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再次落難

　　時光剛剛進入七十年代。

　　回想過去的二十年裏，我們這所大學由於靠近中央而“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政治鬥爭和階級鬥爭中，壹直處在風口浪尖之上。在同系統的高校中，只要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有什麼改變，我校便是新方針政策的第壹個試驗品。這回可是“中央”下令舉校遷往數千裏外的陜北。這可謂古今曠見的壹所大學校的大遷徙。

　　中國的政治從來就極不透明，文革時期更是風雲變幻、撲朔迷離。聽說此事也和中央高層鬥爭有牽連，是“四人幫”對著周恩來使的壹個壞招。據傳在大躍 進年代，東北的長春市近郊壹所農學院，城市的擴展把該校包圍在城市裏面，無法進壹步擴展，於是市領導打報告請示中央，要求批準該校遷往郊區。毛當時頗有感慨地說了這麼壹句話：“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統統搬到農村去！”。問題就出在對“統統”和“農村”兩個詞兒該怎麼理解。後來有人諷刺地說，只要馬路修到哪裏，那裏就得“見鬼”。在這個常常依靠口號 (尤其是當口號來自最高領導人的“簡略語”時) 領導壹切的國度裏，什麼怪事不會發生呢？若說我們這個大學倒楣，大概常常就倒在這上頭。我國壹大批重點院校都歸各部委管轄， 而各部委是國務院屬下的職能機構，違背“最高指示”的事，身為總理的周恩來能脫得了幹系嗎？可見，其中大有奧妙，這次遷校非同小可。

　　部裏先是派了個“調查組”去考察位於陜北某地的新校址。調查組中有我校壹位原副校長史旦勝。來校前他是北方H省省委書記，大高個子，長得肥頭胖耳，樣子顯得老實敦厚。大躍進時他犯了冒進，害得省裏死了許多人，所以被調來中央黨校學習了幾個月。然後安插來我校當個副校長兼第二副書記。據說在 H省時他曾用“浮誇的數字”欺騙過毛主席。難怪文革開始不久，群眾追查原校黨委整 群眾的黑材料時，為了轟逼他交代事件真情，在黨委樓前張貼出了壹條令人吃驚的，極富幽默色彩的特大標語：“史旦勝！看妳樣子老實，妳膽敢欺騙毛主席！”。

　　真是無獨有偶，六十年代初“大躍進年代”比史旦勝早些時調來我校接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薛冰，出任校長兼黨委書記的沈遠孟，也是壹位“犯錯誤”的省委書記。大躍進中他搞的極“左”冒進，使南方 G省餓死了上百萬人，而且發生人吃人的人間慘劇。他上任半年便“創造性”地提出了“教學六字方針”－“做、聽、讀、議、總、寫”，即：1、師生壹起下去勞動；2、聽貧下中農講課；3、讀點書；4、師生開會討論批判資產階級就教材；5、師生開會總結；6、師生壹起寫出無產階級的新教材。他把當年帶兵打仗的那壹套用來統領指揮整個大學校，顯示了“雄才大略”。可是相當“出位”的是，這位壹校之尊平時渾身飄逸著香水氣，而且還幹了壹些風流韻事，那嗆罄蔥Ｄ誥∪私災�的事实。据肃圎�?受害者中有行政某處的壹位體形豐滿、頗有性感的女職員和校醫室派到家裏給他打針的壹位頗有姿色的護士。大概因為這些醜聞，他在校呆不到三年就被調到某部當部長去了。

　　而我們這位肥胖而俗氣的史旦勝副校長的資歷和“氣質”，顯然要比那位風 流校長遜得多。史旦勝畢竟個“老實人”，沒幹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所以壹直還能呆到文革中，才被群眾沖擊到壹邊“靠邊站”去了。軍宣隊大概是因為查不出他有什麼“歷史問題”和“罪行”，卻又擺不出他在文革中有過什麼“功績”吧，所以夠不上讓他當個“結合幹部”，只好稀裏糊塗給他安上了壹個“使用幹部”的名義。這也算是初步落實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

　　調查組到了延安附近的Ｇ縣，還到了離縣城六十來裏路的“清水溝”林場。兩個多星期後調查完畢，回校和師生見面。

　　在全校“遷往革命聖地延安動員大會”上，軍宣隊長王占先特意讓史旦勝介 紹當地的情況。因為史是原來的副校長，又沒有什麼民憤，比他這位軍人容易博取教職工的信任。王占先隊長這壹著棋確實來得“高”。史旦勝說，那裏自然風景太美啦，有山有水，土壤肥沃，可以種植水稻、大麥、果樹、蔬菜等，山裏木頭遍地皆是，用不完燒不盡。當地物價又極其便宜，估計壹個人每月生活費只需五元錢就足夠了。總而言之，在那裏生活真是太好了。他又說，為了貫徹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那是壹個再理想不過的地方。他在操場臨時搭的大會講臺上，用他那濃重的中原口音，說得眉飛色舞、唾沫橫飛，把教職工們被哄得 有點神往，不過仍是信疑參半。這畢竟是壹件涉及每個人切身極大利害的事情啊！在這個關鍵時刻，誰若有自由抉擇的權利的話，決不會輕信和草率。接著，史旦勝有意地，也可能是被迫地完全隱瞞了以下的可怕事實：當地是個嚴重的克山病區，在成立縣屬林場之前原來是壹個省屬的勞改農場。由於強制勞動十分繁重，加上飲食條件惡劣，絕大多數勞改犯都得了克山病，陸續死亡，最後是滿滿壹條山坳盡是勞改犯們的墳墓。據說許多犯人的死亡使得壹些重要的案件都斷了線，這才迫使勞改場遷往別的地點。

　　史旦勝講完，魁梧的王占先隊長才上臺發表了壹篇“輝煌的”演說，先是強調這次遷校的“偉大歷史意義”。他說，如果我們這個舊大學繼續留在原地不動，只能是修正主義壹條道走到黑，最終勢必遭到黨和人民的唾棄。所以凡是要革命的教職員工都必須立即下定決心，斬斷自己腦袋裏的修根，勇猛地奔赴革命聖地，進行脫胎換骨的世界觀改造；同時，徹底破除文革前十七年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教育黑線，繼承和發揚延安的老革命傳統，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方針，艱苦奮鬥，鬥私批修，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革命教育路線，給全世界人民做出最最光輝的榜樣。只有這樣，對自己也才有個光明的出路。他最後發出警告：少數階級敵人，他們是壹定要加以反對、搗亂、破壞的，我們必須時刻警惕，隨時給他們以無情的打擊。

　　他們倆，壹個唱紅臉，壹個唱白臉。群眾成了“阿鬥”。

　　等到後來大家真的到了清水溝，才開始意識到上了史旦勝的大當。氣憤之余，大家給史旦勝起了壹個最難聽的名字：“屎蛋”。其實史旦勝從來都不老實。縱觀其表現，史旦勝是壹個典型的，庸碌無為、明哲保身的幹部。史旦勝自己後來也並沒有和廣大教職工壹道，到革命聖地去貫徹執行革命的教育路線，也沒有去那裏享受優美的山水風景和大自然的壹切恩賜。過不了多久他便神不知鬼不覺地調離了學校。人們說，他討好了軍宣隊，軍宣隊照顧了他，而他只用了“五元錢”就把大家給出賣了。和在大躍進時期對待家鄉的父老兄弟壹樣，他不惜再次犧牲全校教職工的健康和性命去保全自己。大家尊稱他校長和書記已有十來年了，而他對我們這些教職工卻毫無感情。

　　自從五月間我們從Ｗ縣撤回到了Ｚ縣分校之後，壹方面參加生產勞動，壹方面等待搬遷。男女分開住在壹分場的集體宿舍裏，插了整整壹個月的稻秧。之後，我被調到 H系的“搬遷組”去，回校部系裏包裝家俱和儀器設備，組長是梁瑜。 壹起幹的還有老副教授哈奎曾等五、六個人。因為我善於動腦筋想辦法，又不偷懶，和大夥兒壹起使包裝工作順利和快速進展，而且質量很好，後來聽說運到目的地時，捆綁家俱的粗草繩基本上沒有松開，所以梁瑜總算沒給我找什麼茬。

　　這期間若樺卻只能自個兒回到分校農場三分場的“家”裏去，平日參加田間勞動。三分場全體教職工屬於 H系連隊，程訓華被指任連隊黨支部書記，那段時間黨支部壓倒壹切的任務是做好思想工作，保證全體教職工服從安排，順利遷往陜北。

　　八月間，公布了“先遣隊”的赴陜名單，若樺被列入其中。若樺趕忙請假來 校部找我商量，首先壹個大問題是雪梅這個孩子怎麼辦？是壹起去？還是把她留下托給北京親戚照看？再說，也不該把壹家人的首都戶口全都給丟了。商量結果，我們之間逐漸取得了共識：我們這個家已經只剩下四分之三在壹起了，要活就得大家活在壹起，再也不能分開了。何況在文革時期，不管哪家都不可能保險永遠不發生變動和遭遇不測風雲，把雪梅托給哪壹家親戚都不是壹個好辦法。

　　當後來到達陜北之後，才明白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們這樣癡心笨腦。譬如，系黨總支副書記敘越和薛媛兩夫婦那壹家子，就沒有把他們的獨生女兒玲玲帶到陜北去。他們把她交給上海的外婆撫養去了。不過，由於我們采取了“壹鍋端”的做法，畢竟也少為我們惹來是是非非。軍宣隊正在瞪著大眼瞅著我們這壹家子，沒茬都還想找茬呢，我們哪能和別人相比呢？

　　赴陜前大約半個來月，出乎我的意料，系裏軍宣隊的趙副隊長，居然貌似“關懷”卻是明顯挑釁地詢問我們在銀行裏有多少儲蓄存款，還說“要不要讓組織上幫助我處理，轉到陜北Ｇ縣去”。我想，肯定又是那些家夥在這些軍人耳朵裏灌進去壹些壞水：歸國華僑都是資產階級，壹定有大把的錢！趙副隊長是不是故意地來摸我們的虛實？我至今想起來仍覺納悶。不過當時我當機立斷地給他壹個 冷冷的回答：“謝謝組織上的關心，像這樣的小事就不必麻煩組織了，我自己處理吧”。

　　申知韻也在名單裏頭。下放分校三分場時，他壹個人帶著行李去的。他太太藍碧玉早已離開他去了南方，到她的親妹妹家裏去住了。因為藍碧玉體形肥胖，六十年代中期便開始患心臟病，曾經病休過壹段時間。因為不時發病，老伴在家時還有個人照看。文革壹來，申教授不是被隔離審查，就是下放勞動，剩她壹人在家萬壹發起病來怎麼辦？

　　藍碧玉原是系裏的壹位教師。因為她在美國念書時和申知韻結的婚，還在那 裏生了第壹個兒子，所以沒有等獲得碩士學位，就跟著申教授回國了，因此她當不上副教授，定職時只能定為級別含糊的“教師”職位。文革中，“兩王”當臨時總支時，開過全系批鬥大會，批判“資產階級專無產階級的政”。雖然重點不是對著她，卻讓她作為反面典型人物之壹也站到了臺上。那些人大罵她是“資產階級太太”、“抹口紅”、“寄生蟲”……，並勒令她從此不得再領取工資，然後連轟帶攆地，把她趕出了會場，使她受到了壹生中從未受過的極大羞辱。藍碧玉不能也不願意再呆下去了，既然被“免了公職”，幹脆投靠妹妹去，從此申知 韻變得孤苦伶仃。後來林彪的“第壹號命令”下達，申教授只身來三分場安家，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收拾行李，準備搬遷。但是申教授壹個人不容易捆好行李，若樺抽空去他家幫他把東西捆好。

　　駱光華和林素蘭自從於五十年代壹起留蘇回國後結婚成家，現在已經有壹個規模不小的家庭了。他們有兩個孩子，壹男壹女，都不過六、七歲。素蘭還懷著壹個，三、四個月了。更麻煩的還是素蘭的老母親，八十來歲，身體衰弱，耳朵也半聾了。老太太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原來的家壹直住在皇城根附近的壹座極其普通的四合院裏，壹輩子也沒離開過。駱光華兩夫婦和外孫們陪著老太太過日子，他們倆平時天天乘公共汽車從老遠到城外來上班，早出晚歸甚是辛苦。這回赴陜只好連老太太“壹鍋端”，否則誰來照顧老人？這意味著老太太必須和那個老四合院訣別，她壹想起來就心如刀割，而且又這把大年紀了，還要到遙遠的天邊去遭罪，將來她這把老骨頭只好埋在荒山野嶺，越往那兒想越發覺得淒涼。但為了現實問題而更加犯愁的，畢竟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這壹對剛過而力之年的夫婦。

　　駱光華對祖國滿懷熱情和理想，且富正義感，為人爽直，敢說敢言，因而時不時也會得罪壹些人，文革中又參加了“怒濤”，更遭某些人的憎厭。駱雖然文 革也挨了整，被當做“蘇修特嫌”隔離審查了幾個月。“批清運動”中他也挨了批。由於天生有些憨氣，在遭人使壞時，他還自以為只要心中坦然便可以泰然處之，事過境遷常有點好了傷疤忘了疼，不定什麼時候又落入人家設好的圈套。就說這次赴陜罷，盡管自己壹家困難重重卻還是積極響應號召。“先遣隊”名單裏當然少不他的名字。林素蘭也是個老實人，但比駱光華穩重得多，她對自己的愛人那種天真憨氣和遇事易於表露激情而頗有微言，她對我們說過：“我們這個老駱啊！就是動不動愛聲淚俱下！”。

　　印刷廠工人小王夫婦也下放在三分隊，他們結婚沒兩年，便生下了壹對雙胞胎，還不滿三個月，他們這壹家子也列入了“先遣隊”名單。小王向程訓華請求讓愛人暫留分校照顧小孩，等到孩子過周歲再去。程訓華對他厲聲批評：“這是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頭等大事，妳是工人階級，就更應該帶頭，有困難自己設法克服嘛！”。程還布置若樺和壹位政治課教員盧梅茵壹起去小王家裏做說服動員工作。這可苦了她倆，但也只好硬著頭皮去勸說壹番。小王壹家人抱頭痛哭不已，終於扼不過程訓華，還得服從命令。壹家子乘火車到了陜西銅川，正等待轉乘卡車北上時，兩個孩子突然都發起高燒，校駐當地領導批準母子仨折返 Z縣分校。

　　前幾年，我因事回母校，在校門口偶遇小王，難免談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小王壹張口就說起被迫去陜北的舊事：“後來我的愛人和孩子仨半路折回去了，我壹個人繼續隨隊北上。到溝裏報到後被安排在校辦上班，心中壹直惦掛著兩個病兒。妳想幾千裏路，到了銅川，火車也沒了，得要再轉卡車，敞棚的，在塬上跑好幾百裏路，壹車人像搖煤球似的，又險又累。兩個孩子到銅川就發了高燒，隨行的校醫張大夫真著急。後來學校駐銅川辦事處堅決讓我的愛人她仨折了回去，要不然兩個孩子還能活下來嗎？”

　　小王接著說：“嘿！過了壹年，壹天下午，我突然在溝裏校辦公室見到程訓華。她是從北京剛來到溝裏來的。我還以為她也跟著來溝裏‘幹革命’呢。原來她是辦離校手續來的，因為校本部已經轉移進溝，大印在那兒嘛！聽說軍宣隊已經同意她調走，到科學院去她丈夫，叫屠...什麼的...那裏去了”。

　　接下去他又說：“我不客氣地問她，當初妳不是死乞白賴動員別人到這兒來，那妳自己為什麼不也來呢？妳說妳的愛人在科學院，為什麼他不調來我校，而是妳要調到他那兒。真是好事全都給妳撈著了。妳們兩口子不是也可以壹起來這裏 落戶幹革命嗎？‘哪裏越艱苦，那裏就越革命’嘛，這不是妳在三分場時常說的嗎？妳敢情好，回去住洋樓，冬天烤暖氣，而且還得不了克山病。我們這些人都活該死在這兒？程訓華臉上壹陣紅，壹陣白，支支吾吾，說什麼，我....不是知道有克山病才想走，我早就提出過，是系軍宣隊老李到北京去時才答應的”。

　　小王接著說：“這件事後來我才聽說，當地軍區派去妳們系當軍宣隊的，不就是外號叫李麻子的那個人嗎。說是李麻子來北京‘動員’ H系留守人員到溝裏去，在京住了半個多月，壹切由留守的程訓華照顧。麻子想要買縫紉機，程訓華給了他幾十張工業券，他高興死了，所以程訓華也很快就調走了”。

　　其實這筆交易我在溝裏的後期早有所聞，只是沒有小王描繪的那麼生動罷了，聞者只是淡淡壹笑，心照不宣。

　　當年赴陜進溝是在夏收結束之後。學校宣布第壹批赴陜的日期是九月五日。到了那天，學校校部召開了盛大的誓師大會，主席臺上方壹幅紅底黃字的會標，上面寫著：“Ｂ大學遷往革命聖地動員大會”。臺下鑼鼓喧天，還給每個“先遣隊”教職工發了壹套“紅寶書”。會後，我目送著若樺和雪梅上了大篷車，她們倆就那樣壹起走了，奔向數千裏外的壹塊遙遠陌生的土地。我壹個人卻留了下來，仍然在搬遷組裏加緊捆綁包裝設備和家俱，要壹個月以後才能押運公家物件赴陜。

　　這是我們這個暫時缺了四分之壹成員的“家”再次落難的壹個新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