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滑到邊緣”

　　廣大知識分子還來不及沐浴在“向科學進軍”的春風之中，天際的雲層已經開始翻騰滾動了。壹九五七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向全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發出了“幫助黨整風”的“誠懇”邀請。許多人懷著信疑參半的復雜心理參加到這場運動中去。但也有壹些人，也許出於天真，也許由於過分的自信，滿以為應當把整個心都掏了出來，也有另壹些人更以為是發泄怨氣的大好時機終於到來。然而只要被懷疑哪怕有壹絲壹毫不懷善意的言論，都遲早會被當作罪證而加以懲治。絕大多數人更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陽謀”正等待著把他們壹網打盡。果然，在空前未有的喧鬧而刺激的大字報海洋奇景和“大鳴大放”聲中，風雲突變，壹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偉大運動”猶如晴天悶雷響徹大地，使人們驚魂難定。

　　當時的校黨委書記兼副校長薛冰，後來在他發表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壹本《回憶錄》中不無感慨和內疚地提到，開始反擊右派時，他當時完全沒有什麼心理準備，更不想把他領導下的壹大批有才華的專家教授置於絕境。從上面下達命令要各個單位對“右派分子”進行反擊之後，以他為首的黨委會不得不把壹位知名的化學教授、教師工會主席、某民主黨派的負責人辜立方，內定為“中右分子”，也即“右派邊緣”人物，以作為對全校師生進行“劃線”的“標兵”。他當時認為學校中發表“右派言論”比辜立方更為激烈的人為數極少或者根本沒有。但旋即他受到來自當時市委的壓力，責令把辜定為“極右分子”，等於大大地降低了對“右派分子”的劃線標準。這樣壹來，打擊壹大片的局面已定，他成了這場人禍不可饒恕的替罪羊。

　　薛冰原是浙江大學學生出身，雲南省籍人，身材修長，膚色白晰，是個瀟灑俊秀的美男子。抗戰時期他投奔了解放區，經歷過戰火紛飛的歲月，當過新聞記者。他的《回憶錄》仍然散發著那個年代特有的壹種典型的革命知識青年的浪漫主義氣息，文筆流暢優美，情感充沛。像他這樣充滿個性和人情味的人物，相信對於那種肆意踐踏蹂躪知識分子的粗暴行為，不會完全認同。只是他的這些氣質因素抵擋不住作為共產黨員所必具的組織紀律性罷了。到了大躍進後期，他因為執行“教育方針”不力，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免除了黨內外職務，調到南方壹個局裏去，文革後才到上海的壹所D大學出任黨委書記壹職。

　　在這場運動中，我同期的同學中越來越多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壹大部分是意氣風發的年青共產黨員，而且全都是男同學。似乎性別因素也多少在這裏起作用，也許是男子性格容易外露，自信心強，喜歡做“出頭鳥”。當“出頭鳥”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是非常危險的。“槍打出頭鳥”是人們歷經多次運動之後常說的心有余悸的壹句話。其實他們杏行┤酥徊還�是额婗柄\樟�专紭I娜似?或學問說了幾句牢騷話，便被冠以“反蘇”之罪名。

　　所幸我當時為之服務的那位蘇聯教授，人品學問都很好，是前蘇聯某學科領域12個教授之壹。在不到壹年的時間裏，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友誼，我自然不會說他什麼壞話，也就不至於犯那種“罪行”了。盡管如此，我並非完全沒有瑕隙讓某些人加以攻擊。我和蘇聯教授走遍大江南北，朝夕相處，由於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的差別，閑時同事之間不免多少議論壹些雞毛蒜皮小事，於是運動壹來就有人告發我“對專家有不敬之言論”，只是還沒能上升到“反蘇”罷了。文革中，“兩王”泡制的黑材料卻反過來說我“壹貫地崇拜蘇聯專家”。這些人真是善於信口雌黃，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任何時候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給別人胡亂羅織罪名。

　　可是按下達的指標，我們這個小系也總也得揪出個把右派分子才能交賬。這個厄運終於落到了和我壹起當翻譯的賈壹鳴頭上。

　　賈壹鳴在大學時期就是班上的高材生，畢業後留下來當筆譯。他的筆譯能力壹年裏進步較快，算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另外兩名翻譯中孫君瑩也不錯，而梁孔藩進步最差。賈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身為青年團員，卻又逞強好勝，便少不了要在政治上常被敲敲打打，心中不服。整風時，他貼了幾張針對黨群關系的大字報，說“黨內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對群眾則小題大作”，語言有些尖酸刻薄，惹惱了系裏的黨員，所以言出禍從。

　　我當時在思想上與他有些共鳴，但言語文字上比他溫和講理，故幸未延禍及身。關於此，賈後來顯然嫉恨於我。他很不服氣的是，為甚麼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我只是後來在團支部會上作了檢討就沒事了？在後來文化革命中所謂“清理階級隊伍”期間，外調人員到壹個公社找到他寫揭發我的材料時，他把連我自己都早已忘得差不多的所謂“右派言論”居然重述得那麼壹清二楚，令我異常驚訝。不過，他也許始終不知道，我那時在團支部會上的檢討中有壹個重要問題是，我曾對他被劃為右派分子壹事表示過同情和不理解，因此被批判為“同情右派分子”。

　　壹個留蘇回來的女黨員在批評會上竟然聲色俱厲地沖著我說：“妳知道嗎？妳自己已經滑到了右派的邊緣！”。這無疑泄漏了壹個秘密。她這句話使我警覺到，系黨總支已經充分分析和界定了系裏每壹位教師。只要這些黨內的“左將”之中有壹個人說出了口，就言必有其實，我不能不意識到此話的內在份量，即我已被內定為“中右”了，心中為之壹震。至今她的此言猶在耳邊，她當時說話的神態也仍歷歷在目。

　　除了前面提到的可能原因之外，我之所以沒有遭遇賈壹鳴同樣的厄運，可能是因為我在專家室的工作角色是舉足輕重的。倘若我垮了，整個講習班也得跟著垮。當時的系領導是不能不顧及到這壹點的。

　　右派分子屬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賈壹鳴被禁止與蘇聯專家接觸。他被從專家室調到另壹個房間裏去接著搞未完的筆譯工作。可是那位敏感的蘇聯教授好多天見不到賈，開始表示詫異。系總支只好叫申知韻教授以系主任之口向蘇聯教授說明（由我口譯），說賈犯了右派性質的錯誤。這位蘇聯教授聽後陰沈著臉，終於說道：“他還很年輕，請妳們不要對他懲罰太重了啊！”。

　　賈仍然協助我完成翻譯掃尾工作，但被警告上班時不得擅自亂走動，不得走過蘇聯專家辦公室門口，在行動中也必須主動回避與蘇聯專家碰面。他完成翻譯任務的第二年就被下放到學校農場監督勞動，再過壹年，又被調離學校發配到某郊區縣壹個公社勞動去了，直到文革後才平了反。

　　我自己雖然幸免於難，但我預感到那些人是輕易不會放過我的。

　　反右運動的直接後果，是更加明確和強化了，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之間的鬥爭觀念。壹九五八年初，又開展壹個叫做“反浪費、反保守”的運動。系裏先是搞了個展覽，把各教研室的“浪費品”全擺了出來，煞是熱鬧。有壹位黨員助教把用十元錢買的壹個裝閃光燈的人造革手提袋也擺了出來，死勁地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其實，這只不過是壹出胡批亂打的鬧劇的序幕而已。運動很快轉入“橫掃官、闊、暮、驕、嬌五氣”，後來又轉入所謂“紅專辯論”和“向黨交心”，然後索性漫無邊際地批判起形形色色“資產階級思想”來，學校又恢復了大字報海洋。這回是群眾之間，妳貼我，我貼妳，混戰壹場。後來轉入重點“燒”，當然壹切都是在上面的策劃引導下，程訓華是 H系裏的主要指揮者。

　　在高等學校裏，無產階級全面專政、“興無滅資”的序幕早在這時已經拉開了。

　　這年，中蘇已經開始交惡，蘇聯教授已經回國，已經輪到收拾我的時候了。

　　明顯出於領導意圖和部署，以系裏幾個黨員為首，掀起波瀾，專給我搞了壹個大字報專欄。除指責我在反右初期在思想上與右派共鳴和同情賈壹鳴外，還批判我的“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其中“事實”不過是：蘇聯教授曾交給我這個隨身翻譯壹篇研究法的論文，要我及時地翻譯出來在本校學報刊出，以配合講席班的教學。為此批我“企圖名利雙收”。其實，蘇聯教授還交給我壹本小專著，我請賈壹鳴和我合譯。後來賈被管制勞動，譯文的絕大部分是由我次年在醫院裏治療痔瘡期間趴在病床上完成的。交稿後，出版社說譯本上不能出現右派姓名，只能署我壹人的名。我認為這無異於我壹人獨吞，建議幹脆署上“教研室”名義，從而放棄個人署名和數百元稿費。他們竟然無視這壹事實。另壹事是指責我不肯輔導申主任的捷克研究生柯查格的漢語，硬說我懷有自私動機：從他那裏不能象從蘇聯教授那裏可以學到東西。事實是，系裏因該生中文較差硬要我把壹本中文專著全部譯成俄文供他學習。奇怪的是申教授未提出來，而是程訓華通過某人的轉達。對此，我表示為難而婉言解釋說，我可以隨時輔導他閱讀該書，但不宜替他翻譯，我即便沒有專家翻譯任務，為譯出這本十來萬漢字的書起碼得投入半年的時間(我懷疑他們竟以為譯書是壹蹴而就不費吹灰之力的事)，且對該生提高漢語無所助益。本來該要求之荒唐離譜已不言而喻，運動中為了整人，蓄意胡湊屁爛事，往人臉上潑臟水。

　　在所謂“群眾大揭發、大批判運動”中有極重要的“壹誡”，就是當事人絕對不可以甘冒風險去申辯或解釋，否則就會馬上被扣上“不虛心接受群眾的意見”甚至“對群眾運動有抵觸或對抗情緒”的大帽子，使妳陷於更加不利和孤立的地位。在當時那種歷史和社會條件下，很少有人認識到這裏面還有壹個“人權”的問題。許多人，包括壹些知識淵博的大知識分子，經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反右”，都被迫意識到自己必須老老實實接受“脫胎換骨改造”的地位，時時事事首先反躬自省，更不敢作其它非分之想了。

　　在帶頭起哄批判我的人當中，有壹位是前面提到的“造反”而不讀研究生；另壹個是使用我為她建造的實驗裝置的研究生。我曾為此生過她們的氣，但若幹年後，想起那事我又原諒了她們，覺得她們實際上是不由自主地充當了那種政治運作和他人權勢的犧牲品。尤其是後者，整風時曾因自慚為“小板凳黨員” (按她家鄉比喻，誰都可以在小板凳上劈柴、切菜)，而挨了好壹頓黨內批判。

　　盡管忍辱含垢，我仍認為群眾對我個人不管是違心還是真意的壹切無端指責，都總會有澄清之日。沒想到，後來學校領導運動的辦公室竟然用鉛印形式出了壹套《大字報匯編》，並廣為散發。這無疑說明校方已經認同了這壹切誹謗攻擊，把當事人進壹步放在廣大的群眾面前抹黑，使他們名譽掃地，擡不起頭。這豈不等於宣布壹開始所提出的“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針純屬欺人之談，而所發生對某些人的圍攻均在他們的策劃操縱之下。當時我曾閃過壹個念頭，就是若從法律觀點去看，對於這種人身攻擊誹謗，是容許提出上訴的。我無疑是個十足書呆子，思想天真幼稚的僑生。文化革命後，大字報被明令禁止，只是因為我們的高層領導人在文革中輪到他們自己對此深感心痛、自食其果，從此才會如此深惡痛絕。

　　這時，我開始強烈意識到了壹點：我們缺少起碼的社會公正和對人格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