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風聲鶴唳

　　這時，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進入了第三個年頭。

　　全國各地，武鬥正酣，壹片混亂。解放軍和首都工人兩支“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先後開進了校園，盡管我校始終沒有發生兩派之間的武鬥。他們宣稱來校的任務是促進各派大聯合，和師生員工壹道把大學的“鬥、批、改”進行到底。

　　進校的兩個宣傳隊中，真正左右全校乾坤的還是紀律如山的軍宣隊。須知，我國的軍人絕大多數是長期生活在落後而閉塞的農村裏的農民或其子弟。他們還不象城市工人那樣生活在準現代化的城市裏，又同知識分子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這些軍人壹踏進校門便自然而然地覺得他們面前的許多人，不是洋裏洋氣，就是嬌嬌滴滴，到處充滿著資產階級香風臭氣，可以說是壹百個看不慣。他們內心深處懷著壹種自傲和鄙視群儒的優越感。當他們浩浩蕩蕩地開進和占領這個“資產階級王國”的時候，腦海裏不斷地閃亮著最高指示“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十壹個血紅色的大字。他們大概為正在履行這樣壹項既偉大且神聖的使命而全身血液沸騰。派到系裏來當軍宣隊隊長的是壹個四十多歲的何龍生營長，而工宣隊隊長是叫康淩海的壹個瘦小的中年工人。

　　全系教師被召集到同壹個大組裏政治學習。工、軍宣隊各派壹個隊員隨組參加學習。先是叫大家“鬥私批修”。開始，由壹個三十來歲的胖女工宣隊員帶頭，示範性地對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進行自我批判，以啟發我們這些“深受資、修毒害”的知識分子。她痛哭流涕，扯著尖嗓門兒說：“文化大革命前我深受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看電影時和幾個姐妹們壹起，照著女明星穿的衣服畫下樣子，為的是好仿造來穿。文化革命中我才覺悟到如果不搞這場革命，不鬥私批修，我們個人就會變質了，中國就會亡黨亡國！”她的天真爛漫雖然聽起來讓人感到很幼稚可笑，但是她那誠心誠意的話語，比起解放軍同誌只批別人不說自己要讓人聽起來舒服壹些。

　　由於兩派教師之間早存在很深的隔閡，學習會的氣氛總是緊張、拘謹和不自然。

　　壹天，王大桁來組裏學習時手中拿著壹張人民日報。原來上面載有壹篇整版的大文章：《貧下中農萬歲！》。他搶先發言，提高嗓門兒大聲地說道：“我今天學習了這篇社論。社論寫的非常好。毛主席他老人家這樣高度評價我們貧下中農。沒想到我們貧下中農今天能夠這樣揚眉吐氣，令人非常感動！我要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他處心積慮但露骨笨拙的表演，不外乎是想提醒工、軍宣隊：他和他們壹夥人才是貨真價實的“根紅苗正”，而在座的另外壹些人則是壹些“黑五類”、“狗崽子”、“資產階級孝子賢孫”。

　　我當時聽了不禁陣陣惡心。王大桁那挑釁性和裝腔作勢的發言更加劇了組裏的不調和氣氛，但卻這正芯�宣稉砟系搱觯他脡q稭饉�大学厘d矗�壤_�全国解�?初期土改工作隊下鄉，也如同文革前壹、兩年“四清”運動時工作組下農村時壹樣，實行所謂“紮根串聯”，只是明裏不講罷了。他們紮根串聯的對象當然不是壹般的教師、學生，而是“根紅苗正”的王大桁們啊！

　　自從宣傳隊進校以後，校園裏的惡性事件層出不窮。

　　學校裏開始揪鬥壹些已經昭昭在目的“階級敵人”，人們稱他們為“死老虎”。比如，校統戰部的兼職部長盛祖振，當年的北平地下黨員，被揭發為“叛徒”。而後勤的安處長，還有兩位老教授，都因為歷史復雜而被揭發為“國民黨特務”。對他們進行了輪番的，聲勢浩大的全校大會批鬥。

　　壹天，家屬區的人們都嚷嚷開了：學校鍋爐房旁邊的大煙筒下躺著壹個面目模糊，腦漿迸裂的屍體。安處長跳煙筒自殺了！安處長當年投奔解放區之後，已經寫過材料交代自己參加過三青團的歷史，文革中劉青雲壹夥藉自己任職機關部門的臨時總支之便，掌握了他們的檔案材料，軍宣隊壹進校便把材料拋了出來，導致群眾對他們無休止的批鬥。這位安處長壹時想不開尋了短見，而且還采取了這種駭人聽聞的方式，壹時震驚了全校。

　　又有壹天傍晚，人們偷偷地傳著路任津教授兩夫婦突然上吊自盡了！路教授就住在我們對面那座樓的樓下，晚上黑蒙蒙時我們從窗口往下看，壹輛卡車停在他們門口，收屍的人粗暴地把兩個老人的屍體咣鐺兩聲扔到了車上，開走了。我們把這悲慘的壹幕隱隱約約地看在眼裏，心中壹直在發顫。路任津教授是全國著名的學者，壹級教授，和辜立方同屬壹個民主黨派，是該黨的頭面人物之壹。只因全國有個“章羅反黨聯盟”，反右時他倆也被打成莫須有的“路 (任津)－辜(立方) 反黨聯盟”。文化革命狂風暴雨壹來，他立即被揪鬥，形勢變得越來越險惡，他預感到將會無休止地遭受淩辱。加之他有很深的“士可殺不可辱”的觀念，決定了此壹生。據說是他先幫助他的老伴吊死在廁所裏，然後自己才上吊的。

　　住在我們下面的壹個套間裏是解放後從美國回來的壹位姓羅的中年教授。據說反右時他差點兒被劃成右派。文化革命壹來，他系裏的壹些人揪鬥了他，他憂傷憤恨之余，用剃刀片割開頸動脈自殺了。那幾天，他的在外單位工作的年輕美貌的妻子因單位搞運動不讓回家，所以等到系裏來人要揪鬥他時，喊不開門，於是破門而入才發現血流滿地，屍體已經冰涼了。

　　這時候的校園裏，階級鬥爭的火藥味被人為地搞得越來越濃。

　　後來才知道，軍宣隊把壹些“根紅苗正”的年輕幹部、教師、學生指定為各“專案組”的負責人，不但煽動他們打人，而且有些軍宣隊員自己也動手打人。林“副統帥”的“壞人挨打活該論”在我校忠實貫徹執行，後果是悲劇層出不窮，據統計全校有二十幾個人自殺，成了全市之冠，真是搞到全校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我們系裏也開始揪鬥“國民黨特務”柳子璋。此人文化不高，解放前曾到內蒙販運過騾馬，剛解放時為了尋找生活出路，投考了華北革命大學，幾個月後被分配來校任繪圖員。他自己早年向組織上提交的材料裏曾說過，有壹次人家以代辦求職為名叫他填過壹張表，後來才知道和國民黨什麼組織有關聯。本來這種記錄在案的事，只要查證落實便可以了，可是為了大造聲勢，把他拉出來胡亂批鬥壹番，當個序幕罷了。緊接著又是連續開會批鬥“漏網右派分子”老講師余啟路和副教授陶善舟。他們都是在五七年幫助黨整風期間說了牢騷話被公開批判過，但是沒“戴帽”的中右分子。記得當時余啟路說過，他最怕開會時“黨員記小本本”(把別人的發言記下來以後拿出來整人)。

　　約莫過了壹個月，突然接二連三地開全系大會批鬥“頑固走資派”、“翻案黑幹將”洪懷安。“兩王”操縱下的“紅色迫擊炮戰鬥隊”原先泡制的那壹套“打擊壹大片”的黑材料，又被原封不動地拋了出來，作為攻擊洪懷安的炮彈。

　　洪懷安畢竟老練狡黠，在臺上伺機而辯。當王之淵站起來大聲責問他為什麼要搞“資產階級權威中心論”時，洪立即辯駁道：“從來沒有這麼壹說！”，語調中還帶幾分嘲笑。可不是嗎？這壹串詞兒是“兩王”們為了給洪書記安上罪名才生造出來的嘛。會場頓時嘩然，“兩王”氣急敗壞地跳了起來，大聲吼叫漫罵。對洪懷安的幾次批鬥會都因為牽強附會，胡亂上綱上線，無法以理服人而開得不倫不類，草草收場。

　　原“怒濤”戰鬥隊早已被誣指為保走資派、為牛鬼蛇神翻案、捂階級鬥爭蓋子、破壞系“鬥、批、改”的壹夥人，現在還蒙上又壹壞名—“破壞全系教師大聯合”。

　　事情是軍宣隊正式進校的頭年春天，那時全國所謂“三支兩軍”（所謂支持革命派、左派、廣大群眾和軍管、軍訓）剛剛開始，新市委向各高校派去解放軍軍訓團搞軍訓。他們試圖用軍訓，也就是灌註紀律性的方法把分裂的師生捏合在壹起，以實現所謂“大聯合”，以便在他們統壹領導下搞“鬥、批、改”。這種設想由於不切實際而終致流產。

　　至於系裏教師中兩個情緒對立的戰鬥隊，即原來的“紅心”和“怒濤”，也曾在軍訓團的軟硬兼施下，坐在壹起，學習討論聯合問題。當時正是“兩王”咄咄逼人、氣焰熏天的時候，這種“聯合”無異於硬是把貓放到狗籠子裏去。“怒濤”的隊長是女助教童玉璇，她參過軍，在部隊衛生連裏當了幾年護士，後來復員上大學，畢業後留校。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入不了黨。她作風樸實正派，老成持重，只是自視很高，儼然以“黨外布爾塞維克”自居，而且常常流露出對黨內壹些不良思想作風的不滿。由於她年青，政治上無甚把柄，所以“兩王”們既視她為異己又壹時拿她沒辦法。她深知“搖羽毛扇的”王大桁老謀深算、心懷叵測，加上和她聯系密切的學生們的告誡，她於是設法巧妙地在談判中抵制了這場生拉硬拽的所謂“聯合”。後來軍訓團壹離校此事也暫告吹了。

　　如今，正式的軍宣隊長期進駐學校並掌握了實權，傾向性又十分明顯，使得原“怒濤”在改變了的形勢下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不過這時軍宣隊只采取點到即止，引而不發的策略，因為那時打擊的時機還未充分成熟：除了少數受“血統論”毒害很深的學生之外，多數學生那時同情支持的是原“怒濤”，認為是壹群受欺壓淩辱、頗有正義感的教師，而對“兩王”們則懷有相當的反感。

　　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激化矛盾。那些信奉所謂鬥爭哲學的人們本來就認為，只有鬥爭才是絕對的，而團結只是相對、暫時的。既然如此，所謂“大聯合”，說穿了只是為了將來好壓倒和吃掉對方的壹步棋子。

　　為便於管教和制服我們這些“滿腹經綸”的大學教師，工、軍宣隊采用了讓我們“下連隊”的部隊式化解法，把大家打散下放到各個學生班中去。這就等於把原“怒濤”的人員拆散，加以孤立，以便各個擊破。他們指派工人和解放軍各壹人到班裏去指導政治學習和管制壹切行動，先把學生調教好，逐漸取得控制權，最後取得絕對領導權，實現“戰略布署”。

　　我被下放到“S2班”去。另外先後還有兩個教工，壹個是柳子璋，那個被當做“國民黨特務”批鬥的老繪圖員和從Ｚ縣分校調回來的“特務嫌疑分子”魯之皓副教授。魯先生壹九四八年去了臺灣，北平解放後而返回大陸，進入原解放區某大學當助教，幾所大學合並後當過我的老師。文化革命壹來便以“特嫌”之名被隔離審查。

　　同學們壹開始還把我視為革命教師，和他們平等地參加學習和運動，學生們和我有說有笑，無甚顧忌。但是不久之後，我的地位和處境逐漸起了變化。

　　壹九六八年秋天，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系裏動員大會開過後壹周，S2班的幾個學生突然被派來我家收繳信件、日記、照片和筆記本等物。他們過去是我的學生，我下到班裏之後與他們壹起開會學習，只是近來覺得他們的態度變得有些異樣，他們雖然壹進家門就很不自然地板起臉孔，但態度還算緩和。

　　幾天後，突然以S2班的名義對我發出了“通令”，要我搬到學生宿舍裏去和學生們壹起住宿。駐班工、軍宣隊找我個別談話，說讓我住到學生宿舍裏，是要給我壹個安靜的環境好寫“歷次運動中的反動言論”的交代材料。又過幾天，全系召開對我的“揭發批判大會”，對我進行“批判幫助”。這壹系列“節目”被策劃安排得如同迅雷烈風，卻又那麼有板有眼，好像把我這個對手看成巨奸大滑，不可掉以輕心似的。大會讓系革委會副主席，學生馬英青主持，軍宣隊何龍生隊長在馬的壹旁坐鎮。

　　大會宣布“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對我實行隔離審查，要我當場交代三個問題：五七年的“右派言論”和大躍進期間的“反對三面紅旗言論”以及當年“回國的動機”。說實在，我記憶中的十多年前的所謂“右派言論”多數已經比較模糊，這是因為當時不過是說了壹些牢騷話，有些話也是附和別人家說的。不過大躍進期間的言論我倒是記得十分清楚，那是因為自己經過了相當壹段時間的思考後，在學習會上表達成語言的東西；至於追查所謂回國動機，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暴露出這場隔離審查的虛張聲勢。

　　在會場上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程訓華突然從人群之中站了出來，尖聲吼道：“妳必須老實交代妳反康生同誌的罪行！”。哪來的什麼“反康生”？壹時真把我唬懵了，無言以對。她接著揭發說：“康生同誌五八年來我校指示搞高產，妳在教研室會上說什麼，圍繞高產樣板田搞教學太狹窄。妳這不是反康生嗎？！”。原來是這麼回事：當年康生來校視察時說：“人家農民放萬斤高產衛星，妳們教授卻不行。以後規定壹千斤只能當五級教授，二千斤四級，三千斤三級，四千斤二級，五千斤以上才能當壹級教授”並批評說，“妳校定的培養所謂‘千斤能手’學生的指標太低了。妳們大學的招牌將來往哪裏掛？學生得搞出畝產三千斤才能畢業”。所以過後教研室會上金士昂提出，今後的教學大綱應圍繞高產田來編寫。我這人的毛病就是太愛較真，我說是不是還需要有專門章節給學生講些原理，否則內容狹窄了些。可能事後金士昂把情況向當年主管教學的程副書記做了匯報。這位書記居然在十年之後把它翻了出來打我壹炮。這是她在“小本本”裏貯存了十年的“炮彈”！

　　當程訓華迫不及待地站起來轟我，企圖落井下石的那壹陣子，她當然還不能預見到她的那位敬愛的“康生同誌”後來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的戲劇性覆滅，從顯赫壹時變得遺臭萬年，遭人唾罵。倘若她真的能預見得到這壹點，她決不會傻呼呼、匆匆忙地放這壹炮來使我成了英雄好漢？其實，我哪有那個高水平呢？把我同大名鼎鼎的“康生同誌”連接在壹起，豈不是太高擡我了。日後當我壹想起此事時就覺得十分滑稽可笑。我不相信她自己在大躍進的十年之後，還會再迷信什麼畝產萬斤“高產衛星”的中國式神話，這只能說明她對我欲加之罪而不善擇辭罷了。她對我個人屢屢發起的“批判”和攻訐，從“反馬克思主義”到“反康生”等等，不壹而足，有哪壹次不是被後來的歷史充分證明她的錯誤和我的正確呢？

　　當年各系各部門也都存在著像程壹類人。他們盡管受過高等教育，但壹無追求真理之心，二無與他人共同探討和相互切磋的平等態度，總是居高臨下，對人虎視耽耽，盤算著隨時揮舞棍棒，為達整人目的而不惜信口雌黃，強辭奪理。

　　在這個社會生活了幾十年的人們，無不曉得許多軍事策略都被搬用到政治運動中去了。比如，分化瓦解、孤立少數、攻打薄弱環節、各個擊破等等。為使原“怒濤”在廣大的學生中喪失威信，我就是他們選中的孤立打擊的少數和突破口。這是因為在原“怒濤”裏，我的資歷年齡最高，經歷的政治運動也最多，又是歸國華僑和資產階級家庭出身，所以可抓的“辮子”自然也就最多。

　　經過幾個月的內查外調，除了賈壹鳴壹五壹十地向他們揭發了我五七年說的所謂“右派言論”之外，他們沒有得到什麼新的、有價值的東西。當年，賈壹鳴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認為他自己倒了大黴而我卻免受災禍，於是把大部分嫉恨發泄到我的身上，難怪他能把我在學習會上的片言只語牢牢記了十來年。工軍宣隊派人到Ｙ縣找到他外調我五七年的問題時，他居然毫不猶豫地趁機給了我“壹擊”。駐班軍宣隊員把材料當面向我拋了出來，目的是想給我壹個警告：“瞧罷！我們可掌握妳的材料！”，企圖藉以打開壹個缺口，好叫我像“竹筒倒豆子”壹樣地徹底交代“全部罪行”。我回應軍宣隊說，賈寫的材料符合我慣用的口氣。賈“幫助”我回憶起早已淡忘了十來年的只言片語。

　　文化革命過去之後，各地的老同學先後告訴我，我校的工、軍宣隊曾經千裏迢迢地找到他(她)們的單位，要他(她)們揭發我在國外的“問題”。但他們得到的卻是壹堆正面材料。難怪有壹天，駐班解放軍突如其來地，當著全班師生的面指著我說：“妳以為我們不了解妳的過去嗎？妳回國以前是進步的，但回國後思想越來越反動了”。荒謬絕倫的邏輯！當然，如果按照程訓華、王大桁這些人的標準，既反馬克思，又反康生，我還不夠“反動”嗎？不過這當時已經足以使我意識到，他們根本沒能搞到什麼新鮮的、聳人聽聞的、天方夜譚式的東西。

　　由於發布了“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校系裏面經過揭批了壹段時間的壹些對象，多數經過壹番在大會上的自我檢查、自我批評的“再教育”之後，都宣布落實政策“給出路”，下放到群眾中去。在那種情況下，誰也不願充“好漢”，無端地找眼前虧吃，我自然也不想當例外。只是這不等於今後就壹切平安無事。按經典的說法是，階級鬥爭是“時起時伏”、“時緊時松”的。其實導致風雲萬變的真正根源是高層鬥爭和鬥爭的變化莫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