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巾幗左將

　　我們 H系雖小，是是非非卻不少。文化革命中固然是雷電交加，浪濤滾滾，文革前的十多年中也並非風平浪靜。當然整個學校和 H系的壹動壹靜常離不開全國的大氣候，但某些個人的因素也不能等閑視之，而我系的壹員巾幗左將更非等閑之輩。

　　北平解放前夕，我後來的同班同學程訓華已經是地下“民青”的成員，壹解放便轉為青年團員。大學壹年級時，她和洪懷安以及另壹個叫做王峰的團總支書記，三個人同時在學生黨支部大會上，被表決通過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顯得十分鶴立雞群，令所有參加大會旁聽的青年團員們稱羨不已。

　　在那年代裏，多數“要求進步”的青年大學生們，在政治上努力追求的最高目標，理所當然的是最終能成為他們中的壹員壹名。我自己在開始若幹年內也不例外。程訓華在學生時期就被指定為我們這個班的黨小組組長，她畢業後留校，在系黨支部當上了系黨支部的兼職副書記，後來成立系總支時她任兼職總支副書記。

　　她是個膚色黧黑的“小精豆”，圓臉配上閃爍著冷光的雙眼和壹對薄唇，無時不顯露出壹種不茍言笑的嚴肅神情，難怪同學們送她壹個不雅之號—“老陰天”。她在與別人進行單獨談話時，總愛湊近對方，而且把卷曲著的右手掌放在唇邊，活像現代流行歌手演唱時端著麥克風那樣，而且還常略帶點“氣聲”說話。她那卷成筒狀的手掌起著類似“消音器”的作用，以使聲波定向發送而不漫射，多少有點神秘感。與其說她這種古怪習慣和她的身份、職務有關，不如說是與她的“階級鬥爭”觀念極強密切相關，因早已習慣成自然，不壹定都是在談論班級同學間的“新動向”，或者某壹同學的什麼“問題”時，才這樣做。

　　五十年代那時侯，“靠攏組織”和“組織紀律性強”，是被吸收入黨的首要條件，若加上“鬥爭性強”，則更會倍加受到賞識。程訓華所具備的後面這壹點，正是系黨支部正書記袁博增所比較欠缺的。袁也是我的同班同學，而且和我同壹宿舍整整住了四年，功課好，為人平和正派，不是那種張牙舞爪式的人物，所以在班上威信較高。他也較早入了黨，畢業留校任系支部專職書記。與那個兼人好勝的“巾幗左將”共事，袁博增這個須眉雖不至於事事言聽計從，也難免常要謙讓三分。

　　程訓華在支部裏分工管組織，發展新黨員，她的意見常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五十年代中期，黨在系教師中的發展對象，主要是處於“最底層”的教職員。按照階級分析的“理論”，這類人必然最具潛在的革命性，幹革命跟黨走也就必然最為堅決。具體的對象無非就是兩個原來的教學輔助人員。

　　這兩個教輔之中，有壹個叫做金士昂，他出身“卑微”，其家父曾當過舊中國的警察，但不幸壯年早逝，遺下的妻兒後來生活在貧困之中，因此金士昂解放後定家庭成分時屬於“城市貧民”。倘若其父不死，按照階級分析，金士昂起碼應會落得個舊警察家庭出身；又倘若其父是個警長，很可能會落得個反動家庭出身呢。童年時期的貧困遭遇，賦予了金士昂壹種希望擺脫卑微社會地位、出人頭地的強烈欲望。解放前他只進過壹個短期技術培訓班，之後被當時的系主任申知韻聘到大學裏當他個人的科研輔助工，協助申教授搞試驗。

　　由於申教授的悉心培養和金個人的勤奮好學，補修了外語和主要大學課程，解放後被破格改聘為助教。他依靠自己堅持不懈努力奮鬥，使他後來在八十年代和我同時晉升為教授，成為頗受同行稱道的少數自學成才者。不過，他和申知韻這樣壹位留洋教授，在稟性和氣質上都屬於非壹族類。倘若世風平順，雖不同心，也並非完全不能協力，更不壹定要鬧到後來恩斷義絕不可。

　　金士昂當年在程訓華等的“定向培養”下，積極要求入黨。其時正趕上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這個運動主要是對舊社會過來的，尤其是受過西方教育、具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進行“洗腦”，清除他們腦袋裏對共產黨和新社會的種種疑慮和“二心”。在50年代初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普遍把學術問題加以拔高，當做政治問題來批判。申教授在系裏理所當然首當其沖。因金士昂多年跟隨申知韻，深知其底細，便被程訓華等動員出來揭發申的問題，著令他與申“劃清界線”，“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有突出表現，以“爭取火線入黨”。

　　由於地位懸殊和處世方式反差太大，金在為申的多年效勞中，很難說完全沒有過某些“委屈”感受。加上解放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被壓迫者”翻身做主人，於是金意識到自己遲早將會成為與資產階級爭奪教育陣地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光榮壹員，很快便打消了顧慮，在大會上無情地揭發申搞科研的目的，“表面上似乎很客觀，實際上是企圖否定蘇聯先進科學的理論”。另壹個更加聳人聽聞的“揭發”是，有壹次申的上小學的小兒子在家裏大聲唱《東方紅》，遭到了申的制止。申知韻在全系批判會上有口難辯。誰知道申教授是在讀書寫字時制止孩子嘈鬧，還是別有政治壞心？總之，申知韻萬萬沒想到，他多年苦心栽培的唯壹助手，居然在他倍受屈辱的場合中，毫不手軟地反戈壹擊，不禁使他感到傷心備至。運動過後，他在與金的壹次私下談話中痛切地說：“以後我們之間的關系，就象桌子上這只破杯子壹樣，不可能再粘合到壹起了！”。倘若不是心若芒刺，他是不會說出這種腸斷肝裂的話語的。

　　話題轉到七十年代末，當我即將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前夕，金士昂以教研室主任的口吻向我話別，他有壹句話竟使我心中為之壹震：“到美國後好好幹，我們將來定要超過申知韻！”。我暗忖，二十多年都過去了，中間大家還共同遭了壹場十年浩劫，結怨竟然還如此之深！不管怎麼說，申知韻好歹還是我們的老師，師生之誼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極可寶貴的東西之壹。

　　我從美國回來後便轉到現在這所Ｓ大學任教。幾年匆匆過去，我的壹個研究生答辯時，由於和金的研究領域相似，我決定邀請金士昂來主持答辯會。閑暇之余，我請他到我家裏來敘敘舊。我對他說了壹番話，可謂是出以拳拳之忱，直言不諱。我說：“老金，我們可算是同事幾十年了，我今有壹言相勸。我總覺得妳和申先生的關系，只能修好，不能再惡化。文革以後不是提倡反思嗎？當年妳和他的關系破裂，我認為主要責任應當在組織上，那時候執行的是壹條‘左’的路線，妳當時正在積極要求入黨，所以妳無法不聽從程訓華的話”我接著說，“但憑心而論，不能說妳壹點責任也沒有。太遠的不說，比如，妳在文革中的壹次批判會上說，解放前夕申在美國雜誌上發表壹篇論文時，也把妳的名字署了上去，妳說這是他對妳個人的‘拉攏腐蝕’。這種說法落到誰的頭上，誰也接受不了”。我盡量避免用“忘恩負義”壹類，雖絲毫不冤枉他但太嚴厲的詞語。我又說：“據我所知，當年的唐院長還問過申知韻，為什麼要把壹個輔助人員的名字署上去時，申還為妳辯解說，那研究是妳幫他壹起完成的，而且妳貢獻了不少力氣。我認為申幾十年前能這樣做，是現在不少封建意識濃厚的年長科學家教授仍不具備的品德”。他聽後沈默不語。我知道，他雖不能完全否認我所說的事實，但他想講而未講的可能是，申的為人心胸過於狹窄，這話他以前也說過。誠然，人無完人。但如果要求壹個人豁達大度，以至無邊，在運動中任人淩辱，尊嚴喪盡，還要承認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那麼在我們這塊土地上，過去的壹切不尊重人格的政策、風氣、行為，豈不是可以壹筆勾銷了麼？社會哪裏還有什麼公平、平等、正義可言了呢？難道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是這樣的嗎？倘若要我當壹個這樣的所謂“先進分子”，我倒有充分的自知之明，我確實“相形見拙”，自愧弗如。

　　我當年的畢業留校，只是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優秀，尤其是我的外語基礎好，而當時的國策正是“壹邊倒”，全面學習蘇聯的時期，那時學校急切需要培養壹批俄語翻譯，尤其是口譯人才。當時也大量向蘇聯派遣留學生，但是像我這樣的歸僑學生，只憑“海外關系”壹條，在政治上就很難符合內部規定，我個人當時也根本不存有這種奢望。不過，我被安排去學習俄語之後充當上蘇聯教授的翻譯，已經算是很信任我了。若樺因為和我確立了戀愛的關系，也壹起被留校任職。後來我們時常回想起畢業時得以留在北京的母校，真是壹件畢生中最為幸運的大事。因為當我們的閱歷漸豐之後，我們才知道，倘若當初被分配到鄉下基層，像我這樣的性格，怎麼能忍受得了那些“土皇帝”的攝威擅勢，難道不會遭遇種種更大的人間不幸嗎？那時我的主要任務既是專家翻譯，又是系主任申教授的助手，幫他做些科研和準備壹門新課。

　　申知韻，是太平洋戰爭時期回國的留美博士，以治學嚴謹著稱，在國內學界享有崇高聲望。因為他是“墻裏開花墻外香”，所以盡管程訓華和金士昂等人把他視為遲早要被取代的資產階級教授，在五十年代中期壹度喊得很響的“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下，學校領導還是把他安排在系主任的位子上，並且讓他招收研究生。不過到了五八年“打破資產階級權威”的時侯，他的壹個研究生毅然造了他的反，提出退學要求，以免“受資產階級毒害”和背上“做資產階級的徒子徒孫”的惡名。這無異是對申知韻的人格的蠻橫挑戰。申知韻是壹個含而不露的人，誰知道他那時候心裏怎麼想，總之他奉行的自由主義哲學是“合則來，不合則去”。我相信到後來移勢異的時候，那位當年造反的研究生壹定會很感後悔。

　　蘇聯教授來校後，我的工作異常繁重。畢業後，我這個經過不到壹年俄語培訓的翻譯，便要擔負起壹個壹年為期的全國講習班的口譯和筆譯任務。那時從全國來的學員有上百位教師，其中還有些是知名教授。我還是努力並且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以至幾十年過去，遇到兩鬢花白某些“前學員”時，他們還客氣地稱呼我“老師”。那時，協助我搞筆譯的有三個畢業留校生，也是經過壹段時間的速成培訓就上馬的。說實話，那幾十萬字的翻譯任務本身就是相當艱巨的。何況，我每隔幾天就要到友誼賓館整齊向專家索要壹段手寫的講稿，用打字機清楚地打出來才能交給三個人去筆譯，然後收回來壹句壹字地修改譯稿。這使我投入的時間也許還不少於如果全部由我壹人翻譯所需的時間，起碼在頭半年是如此。但我仍然充分發揮工作效率，從不抱怨、耽擱，及時完成各個環節，保證了講習班的高質量順利進展。

　　三個人中有壹個年紀大的，叫梁孔藩，是個“老煙槍”，從某研究所的輔助人員中按階級路線保送來大學就讀的。他來之前連外文字母也識不了幾個，讓他當翻譯也確實太難為他了。可他負有特殊使命，是程訓華特意指派來當組長，管轄我們這個小組的。他來後不久，便不斷地出歪點子。壹天，他竟提出要我給他們三個人另外開個“俄語補習班”，使我吃了壹驚。我說：“我的俄語也不是科班出身，哪有這個水平呢？我曾向妳們提出過，我平時給妳們改正筆譯稿時，把壹些感覺譯得不當之處收集起來，定期和大家壹起分析討論，也許對大家更有好處，而且現實可行。工作初期肯定會有困難，隨著語文熟練，慢慢會順手的”。他可是存心要發難，說道：“妳的俄語水平比我們高，但對我們不關心！妳晚間為什麼不到辦公室來和加班，輔導我們嘛”。我想，他是故意在挑動另外兩個人和我鬧對立，如果聽憑他擺弄，壹切都會事倍功半。我竭力克制自己，繼續解釋說：“系裏給我的另壹工作是協助申先生備新課，而我只有晚上的這點時間做啊！再說，白天我忙於應付專家的各種口譯工作，甚至包括他個人在友誼賓館的生活等雜事都得我去關照，妳們的譯稿的修改我常常是在家開夜車才完成的”。

　　梁孔藩面有慍色。我知道他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果不其然，過幾天，程訓華把我找去“談話”。她劈頭蓋腦地訓了我壹頓，批評我“只關心自己不關心別人，嚴重的個人考慮，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她對我的所謂批評，其中還加進了不關心申先生指導的研究生，把“不關心同誌”的帽子居然擴大到風馬牛不相及的壹些方面，簡直是令我感到啼笑皆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且“上綱”到“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更是欺人太甚。我當時不可能認識到她這是將壹把所謂“集體主義”的利劍懸在我的頭上，只是覺得無比委屈，但仍極力抑制自己的氣憤，申辯說，系裏只是安排我當專家翻譯和協助申教授開新課和做科研，並沒有要我協助申帶研究生，何況我根本還沒有那種資格和水平。但是為什麼不看到以下這樣的事實:我按照申先生的意圖花了半年時間，精心設計和施工，安裝了那時在全國還是第壹套的壹流專用實驗設備，現在那套設備正好給了研究生使用，甚至蘇聯教授還曾當著研究生的面贊揚說有這麼完善的設備是太幸福了；還有，我自己收集、積累了數年的外國文獻資料卡片都全部借給研究生使用，這些本來不是我份內非做不可的事情，我都做了，算不算也是出於對同誌的關心呢？面對無可辯駁的事實，程訓華雖無言以對，卻仍強詞奪理地說；“妳這人有很大潛力，但不全部發揮出來，妳是個‘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我感到她的強詞奪理、飛揚拔扈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在我面前的這個女子，早已不像是和我同窗四年的老同學，她從來就不曾把自己同我們擺在壹個層次。

　　我的天性不是但求無過不求有功，從不喜歡茍合取容，而是要求在承擔的工作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性和風格。本來對於專家講習班，大家在共同目標上根本沒有分歧，即便有什麼不同意見也可以商量解決。可是某些自詡為“黨的化身”的人，他們要求於人的首先並非真正搞好工作，衡量壹個人的功過也不是看他的業績，而是要人對他們伏首貼耳，惟命是從，隨時隨地確認其所擁有的“絕對領導權”的合法性。這正是我不為他們所容的關鍵所在。

　　他們對我畢業以後的入黨要求，總是使用虛詞詭說，加以敷衍，非愚則誣，其目的不外乎是整治壓服。那年，我和申知韻陪同蘇聯教授到了Ｚ省Ｃ江，正趕上陰歷十八大潮，我們的座船不幸撞上橋墩，船頭開裂，差點沈沒，在最緊急時刻我撲向坐在船頭甲板上的蘇聯教授，才使其幸免於落入洶湧河水之中而遭滅頂之災。可是回校後，隨行的梁孔藩等人始終閉口不談此事，相反卻對我尋暇伺隙，甚至連壹些雞毛蒜皮小事也拿出來小題大作。這使我清楚地領悟到，他們是在把“黨門”變成了“佛門”，只要誰想入此門，就得承認和忍受各種“誡律”。他們所要培養的只是對他們唯唯諾諾的庸碌之輩，而實際上可能是些口是心非的兩面“君子”。我逐漸明白，每壹個人都必須放進壹個他們特制的“模子”裏，等到出模時幾乎是千人壹面的樣子，任何屬於個性的東西都得泯滅無存。這種抽掉了個性的“人”只能是壹種絕對馴服的機器人，它的功能是按他們設定的“程序”來驅動的。我心裏的煩惱郁氣，只有當我回到家裏時，才能找到發泄的機會。我摔壞了不少東西，使若樺心中充滿痛苦。她勸我多作忍耐，和那些人搞好關系，但她那時並不明白，這是壹系列內涵深刻的矛盾，不是我個人能夠予以調和的。

　　我在協助申教授的兩三年裏，恪守師生之誼，盡心盡力，除完成工作之外還充當了他和蘇聯教授之間的友誼橋梁。派來的蘇聯教授是壹個真正的學者，與另外某些缺少真才實學而又趾高氣揚的蘇聯專家不同，他很具人情味，和我們相當融合。我永遠記得，五八年他和我們在北京站月臺上互相擁抱，眼眶裏飽含惜別的眼淚登上回國的列車。

　　出乎我們的意外，申教授，這位留美歸來的學人，和他的夫人藍碧玉，大概是為了表示他們對我和他共事之誼，在元旦那天邀請我和若樺到附近唯壹的壹家西餐館共進午餐。不知為什麼他們沒想到，這種充滿“洋式味道”的社交方式在這個“新社會”裏會引起什麼反響。果不其然，這個“新動向”變成了不脛而走的新聞。後來，傳到我耳朵裏的是，程訓華等人說申知韻看中了辛北，拉扯得很緊，還請吃飯呢。我們感到有點不妙，初次領略到人言之可畏。幸得這種“洋式”的社交生活不再出現第二次。

　　上面這些事都是發生在“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壹度響澈雲霄的五六、五七年前後。那時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座談會上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壹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在這洋洋盈耳聲中，卻仍有壹些唯我獨革式的人物，他們唯恐在這場團結壹致之中會降尊臨卑，仍然視己為鮮花，而視他人為莠草。而壹旦階級鬥爭的狂風又起時，他們就更加放肆無忌了。難怪在壹九五七年春季共產黨“號召幫助黨整風”時，多數群眾所提的意見集中在“黨群關系”上，實質上就是“平等待人”和“尊重人”的問題。

　　在我眾多的同學和朋友之中，不乏追求“革命”的人，其中也不乏真誠純潔的人，他們與人為善，待人平等，誌高行潔，體現了人的善良。但也有些人在不同程度上，不知不覺地受到斯大林所說的壹句“名言”的迷醉：“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當時十分流行的壹種充滿詩意的說法是，壹個人光榮入黨的時刻就是他的“第二生命”的開始。這似是指因“澈悟”而進入了壹個超凡脫俗的境界，倘說“階級覺悟”有了“質”的升華，首先意識到比壹般人對社會的責任更加重大了，那並無錯誤。但不善自律者卻會沾沾自喜地以為他可以從此淩駕於壹般同窗或同事之上了。在組織內時時議論和匯報群眾中的“落後分子”和“落後面”，已成慣常之事。

　　繁重工作和巨大精神壓力，使我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癥，但是以那位巾幗左將為代表的壹群人對我的折磨還在後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