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打抱不平

　　文化革命朝向揪鬥各級當權派—“走資派”擴大發展。校園裏先是大學生，爾後是在青年教師和職工中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戰鬥隊”。

　　 這些所謂“戰鬥隊”大體上可以分成兩、三類：壹類是很註重成員的家庭出身，成員基本上是“紅五類”，相當敵視“出身不好”的師生幹部；這些人和王、劉那壹層人有許多共同語言；另壹類則主要強調所謂“路線鬥爭覺悟”，以此劃線，自詡為“響鐺鐺的革命造反派”，其中居於領導地位的有些是高幹子弟。高幹家庭背景使這類青年容易“通天”，消息來源較多，比較了解高層鬥爭內幕，思想上也習慣於關心整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敢沖敢打。但是他們中間有些頭頭後來受到了“四人幫”及其爪牙影響，甚至被直接間接地操縱。有些人頭腦越來越熱，胃口越來越大，“炮打”得越來越兇、越高，好像他們是偉大領袖率領的天兵天將，奉天承運，叱咤風雲，不可壹世似的。還有壹類所謂戰鬥隊的應運而生隱含著壹種團結自衛的動機，這多半是因家庭出身差等原因而遭受不同程度歧視卻又不服氣，或看不慣兩王們的思想作為的青年教師和非當權派幹部。

　　我不懷疑當初許多年輕人出於盲目的個人崇拜而被煽動起來“造反”時，他們那種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和為了最終實現“全世界壹片紅”的愚忠狂熱，其中明顯含有各種實用的私利因素。但是我也不懷疑許多青年人的好趕時髦和少數人由於個人的不良品德，發展到狂妄倨傲、野心膨大無邊。病態心理使他們在文革初期被輕而易舉地利用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他們的破壞性也導致我國教育、文化、財富上的空前巨大損失。二十年後我在壹次孔子故鄉曲阜之旅中，親眼見到當年“批林批孔”時，北京師範大學“造反派”頭頭譚厚蘭率領了她手下壹批“天兵天將”去到那裏，把重以噸計的壹塊塊千年石碑攔腰砸斷。真是觸目驚心。我內心感到那場“文革”把好端端的壹代青年的心靈給扭曲毒化得多麼愚妄可悲！可是當那些人到了後來失去被利用的價值時，其中壹些“危險分子”便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階下囚，而另外更多的人則被貶到邊疆僻壤的“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吃盡人間苦難，加入了中國那段特定歷史時期中失落的知青壹族。當“造反派”開始向上狂轟的時候，我們大學校園內以王、劉為代表的壹層黨內少壯派，卻還是在熱衷於“下掃牛鬼蛇神”和造本單位“走資派”的反。他們本能地利用這種姿態去顯示他們對最高領袖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限忠誠和對壹切“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但文革初期，他們卻被“造反派”們譏笑、咒罵為“保皇派”、“老保”。這些人其實並非絕對的“保皇”，他們要想“拉下馬”的“皇帝”是反起來保險得多的校內系內的中層幹部。所以嚴格地說，把文革中的群眾界定為“造反”和“保皇”�奔m淳褪譴穎礱嬋?問題。實際上，大家都是被挑動起來，不是造“牛鬼蛇神”的反，就是造“走資派”的反；不是造基層“小走資派”，就是造上層“大走資派”的反。豈能說造誰的反就對，而造另壹些人的反就是大逆不道？！尤其到了文革後期，在各地鬥得昏天黑地的兩大派之間，對於本省市“走資派”都各有所反，也各有所保，這就是很好的證明。任何學校部門也決不可能是例外。有些當權派後來不管三七二十壹，把凡是造過他的反的人或群體壹概稱為“造反派”，嚴格地說，似應定名為“造我反派”更貼切些。

　　在那狂熱年代，卷入潮流中去的人，不論是“老保”還是“造反派”，幾乎都無時不在努力地顯示自己對最高領袖的忠誠，這種“忠誠”對於某些人是“高貴身價”的無形資產，而對於“另壹些人”則可能是避災的“護身符”。反誰或保誰，或者既不保也不反，都取決於當時的政治氣候和個人的現實利害。

　　前面說到的這些不可壹世的“少壯派”，他們深知政海中充滿暗流漩渦，比較豐富的政治經驗告訴他們不可輕舉妄動。當時群眾非常貼切地稱之為的“妳不倒，我不打”派。他們這夥人，幹任何哪怕帶有點風險的事都要加上壹個很大的保險系數。他們的老於世故，正是那些爛漫“小將”之所望塵莫及者。但是只要壹旦看準了，他們卻又十分擅長於反戈壹擊，而且不置人於死地決不會松手。比如，當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著名大字報公諸於世之後，他們馬上意識到再保劉、鄧、陶可就危險啦，於是從保劉、鄧、陶派搖身壹變，反戈壹擊。又自從北京舊市委垮臺之後，他們便開始狠揪校黨委中與市委有過千絲萬縷關系的幾個人，且死咬住不放。誰信其中有多少原則性和正義感可言！

　　在那些被認為與北京黑市委有關的校當權派之中，首當其沖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地下黨黨員，時任校黨委委員，Ｖ系的朱代紳副教授。解放前他家在城裏以開飯館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而他本人則始終在校任教，學術上頗有點成績。但是他的這種戲劇性經歷在無法無天的文革中，很容易被誣指為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記得五十年代初，他們家從市裏搬來郊區的校內居住時，帶來的好幾口特大的金魚缸，彰顯了他的“資本家”身份，難怪群眾搞不清楚他是否真的沒有問題。但那時掌握檔案和黨內機密的那壹夥臨時總支卻不給以澄清，使他慘遭批鬥毒打。過不了幾年朱代紳便患腦萎縮癥死去，聽說去世前好長壹段時間，他已經喪失正常人的理智，好像壹個小孩子似的，真是淒慘。

　　另壹個是黨委副書記賀汶水，來自老解放區的幹部。只因他在工作上與北京舊市委的頂頭上司來往密切，便被劉青雲們打成了舊市委安插在本校的“黑爪牙”。他們巧妙地把賀汶水和各系各部門的中層幹部串起來，硬說賀就是這些中層幹部的“黑後臺”。而這些中層幹部之中，比如洪懷安，則又是洪自己下面的壹群“牛鬼蛇神”的保護傘。這樣，按照他們的方便邏輯，上串下聯，可不就是隱藏在學校裏的特大的壹串“修藤黑瓜”了麼？！他們早就已經胸有成竹，準備蔓引株求，聚而殲之了。而這些早已自認定是學校各級領導的未來接班人，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提前取而代之了。

　　文革之後，不少高層老幹部爭相發表了壹篇又壹篇的“回憶錄”，痛陳其在十年浩劫之中被“造反派”攻訐折磨之苦和恨。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因為只有那些心比天高，忘乎所以的“毛主席的天兵天將”才有那般鬥膽向這些“功蓋天地”的大人物亂打轟天炮。但是高層老幹部們遇到切身利害時大概也常常憑著直覺去判斷事物，他們始終難以深刻認識到，另外壹些那時專打中層領導幹部的狡詰多謀之士，比起他們所憎恨的“爛漫小將”來說，更加懂得如何審時度勢，韜光晦跡。這些人輕易不發，而壹發則“穩準狠”，置人於死地。這類人才特別擅長於趁危發難。

　　在那種既有“政府”，又無“政府”的狀況下，我們系裏以自由組合的方式，重新劃分政治學習小組。“兩王”把壹批他們認為是“成份好”的“堅定左派”青年教師組成了壹個小組，而剩下的多數是黨外教師和少數較有正義感、對他們的思想作風不滿的黨員。我們這些人在他們的眼裏，早就是“魚蝦泥沙”，理應列入“另冊”的青年教師，不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就是歷次運動表現“右傾”，起碼是從來不會跟著他們那些人去張牙舞爪，踩在別人的頭上往上爬。但是我們這些人，既然不願向人低首俯心，於是隨類相從，另成壹組，以示區別。

　　系裏還有壹些在文革初期便被宣布“靠邊站”的當權派、“問題人物”和“死老虎”，便不太有人肯去過問他(她)們，這些人處於準備隨時挨批挨鬥的惶惶不可終日的境地。但事物總有例外，系總支副書記程訓華盡管表面上“遊離”在各個小組之外，卻被“兩王”捧得天高，被譽為全系在階級鬥爭中，“歷來旗幟最鮮明、壹貫立場最為堅定”的女性書記，嚴然是個抓階級鬥爭的巾幗英雄。主要原因自然是她從來就跟系裏的“資產階級教授”作“毫不妥協”的不懈鬥爭（歷次批判運動中她“左”得出名，包括組織對申知韻的批判，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她無休無止地整治她的眼中釘—從美國回來的副教授華秀侖）。文革開始不久，她便向“兩王”們提供和透露系裏多年來“階級鬥爭”情況和不少幹部、教師的“黑材料”，尤其是提供關於與她共事多年的正書記洪懷安的壹些“劣績”。

　　系裏教師中這兩個學習小組，在後來互相摩擦矛盾中以及校內越來越厲害的“大字報戰”的形勢下，發展成了兩個對立的教師“戰鬥隊”。以“兩王”為核心的學習組自稱為“紅心戰鬥隊”，以彰示其對偉大領袖的忠心；而以女助教童玉璇為首的我們這個學習組則取名“怒濤”。

　　毛澤東著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的面世，使高校風向驟轉，學生們開始批判該大字報裏所譴責市裏派來的“阻撓運動的工作組”和“企圖把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時“兩王”見勢不妙，趕忙貼了壹張醒目的大字報，聲明退出“由工作組泡制的臨時總支”，以求金蟬脫殼，以退為進。但是，大學生們並不肯就此罷休，因為“兩王”不但操縱部分學生整了眾多的老師們，而且還整了被他們認為有“問題”的學生的黑材料，挑起了學生之間和師生之間的仇隙。大學生中當時取得了優勢地位的幾個戰鬥組織聯合召開大會，把“兩王”和程訓華叫到了臺上，批判他們“打擊壹大片”，鎮壓革命群眾的劣行。他們邀請“怒濤”的全體成員出席了大會，從而使我們更加結怨於“兩王”們。

　　之後，系裏學生又組織寫大字報進行揭批，主要針對“兩王”操縱“紅色迫擊炮戰鬥隊”炮制了《洪懷安把Ｈ系的大權交給了誰？》的事件。

　　我那時也出於氣憤寫了壹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使“兩王”對我恨之入骨，時刻視機報復。我在大字報中指出，“兩王”藉臨時總支之“權”，向不明真相的同學拋出教職工的檔案材料，挑動學生鬥老師，甚至連已經調離本校的盧小麗也不予放過。盧曾是我的學生，共青團員，畢業後留校當過幾年助教。因在香港的瑪麗醫院誕生，故取名“小麗”。小時被送回大陸念書，其生母不知何故卻滯留境外始終未歸，母女十來年未能會面。五十年代末，其母病危，通知她出港訣別。那時正是臺海局勢緊張，又和“蘇修”交惡，“敵情觀念”大大增強的年代。小麗向團總支書記匯報此事。書記是壹個土生土長的農村學生，若不是因為上大學，說不定壹輩子也出不了縣城呢。此事也確實難為了他。但是，歷來灌輸了千百遍的“階級鬥爭”的公式，使他從中很快找到了現成的、而且是萬無壹失的答案。他勸阻並批評了盧，說她太缺乏“階級鬥爭觀念”。他說：“香港，那是個什麼壹個地方！國民黨、帝國主義特務到處都是。妳和妳媽十來年未見面，妳了解她嗎？妳能知道她現在的真實身份？她告訴妳她病危，說不定是個圈套”。這時在這位小書記的腦海裏，壹幕接著壹幕地浮現著電影裏常常出現的畫面。他緊接著又說，“小麗！妳是個年輕女同學，到了香港那裏，如果落入敵人魔掌，妳能象《紅巖》裏的江姐那樣堅強不屈？妳入團才不到兩年，還得加強學習啊！要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否則壹失足成千古恨，就為時太晚啦！”。

　　小麗聽了這番“語重心長”的批評勸告，內心中猛烈翻騰，壹方面傷心地想到她肯定不能再見到臨終前的母親了，她無法想象母親會是個特務；另壹方面她又確實害怕，如果不聽從組織勸告，將來只有挨整的份。最後，她向書記怯生生地表示遵照組織上的意見打消壹時的糊塗想法，事情也就這樣過去了。其母在得知女兒不能來和她訣別的第三天，就在醫院裏與世長辭了。關於此事，校內知道的充其量只有幾個人，且這些人後來也漸漸淡忘了此事。而小麗在她後來的丈夫—研究生常克宗畢業之後，便雙雙被調到雲南去工作了。他們的調離首都，是否與上面這件事有關，壹般人很難猜測得到。

　　最後，我在大字報中責問道，盧早在七、八年前已經主動向組織做了交代，並且服從組織決定，打消了出港的念頭，有什麼理由在現在再翻了出來，還要武斷地說人家企圖借出港之機，與其“特務”母親會合呢？我指出，這是壹種不折不扣的政治陷害！

　　我當時只覺得自己理直氣壯，是在為壹個無辜的學生打抱不平，但有些人可不是這樣看。“兩王”後來整我時這樣說：“辛北這個人可以稱得上是為牛鬼蛇神翻案的急先鋒！”。

　　於是，我後來那幾年的日子可真是很不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