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順藤摸瓜

　　轉眼到了壹九六六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猶如驚濤駭浪滾滾而來，壹時是波譎雲詭，壹時是雷轟電掣，讓多數人都落入了天旋地轉之中，不明這場來勢兇猛的運動將帶來的是兇還是吉。我和若樺懷著揣揣不安的心情註視著事態發展。學習組的會上，教師們試圖著努力領會這場運動的“深刻”意義和精神。記得有位富於聯想力的青年同事說，當前我國正處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革命大潮之中，記得看蘇聯電影，十月革命後，工人們武裝起來，荷槍實彈地在大街上闊步前進，嚇得資產階級老爺們發抖，我們現在差不多就是這樣，應當跟上時代的步伐，迎接這場革命的大風暴。大家想，這種比喻似乎沒錯。

　　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初級階段，校園裏除紅衛兵“小將”針對“資產階級分子”和壹切“階級敵人”的粗暴甚至暴戾的行動之外，原來校系各級黨組織仍控制著運動的領導權。他們按照自己的本能和老習慣，策劃和發動教職工寫大字報，揭發、批判每個人能想到的，屬於所謂“資產階級思想”範疇的壹切言行，矛頭都是對準群眾自己，又是妳“燒”我，我也“燒”妳，群眾鬥群眾，混戰壹場。

　　兼職系總支副書記敘越在我們教研室裏動員大家，惡聲惡氣地說：“這回非把申知韻給掃倒不可！”。他的妻子——助教薛媛，幾年前才被系裏指定為申教授的科研助手呢，而敘越本人也主動參加申教授領導的科學研究。我壹時弄不明白他何以忽然變得對申知韻如此恨之入骨。其實問題很簡單。從內部密而不宣的長遠意圖來講，過去的各種安排全是為了有朝壹日以“黨內自己的無產階級專家”去取代“資產階級教授”。而當剿滅資產階級的風暴壹來，他們內心深處的憎恨立即表諸於形。當然這裏面不排除敘越本人也受到大形勢的裹脅而大幅度地向左傾倒。

　　我國知識分子無法不倒楣，運動過去了時被捧壹捧，運動再來只好等著挨收拾。洪書記這陣子也居然不止壹次地在公開場合不無感嘆地說：“五八年那會兒我們好不容易把權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了過來，沒想到六二年《高教六十條》壹下來，只好拱手又送了回去。我當時就是想不通！”。他當時究竟是真的“想不通”還是積極組班子協助申教授搞科研？不管這位多謀善變的洪書記說這番“左”話時，是出自真心還是壹種策略性表白，畢竟文革的到來立即加快了這個“階級取代”的步伐。

　　隨著被譴責為“黑幫”的北京市委的垮臺，形勢發生了變化。新市委向各高校派駐了工作組。工作組進駐之後的頭件大事，就是讓全體教職工 (牛鬼蛇神除外) 選出各級“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由這些文革小組取代原來的校黨委和系黨總支領導運動。這無異於宣布校黨委和各系黨總支在運動中統統靠邊站。於是，群眾把揭批矛頭逐漸轉向了校澄�和蠙n匙苤АＮ頤竅檔暮榛嘲彩榧嗆統萄禱��?敘越兩位副書記三個人作為當權派變成了大家揭批的對象，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在文革小組領導下，開了幾次“背靠背”(當權派不得參加)的揭批會，進入了普遍“發動群眾”的階段。

　　敘越在業務上是屬於我們教研室的助教。室主任金士昂講師歷來和敘越關系十分緊張。在轉入揭批各單位領導人時，金突然異常積極。他以室主任的身份，把我們幾個教師叫到壹塊兒，由他提供揭發敘越的“炮彈”，然後要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說實在，金士昂揭露敘越的壹些“劣行”，當時我雖然感覺出其中含有私怨，但也促使我對某些黨幹的道貌岸然加深了懷疑。大字報盡管由大夥兒署名，敘越認得字跡，為此他後來相當記恨於我。

　　後來，在系文革小組的領導下，集中目標，對著第壹把手洪懷安書記開了幾次揭批會。和過去許多運動壹開始時差不多，加上多數人拉不開面子，氣氛總是比較溫和的，所謂揭發批判沒有多少火藥味。但是，從來都是在講臺上教育群眾的洪書記，這回卻被顛倒了過來變成群眾揭批、教育的對象。因此在回答群眾提出的問題時，從他那黝黑肥胖的額頭上，不斷滲出了大大小小的汗珠子。

　　當時大家揭批的問題多半集中在教育工作中的“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制度、方式、內容等，至於很具體的內容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為了顯示我自己積極參加揭批會，精心構思出來提問的兩個問題。我發言中的壹個問題是，敘越副書記和他金士昂主任之間的矛盾壹直鬧得不可開交，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洪書記居然說過，這是因為他“錯誤地把兩頭公牛拴到了同壹個食槽上”。我責問洪書記，他是用什麼思想來教育和解決兩個黨員之間的無原則矛盾的。另壹個問題是，本系三年級學生搞不通念外語將來畢業後有何用處。作為教師，我曾向洪書記反映過這個問題，請示他如何做學生思想工作。洪書記那時卻回答我說，“念書就好比壹男壹女搞戀愛壹樣，如果哪個老師教的好，能吸引學生，那麼學生們自然就會喜歡念他的課”。我責問他，這種不倫不類的話，到底是在突出哪個階級的政治？是無產階級的，還是資產階級的政治？

　　根據多次參加政治運動的經驗，在這類場合下，我意識到這種情況下必須順應潮流，哪怕想出幾個有關“突出什麼政治”的問題，既可以歸入當時的“熱門”，但又不太關痛癢，甚至令人為之哭笑不得，此時自己必須是以壹種十分認真嚴肅的態度，而且在分析問題時多少適當加以拔高。倘若總是提不出什麼問題，只會當個啞巴群眾，就可能被懷疑為態度不積極，甚至對運動有抵觸。

　　原系黨總支既然被置於接受群眾揭批的地位，自然在組織和職能上也就陷於癱瘓，落入了中共北京舊市委同壹個命運。這時候，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選出了臨時系黨總支。出身好和年輕，政治上又沒有什麼把柄的王大桁和王之淵兩人，順理成章地當上了臨時總支正副書記。這下子“兩王”如虎添翼，趾高氣揚了起來。他們對“不痛不癢”的揭批會早就感到壹點也不解渴，不過，畢竟已經為他們的圖謀的實現鋪開了前進的道路。既然文化革命是壹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那麼就要懂得如何把群眾“運動”起來，才能把系黨總支書記洪懷安這個“皇帝”拉下馬。

　　那時學生中已經成立了不少紅衛兵組織和“戰鬥隊”。“兩王”在本系學生中物色到了壹個名稱叫做“紅色迫擊炮”的“戰鬥隊”。這個“戰鬥隊”幾乎清壹色是由血統純正的貧下中農子弟組成，所以很容易接受他們的煽情和指揮。他們利用掌握系臨時總支的大權，和依靠程訓華在幕後提供“炮彈”，大拋檔案材料。他們把“有問題”的大部教職工的歷史背景材料壹五壹十地，甚至添枝加葉地透露給這些壹心想要在偉大領袖的領導下，把世界上的牛鬼蛇神全都鬥倒鬥臭、趕盡殺絕的，年少無知的學生們。在“兩王”的策劃指揮下，壹本洋洋灑灑的萬言的《洪懷安書記把Ｈ系的大權交給了什麼人？》的揭發材料在系裏師生中，甚至全學校裏廣為散發。

　　這本油印冊子和它的標題壹樣，專門在“什麼人？”上大做文章，竟然覆蓋了全系百分之七、八十的教職工，第壹號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申知韻系主任，他被列為系裏的頭號“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且是作為六十年代中期洪書記的所謂“權威中心論”的中心人物給端了出來的。跟著就是壹大串所謂“資產階級教授”、“特務嫌疑分子”、“漏網右派”、“修正主義苗子”... 。對於我這樣壹個青年歸僑講師，他們送給了我幾頂“桂冠”：“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崇拜蘇修專家”(因我曾是蘇聯教授的翻譯)、“名利思想” (因我發表過學術論文和許多譯作，編寫過全國統編教材，十年間共領到了兩百來塊錢的稿費) 。當然比起別人的“罪名”，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本實際上是“牛鬼蛇神名錄”的出籠，給廣大的教職工的心坎上植入了兇多吉少、禍至無日的隱憂。

　　他們的用意是雙重的。正如王之淵有壹天代表系臨時黨總支在系會上宣布他們的“揭系階級鬥爭蓋子”的戰略戰術時說：“我們認為對待本系問題就是應當‘順藤摸瓜’，不管摸到什麼瓜，就揭批什麼瓜，最後才有可能摸到洪懷安，揭透批深他執行的那壹條隱蔽的修正主義黑線，才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真正完成系裏的鬥、批、改任務”，他還進壹步威脅說，“我們知道，我們Ｈ系裏面就是有那麼壹些人反對順藤摸瓜，也難怪，這些人就是最怕揭本系的階級鬥爭蓋子，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壹屁股屎，壹摸就會摸到了他們這些爛瓜，壹揭就會揭到他們的頭上”。他把這番佛口蛇心、咄咄逼人的言語說得如此之眉飛色舞，好像是把全系的教職工都看成不堪壹擊而穩抄勝券似的。不過，誰都知道，盡管他是個高傲自大、目空壹切的猛將，他身後還有壹個更能左右乾坤的、被稱為“搖羽毛扇的”人物王大桁，他輕易是不會出馬的。

　　不久，系大樓門口出現壹副對聯，分別是：“惡藤結黑瓜修根萌毒苗”、“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拆廟驅妖！”。

　　我不禁開始憂思重重：倘若這夥人將來真的長期掌權的話，豈不是法西斯專政！當年希特勒的優秀種族論和今日這裏滋生繁衍出來的優秀血統論，還不是壹墻之隔，攣生兄弟？它們之間又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

　　其實，“兩王”並不是我們這個區區小系特產出來的鳳毛麟角。在這所大學裏，文化革命壹開始就逐漸顯露出，有壹個像地質橫斷夾層似的朋黨之輩，他們呼朋引類，幾乎遍布學校各個系和部門。比如，校黨政機關裏就有壹位叫劉青雲的臨時黨總支書記，他和壹夥人都是和“兩王”同壹個時期入學的調幹生。洪懷安在系裏挨整時，他的妻子，文革前已經當上幾年統戰部長的溫麗光，也被劉青雲壹夥整得夠嗆呢。只要階級鬥爭的弦壹旦再度繃緊時，“執行投降主義路線”的大帽子就很自然地扣到統戰部門的頭上，這幾乎成了壹條定律。劉當年壹畢業就留校，以充實黨委班子的名義，被安排在統戰部長手下當壹名幹事，溫把他看成小弟弟壹樣，對他關懷備至，甚至無所不談。如今他反戈壹擊，因為他知情最多，所以也就能打擊得最狠，而且毫不留情，這壹點可以說是傷透了溫的心。

　　我同班同學溫麗光，壹個革命烈士的遺孤，從小寄養在姨媽家，天生憂郁靜秀，雖然思想偏於正統古板，但為人卻十分敦厚誠實。十來年前她與洪胖子的結合，在當時的主流社會思潮中，難免是某種共同價值觀念的結合。像溫這樣具有革命背景和稟性的女子，在當時五十年代的政治氣氛下，自然希望自己的終身伴侶不是政治上的庸碌之輩。他們倆很早就堅決服從組織上的安排，放棄成為科學工作者的理想，在校黨委的機關裏當幹部，成為當年同學們稱羨的標兵模範。他們辛辛苦苦、循規蹈矩地工作了多年，時時處處竭智盡忠，成為學校領導賞識重用的後繼之秀。沒想到，文革壹來就把他倆拋到“準走資派”的批鬥臺上，備嘗其下屬以怨報德的攻訐淩辱。

　　為什麼王、劉這層人對洪、溫壹類中層幹部那麼恨之入骨、出手無情呢？原因就出在這層人都是在五七年反右之後和大躍進的階級鬥爭風暴中，被選派入學的調幹生。他們自視“天降之大任在肩”，是要來“坐江山”的“根紅苗正”、“最最革命”的“後來人”。但緊接著下來了壹個《高教六十條》，學校裏不再拚空頭政治，而是都要拿出紮紮實實的業務真本領來。那時，這些人不是只能在教研室裏當個小助教，就是在哪個辦公室裏做個小幹事，遠不如他們原來在村裏時那麼威風。

　　其實調幹生並非個個如此。有些調幹生在進入大學這個新環境之後，自尊自愛，平等待人，以謙虛態度向同事和老師們學習，共同前進，逐漸融合到這個求知向上的大家庭裏去。倘若人人都能這樣，文革的妖風也就不至於刮得那麼邪乎，把好端端的整個校園，搞得兄弟鬩墻，互相爭鬥，烏煙瘴氣。可惜那些持“貧農貴族”心態的人們可不是這樣，總覺得在這個“資產階級統治的王國”裏，他們不但不能高人壹頭，反倒要低人壹等似的。所以文革壹來，正是他們“長貧下中農誌氣，滅資產階級威風”的大好時機到了，他們早已憋足了壹肚子恨氣、晦氣，像當年農村土改鬥地主老財那樣，控訴這個資產階級大學多年來壹直在“歧視壓迫工農”。難怪那些沒有“脫魅”者深信，打倒黨內走資派實在是太對了，正是那些走資派庇護著壹群大大小小的烏龜王八蛋，所以只要走資派還在位，大學裏那壹套還得照舊，他們哪能有“出頭之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