄你。
大跃进年代过去之后，中央一九六二年公布了《高等教育六十条》，开始纠正“乱、糟、偏”，使学校的教学回到了正轨。那时，学校里一反原来的紧张混乱的状态，出现了较为轻松活泼和有秩序的气氛。洪书记那时也显出生气勃勃的样子，决心要把归他管辖的这个系变成为学校里的佼佼者。他的务实、重才和善于组织领导的才能，在那种比较宽松的氛围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挥。他的表现和业绩，使他成了学校中进入校党委委员名单的少数几名总支书记之一。学校里一些知名老教授重新获得较好的尊重，而洪书记更是公开地提出，为多年来只具虚名而无实权的系主任、学界知名的申知韵教授配备助手，组班子协助他搞科研。可是他没能预料到他的这一举措给他在文革中招来巨大灾难。
不过在系总支副书记程训华掌管的另一个教研室里，并没有实行这样开明的政策。因为当形势从搞运动转入搞业务之后，这位野心勃勃、气量狭窄的非脱产的女副书记，并不甘心于拱手把自己已经夺到手的业务交椅奉还给她称之为“资产阶级”教授的华秀仑。她只不过是因为暂时缺少适宜的气候，不那么张牙舞爪，略微收敛些罢了。当阶级斗争的狂飙一旦再又刮了起来的时候，洪怀安就难免会跌落到一种他从未预想到的劣势地位：系里有几个在文革前不久，经过以他自己为首的党总支精心选拔留校的，“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就会把他当做凶狠打击和夺权的靶子。
在文化革命爆发之前短短的，相对来说是风和日丽的四个年头里，是我，也是许多跟我一样，真正对祖国的教育和科技事业，满怀炽热美好感情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黄金日子。那时从我胸中迸发出来的风发意气和由此而产生的冲天干劲，犹如在岩层下面被压抑已久的地底喷泉，猛然夺隙涌出。可惜好景不长，十年文革浩劫把我抛进一个迷惘、失落的境界，一切顿时间变得烟消云散。后来，洪怀安在十年浩劫中所遭受到的一切，也是中国许多虽然政治上对党竭智尽忠、谨言慎行，但业务上比较能从实际出发的“务实派”人物的类似遭遇。但我想，直到他身患绝症而盛年早逝之前，恐怕他没有那个能力和悟性去对自己一生中的起伏浮沉作出真正的、有价值的切实反思。他们这类人物在我国这个时代里毕竟不在少数。他们实质上具有一种带强烈时代特点的双重性格。而我这位老同学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具有相当浓重的悲剧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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