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滑到边缘”
广大知识分子还来不及沐浴在“向科学进军”的春风之中，天际的云层已经开始翻腾滚动了。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向全国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发出了“帮助党整风”的“诚恳”邀请。许多人怀着信疑参半的复杂心理参加到这场运动中去。但也有一些人，也许出于天真，也许由于过分的自信，满以为应当把整个心都掏了出来，也有另一些人更以为是发泄怨气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然而只要被怀疑哪怕有一丝一毫不怀善意的言论，都迟早会被当作罪证而加以惩治。绝大多数人更不知道“引蛇出洞”的“阳谋”正等待着把他们一网打尽。果然，在空前未有的喧闹而刺激的大字报海洋奇景和“大鸣大放”声中，风云突变，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运动”犹如晴天闷雷响彻大地，使人们惊魂难定。
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薛冰，后来在他发表于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本《回忆录》中不无感慨和内疚地提到，开始反击右派时，他当时完全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更不想把他领导下的一大批有才华的专家教授置于绝境。从上面下达命令要各个单位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之后，以他为首的党委会不得不把一位知名的化学教授、教师工会主席、某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辜立方，内定为“中右分子”，也即“右派边缘”人物，以作为对全校师生进行“划线”的“标兵”。他当时认为学校中发表“右派言论”比辜立方更为激烈的人为数极少或者根本没有。但旋即他受到来自当时市委的压力，责令把辜定为“极右分子”，等于大大地降低了对“右派分子”的划线标准。这样一来，打击一大片的局面已定，他成了这场人祸不可饶恕的替罪羊。
薛冰原是浙江大学学生出身，云南省籍人，身材修长，肤色白晰，是个潇洒俊秀的美男子。抗战时期他投奔了解放区，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岁月，当过新闻记者。他的《回忆录》仍然散发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一种典型的革命知识青年的浪漫主义气息，文笔流畅优美，情感充沛。像他这样充满个性和人情味的人物，相信对于那种肆意践踏蹂躏知识分子的粗暴行为，不会完全认同。只是他的这些气质因素抵挡不住作为共产党员所必具的组织纪律性罢了。到了大跃进后期，他因为执行“教育方针”不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免除了党内外职务，调到南方一个局里去，文革后才到上海的一所D大学出任党委书记一职。
在这场运动中，我同期的同学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意气风发的年青共产党员，而且全都是男同学。似乎性别因素也多少在这里起作用，也许是男子性格容易外露，自信心强，喜欢做“出头鸟”。当“出头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非常危险的。“枪打出头鸟”是人们历经多次运动之后常说的心有余悸的一句话。其实他们杏行┤酥徊还嵌愿霰鹚樟业娜似?或学问说了几句牢骚话，便被冠以“反苏”之罪名。
所幸我当时为之服务的那位苏联教授，人品学问都很好，是前苏联某学科领域12个教授之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我自然不会说他什么坏话，也就不至于犯那种“罪行”了。尽管如此，我并非完全没有瑕隙让某些人加以攻击。我和苏联教授走遍大江南北，朝夕相处，由于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差别，闲时同事之间不免多少议论一些鸡毛蒜皮小事，于是运动一来就有人告发我“对专家有不敬之言论”，只是还没能上升到“反苏”罢了。文革中，“两王”泡制的黑材料却反过来说我“一贯地崇拜苏联专家”。这些人真是善于信口雌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任何时候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别人胡乱罗织罪名。
可是按下达的指标，我们这个小系也总也得揪出个把右派分子才能交账。这个厄运终于落到了和我一起当翻译的贾一鸣头上。
贾一鸣在大学时期就是班上的高材生，毕业后留下来当笔译。他的笔译能力一年里进步较快，算是我最得力的助手，另外两名翻译中孙君莹也不错，而梁孔藩进步最差。贾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身为青年团员，却又逞强好胜，便少不了要在政治上常被敲敲打打，心中不服。整风时，他贴了几张针对党群关系的大字报，说“党内的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对群众则小题大作”，语言有些尖酸刻薄，惹恼了系里的党员，所以言出祸从。
我当时在思想上与他有些共鸣，但言语文字上比他温和讲理，故幸未延祸及身。关于此，贾后来显然嫉恨于我。他很不服气的是，为甚麽把他打成右派分子，而我只是后来在团支部会上作了检讨就没事了？在后来文化革命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外调人员到一个公社找到他写揭发我的材料时，他把连我自己都早已忘得差不多的所谓“右派言论”居然重述得那么一清二楚，令我异常惊讶。不过，他也许始终不知道，我那时在团支部会上的检讨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我曾对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事表示过同情和不理解，因此被批判为“同情右派分子”。
一个留苏回来的女党员在批评会上竟然声色俱厉地冲着我说：“你知道吗？你自己已经滑到了右派的边缘！”。这无疑泄漏了一个秘密。她这句话使我警觉到，系党总支已经充分分析和界定了系里每一位教师。只要这些党内的“左将”之中有一个人说出了口，就言必有其实，我不能不意识到此话的内在份量，即我已被内定为“中右”了，心中为之一震。至今她的此言犹在耳边，她当时说话的神态也仍历历在目。
除了前面提到的可能原因之外，我之所以没有遭遇贾一鸣同样的厄运，可能是因为我在专家室的工作角色是举足轻重的。倘若我垮了，整个讲习班也得跟着垮。当时的系领导是不能不顾及到这一点的。
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贾一鸣被禁止与苏联专家接触。他被从专家室调到另一个房间里去接着搞未完的笔译工作。可是那位敏感的苏联教授好多天见不到贾，开始表示诧异。系总支只好叫申知韵教授以系主任之口向苏联教授说明（由我口译），说贾犯了右派性质的错误。这位苏联教授听后阴沉着脸，终于说道：“他还很年轻，请你们不要对他惩罚太重了啊！”。
贾仍然协助我完成翻译扫尾工作，但被警告上班时不得擅自乱走动，不得走过苏联专家办公室门口，在行动中也必须主动回避与苏联专家碰面。他完成翻译任务的第二年就被下放到学校农场监督劳动，再过一年，又被调离学校发配到某郊区县一个公社劳动去了，直到文革后才平了反。
我自己虽然幸免于难，但我预感到那些人是轻易不会放过我的。
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更加明确和强化了，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观念。一九五八年初，又开展一个叫做“反浪费、反保守”的运动。系里先是搞了个展览，把各教研室的“浪费品”全摆了出来，煞是热闹。有一位党员助教把用十元钱买的一个装闪光灯的人造革手提袋也摆了出来，死劲地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实，这只不过是一出胡批乱打的闹剧的序幕而已。运动很快转入“横扫官、阔、暮、骄、娇五气”，后来又转入所谓“红专辩论”和“向党交心”，然后索性漫无边际地批判起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来，学校又恢复了大字报海洋。这回是群众之间，你贴我，我贴你，混战一场。后来转入重点“烧”，当然一切都是在上面的策划引导下，程训华是 H系里的主要指挥者。
在高等学校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兴无灭资”的序幕早在这时已经拉开了。
这年，中苏已经开始交恶，苏联教授已经回国，已经轮到收拾我的时候了。
明显出于领导意图和部署，以系里几个党员为首，掀起波澜，专给我搞了一个大字报专栏。除指责我在反右初期在思想上与右派共鸣和同情贾一鸣外，还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其中“事实”不过是：苏联教授曾交给我这个随身翻译一篇研究法的论文，要我及时地翻译出来在本校学报刊出，以配合讲席班的教学。为此批我“企图名利双收”。其实，苏联教授还交给我一本小专著，我请贾一鸣和我合译。后来贾被管制劳动，译文的绝大部分是由我次年在医院里治疗痔疮期间趴在病床上完成的。交稿后，出版社说译本上不能出现右派姓名，只能署我一人的名。我认为这无异于我一人独吞，建议干脆署上“教研室”名义，从而放弃个人署名和数百元稿费。他们竟然无视这一事实。另一事是指责我不肯辅导申主任的捷克研究生柯查格的汉语，硬说我怀有自私动机：从他那里不能象从苏联教授那里可以学到东西。事实是，系里因该生中文较差硬要我把一本中文专著全部译成俄文供他学习。奇怪的是申教授未提出来，而是程训华通过某人的转达。对此，我表示为难而婉言解释说，我可以随时辅导他阅读该书，但不宜替他翻译，我即便没有专家翻译任务，为译出这本十来万汉字的书起码得投入半年的时间(我怀疑他们竟以为译书是一蹴而就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且对该生提高汉语无所助益。本来该要求之荒唐离谱已不言而喻，运动中为了整人，蓄意胡凑屁烂事，往人脸上泼脏水。
在所谓“群众大揭发、大批判运动”中有极重要的“一诫”，就是当事人绝对不可以甘冒风险去申辩或解释，否则就会马上被扣上“不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甚至“对群众运动有抵触或对抗情绪”的大帽子，使你陷于更加不利和孤立的地位。在当时那种历史和社会条件下，很少有人认识到这里面还有一个“人权”的问题。许多人，包括一些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都被迫意识到自己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脱胎换骨改造”的地位，时时事事首先反躬自省，更不敢作其它非分之想了。
在带头起哄批判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前面提到的“造反”而不读研究生；另一个是使用我为她建造的实验装置的研究生。我曾为此生过她们的气，但若干年后，想起那事我又原谅了她们，觉得她们实际上是不由自主地充当了那种政治运作和他人权势的牺牲品。尤其是后者，整风时曾因自惭为“小板凳党员” (按她家乡比喻，谁都可以在小板凳上劈柴、切菜)，而挨了好一顿党内批判。
尽管忍辱含垢，我仍认为群众对我个人不管是违心还是真意的一切无端指责，都总会有澄清之日。没想到，后来学校领导运动的办公室竟然用铅印形式出了一套《大字报汇编》，并广为散发。这无疑说明校方已经认同了这一切诽谤攻击，把当事人进一步放在广大的群众面前抹黑，使他们名誉扫地，抬不起头。这岂不等于宣布一开始所提出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针纯属欺人之谈，而所发生对某些人的围攻均在他们的策划操纵之下。当时我曾闪过一个念头，就是若从法律观点去看，对于这种人身攻击诽谤，是容许提出上诉的。我无疑是个十足书呆子，思想天真幼稚的侨生。文化革命后，大字报被明令禁止，只是因为我们的高层领导人在文革中轮到他们自己对此深感心痛、自食其果，从此才会如此深恶痛绝。
这时，我开始强烈意识到了一点：我们缺少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对人格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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