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治坡闹剧

　　大家一直想目睹一下新来的“核心组第一把手”章纬丞的“风采”。十一月初，全校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建设新大学动员大会”。全体教职工被召集到校部开大会用，新搭的讲台下，坐成了黑压压的一大片。许多人都带着自己进沟后亲手制作的第一件手工艺品--木头“马扎”(用绳子编织凳面的折叠式小板凳)，大家都在互相欣赏和加以评议，等待着章第一把手的出现。

　　章纬丞，燕京大学新闻系早年学生，地下党员，后来进入了解放区。解放后曾经当过部属J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那时他已经为革命做出了他生平极为不平凡的一“大贡献”：他是大跃进年代针对大学教师的“拔白旗”整治运动的创始人。这套“经验”后经部里推广到了全国。可见，他早就是个整肃知识分子的老手。后来沟里传闻着新近足以证明他的德行的事件。迁校之后，有一次他出差路过Ｌ县。恰好那里安置了我校好几家教师落户蹲点，其中就有Ａ系的知名一级老教授蔡修越。章纬丞到蔡修越的住处去察看，蔡老见到校领导亲自登门拜访赶忙招待。此时快到中午，尽管那时食品来源极其困难，蔡老的老伴还是尽量准备了面食和炒了几个鸡蛋，热情地请这位领导用餐。没想到章纬丞竟拍案愤怒而走。他后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点名蔡老，说他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份子”，曾经企图以好吃好喝来拉拢腐蚀他这位无产阶级领导干部，要大家对“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高警惕。这时我才顿觉，我们系金士昂对待他的老师申知韵的种种言行，与此相比也就很不足为奇了。

　　此时在群众的巴望下，章纬丞到了会场，蹬上了讲台。看样子不到六十岁，微胖的中等身材，身着灰色制服，头戴园顶干部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倒是一派知识分子模样。他今天做报告的题目叫做“学哲学、学大寨，建设无产阶级新型大学”。他站在台上，对着话筒，操着江南口音，尖声尖气地宣布：他受无产阶级司令部之重托来领导本校，负有改造这所资产阶级旧大学的重任。他说，我校迁来革命圣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对我校全体教职工的最大关怀、最大鞭策；他号召全体教职工学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毛泽东思想，学透毛主席关于“在城里见鬼”的英明指示，学好“老三篇”，尤其要学好《愚公移山》这本光辉著作，同时学习大寨精神，落实到建沟建校的行动中去，争取明年生产“一百万斤粮食”。为了种植水稻，把清水沟建设成陕北江南，就必须打深井；他说，有人说这里地下水太深很难打井，我们就是必须把地球打穿也得把水打出来！他接着又说道，这里的条件是艰苦些，但是越是艰苦就越是革命，无产阶级新型大学只有在最艰苦的环境下才能建成，希望大家学习和发扬延安时期的光荣革命传统，把这个学校彻底改造成为一所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的新型革命大学，给全世界做出光辉榜样！

　　他进一步眉飞色舞地描绘将来这所无产阶级大学的图景：“我们很快就要招收一批新的大学生。我们是延安式的革命劳动大学，学生都必须来自工农兵。他们将来入学时每人发给一把铁锨、一顶草帽、一条毛巾。暂时没宿舍怎么办？让他们自己挖窑洞嘛！每人先挖出一个小洞，能坐进去就先坐进去念书写字，以后继续再挖大一点可以躺进去睡觉...我们就是要办成一所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真正延安式的窑—洞—式—大—学！”

　　听了这一派狂言乱语，我真怀疑当年的他是不是一个大学生呢。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下，一封信起码要走一个星期才到达的地方，如何与外界交流呢？大家除了在这里“与天斗，与地斗”，整天“修理地球”(文革中群众对务农的谑言)，还“与人斗”，成天互相斗来斗去之外，还能搞什么科学呢？再说，提出生产一百万斤粮食，就算宽打满算，一亩地产一千斤，也得先有一千亩地。沟里哪来的一千亩粮食地？这位章纬丞又在做“大跃进”年代的“卫星梦”了。反正章纬丞把牛皮吹破也不花一分本钱。他没想到他后来得了一个雅号--“章百万”！

　　说到这里，他突然把话锋一转接着说，有些人散布什么这里是克山病区！不是说这里一点地方病也没有，但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故意夸大渲染，耸人听闻，散布刘少奇的“活命哲学”继续毒害群众，涣散军心，必须提高警惕！贫下中农在这里生活了多少世代，这里原来是个农场，旁边还有个林场，那么多工人都能过，就是你们知识分子不能过？你们的生命就那么宝贵？这不正好说明你们需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吗？

　　章纬丞最后说，我国的一面红旗—“大寨”有一个响亮无比的口号，叫做“先治坡，后治窝”。它体现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豪迈革命精神。我们目前面临着过冬问题，上山打柴和修窑洞都是必要的，但是这都是属於搞好生活，属於“治窝”。校核心组研究后提出了“边治窝、边治坡”的口号，要求大家生活不忘生产。他宣布分别交给各系的任务，其中交给了H系两项任务，一项是把校部办公区后面的第一号山坡地全都修上梯田、种上果树，另一项任务是把校办前面的河滩地开发成菜园。

　　散会后大家饥肠辘辘地往回走，没有多少振奋和热情。但也有少数人，比如王大桁、刘青云者流，这些人显出异常兴高采烈。其实他们并非为章纬丞的报告所鼓舞，而是另有所思。这儿远离首都，与世隔绝，他们的优势地位更加巩固。那时绝大多数人的心绪集中在如何适应新的环境之上，谁也来不及想和预感到往下还有更加猛烈的“阶级斗争”的黑风恶浪。可是他们这伙人的心中早已十分有数，并且正暗地里紧锣密鼓地策划着。

　　虽然快到立冬，那几天天气却突然变得和煦如秋，朝阳的坡地的土壤只结冻了一层薄皮，种树还不算太晚。苗木已经运到，有梨苗、苹果苗、桃苗，都假植在背阴的地方。

　　那天一早，系军宣队李银柱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他身穿一套绿色军装，脚踩一双高腰军用越野橡胶鞋，空着手大踏步地往前走。Ｈ系的男女教工肩扛铁锹或陕北特有的三角镐头，尾随其后走向一号山坡地。女教工的步子小跟不上，只好小跑。

　　“我们今天开始紫婆(治坡)！这是蚁唱(一场)生产战斗！也是蚁唱(一场)批判资产丐挤(阶级)、修正巨蚁(主义)的战斗！”李银柱站在坡顶上朝着下面一群男女教工们大声地演说，满口川北话，眉飞色舞：“咱们喜(系)有个烙角兽(老教授)，我今天先不点他的名字...听雪(说)他以前讲课时雪(说)过，十五斗(度)以上的山坡地只能种林木不能栽果木树。这些资产丐挤角兽(资产阶级教授)他们以前柳痒(留洋)，只会背痒笨笨(洋本本)。他们只迷信痒忍(洋人)，不相信劳动人民能够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们给民(革命)教师就要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脚到(教导)，用自己的行动来批判他的毛轮(谬论)。我们有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巫起(武器)，就天不怕地也不怕，当然更不怕那些反动权威。过去他们吃工农兵生产的两屎(粮食)，可是还骑在我们工农兵的头上拉屎拉尿，还在课堂上乱放毒来毒害学生，毒害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弟。我们今天就是要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巫起(武器)来把他批倒批臭！”接着他又说，“这个山坡你们说豆补豆(陡不陡)？我不会雪(说)多少抖畜(度数)，反正你们有些人爬上来串(喘)大气。但是我们就是偏要让资产丐挤角兽(资产阶级教授)看看，能不能搞梯田，种果木树！”。

　　山坡很陡，大约有四十五度。李银柱不点名批判的教授指的是谁呢？谁都明白是申知韵。行内人都知道，陡坡上修梯田种果树，不仅投资大、管理不便，而且不能像栽种林木那样真正起到蓄水保土的作用。奇怪的是谁告诉这位大兵，申教授讲课讲过啥？显然有一帮子人背地里给李银柱出谋献计，故意安排这场“大批判”。这种胡批乱砍也只能借这位大兵的口说出来才合适。他们竟把这位大兵推出来现眼出丑。

　　不用说，在坡陡上只能把梯田面修得很窄，把梯壁修得很高，挖个坑随便把树苗栽进去就完了。果树苗和林木苗都是一根杆子和一团根，外表上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插一根棍子不也一样吗？至于以后好不好进行施肥管理，树活得怎么样，就别去管它了。李银柱根本不知道我们这些教师干农活都是久经锻炼的，这点子活儿算得了什么屁呢？不到三、四天功夫已经完成了任务，转回去东山头的半山坡上修梯田。那个坡比较缓，黄土层深不见底，当然可以修宽面梯田了，还准备搭上几行葡萄架，美化美化环境。但是干活前李银柱又来指挥一番。他指示大家从坡下往坡上修。但是修第二道梯田时，土坷垃咕碌咕碌直往下掉，人们不得不倒回去清理第一层梯田。这下可惹烦了大家伙儿。

　　“他妈的，出这种馊主意！”张英榜的“老干部脾气”突然冒了出来。他忘了自己还身处逆境，他的“变节”历史问题被“挂”了好几年至今还没有能够解脱。他原是校党委的组织部副部长，是当年王国兰接替沈远孟来校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时从国务院带来的下属：文革前是典型的党干，蛮有架子和派头，说起话来总爱拉长腔。文革一来他也跟着王国兰倒了霉。据说抗战时他是某部队里的政工人员，一次迁移时被敌人缴了械，后来不知道怎的又没事了，详情一般人不甚了了。据说延安整风时自己做了交代而且有了结论，可是文革里又被翻出来老账新算。很明显，那些要打倒王国兰的人希望给王国兰安一个“招降纳叛”的帽子。

　　来陕后，校专案组把他连人带专案下放到Ｈ系来，由阎久胜担任专案组组长。阎时不时找他来审问，要他彻底交代“罪行”。张英榜终日闷闷不乐，不苟言笑。平时谁也不主动和他说话，不想和他有什么牵扯，把他当做不存在似的。俗话说“本性难移”，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又故态复萌。

　　正巧，张英榜的牢骚话引发了另一个人的共鸣。此人就是老副教授哈奎曾。他跟着搭腔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修梯田的！”。这却是一句专家学者的派头语言。哈奎曾虽是维族血统，他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北京，已经说不清多少代了，所以他被赋予了北京人特有的语言上的幽默，是道道地地老北京。他平日语言不多，但有时说起话来也够俏皮挖苦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两个人的一唱一和被“红哨兵”朱秀嫦听见了，收工后汇报给了组长阎久胜。阎一听马上拉长着脸说：“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红哨兵”制度早由几年前的军宣队带来和确立，具体作法是每个学习小组(班)的成员(有问题的人除外)，每两个人每周轮流充当一次所谓“红哨兵”，专门负责发现班里的“好人好事”给以通报表扬，更重要的是抓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坏事”，尤其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轻则批评，重则由班里或系里组织批判。说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实际上是让一部分群众去专另一部分群众的政。朱秀嫦一轮到当红哨兵便觉满面风光，其实是充当了上面安插在群众中的“思想特务”。

　　阎久胜向王大桁作了汇报。王大桁认为他们矛头直指李银柱，等于反对“毛主席派来的军宣队”。何况李银柱其时已有所闻，只碍于自己原来不懂装懂，暴露出自己毫无知识、班门弄斧，落了个丢丑下不来台，想要发作而迟疑不敢妄为。王大桁不愧是“摇羽毛扇的”。他知道李银柱这时正在看着核心组，也就是掌握实权的王大桁持什么态度。如果这时王不出面维护李的“威信”，往后核心组也就很难镇得住Ｈ系里的一股逆反的暗流。唯一办法是采取居高临下以势压服的手法，于是决定明天开全系地头批判会。

　　阎久胜和朱秀嫦漏夜研究和写出了批判稿。

　　第二天上工前，班长阎久胜突然把张英榜和哈奎曾喊来。阎对他们说，他们昨天修梯田时态度不好，发表了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核心组的言论。群众(总是以“群众”的名义)对此非常不满，要求开会对他们两人进行帮助。看来阎久胜已经学会了“领导者的艺术”。当他以领导人的身份讲话时便选择比较缓和的词汇，比如，说“态度不好”不说“态度恶劣”；说“不利于核心组”不说“攻击核心组”；说“进行帮助”不说“进行批判”等等。此时他明白自己面对着的是两个“老家伙”，尤其是那个张英榜，原来曾经是身居高位的校级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张的“案子”原在延安时期已经有过结论，除非找到证据证明中央哪个大人物，而且还必须是现在已经打倒了的刘、邓那一条线上的大人物包庇了他这个坏人，否则“变节分子”的罪名是很难落实的，将来倘若时移势异，翻了烙饼怎么办？没有把握时他不能无所顾忌。

　　批判会在原劳动现场召开，由红哨兵朱秀嫦主持并发言。她的批判发言来势猛烈，用词凶狠刻薄。她把昨天的两句牢骚话拔高到“攻击领导”、“藐视工农兵”、“破坏生产”、“死抱住资产阶级立场不放”...，最后发出警告说：“阶级敌人是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的，他们总是要不断地兴风作浪，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加倍地警惕”...。

　　朱秀嫦批判完后，阎久胜立即站出来又严然以“领导者”身份说：“今天大家对张英榜、哈奎曾两人的帮助很好。希望他们两人虚心接受群众的帮助，回去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言论”，但接下去又说，“我们大家要警惕本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对他们的斗争要长时间进行下去，过些时候你们就会知道，Ｈ系是个复杂的系，庙小妖风大，一点也不假...”。

　　阎的一席话若有所指，也不像是他个人的杜撰，显然来自系核心组。这时大家的脸上带着犹疑但呆滞的表情，似乎在细心地品味着他末了的半句话......。

　　阎久胜也是六十年代中期毕业留系的党员学生，东北人，瘦高个子，长脸庞，长脖子，翘嘴唇，能说会道，学生时是个班干部。叙越、他和我曾一度组成了一个教学小组，由叙越担任组长，而他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团支部工作，我则主要管教学。我发现他后来和学生中一个姓杜的团支部书记的关系搞得很僵。杜和我的关系很好，因为业务指导主要是靠我，我一不说空话，二不摆架子，三不打棍子，学生们把我看成可以说知心话的老师。杜对阎有个评语：“阎唯叙的马首是瞻”。具体说，阎在团的工作上常仗着他的党员和老师身份，以势压学生，而杜却常常不卖他的账。但只要叙越一表态，哪怕与阎的意见完全相左，阎马上就会改口。

　　文革头一年，阎的倾向性还不太明朗，显然是在窥测方向。军宣队进校后，他瞅准了方向，开始跟着“两王”跑，积极揭发洪怀安和叙越两位书记。叙越怀疑人民公社的“反动言论”就是他揭发的。叙越遭追查时供出了他当年曾对我说：“人民公社如果经过试验再推广更好”的话，并说我当时表示“同感”。其实我早忘了这个茬，但终究成了批我的炮弹而殃及了我。

　　阎的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这个弱势可能是他认定依附于三代贫农的王大桁的原因之一。当时王大桁是处心积虑要打倒除程训华以外的“修正主义”系总支的。王大桁认为叙越这个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是他攫取Ｈ系第一把交椅的潜在对手。而叙越夫妇过去也有些把柄：太重业务，一心想奋斗成教授权威，叙的妻子薛媛又曾是“反动学术权威”申知韵的助手，所以文革中王大桁对叙极尽排挤之能事，把这对夫妇安放到“教革小组”中去。

　　叙越是一个决不愿屈居人下的一个傲气十足的人，他眼里哪瞧得起“两王”一伙人。对于过去言听计从的下属阎久胜在文革中对他一百八十度的反叛态度当然十分气恼。进沟后阎的地位节节上升，俨然是核心组的哈将人物，而叙越只当上一了个没有实权的“教革小组”组长的角色。所以叙乾脆借口“教育革命”的需要，跑到延安郊区蹲点去了。

　　治坡事件中首当其冲的是申知韵教授，只是他没被当众点名批判，算是对他的政策性照顾。他如同既往，若无其事，不动声色，显出深度涵养。他平时仍是幽默不减当年，只是在话语中有时添进了几丝伤感。瞎聊天时他多次对我们说：“我已经选好山上那棵老杜梨树，准备在树下挖个坑，然后躺下去，只是最后还得请你们给我盖上土...”。不过生活中他依然镇静如故，学会了把从山上采来的芦苇毛编成一把炕条帚，还很像样(几年前我到母校看望病中的他时，惊喜地见到这把沟里历史的见证物仍然挂在他的床头)。他还用别人从山上砍来送他的水曲柳做成了一张小“马札”。

　　哈奎曾和张英榜两人则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灰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

　　治坡事件中，两个教授和一个老干部被拿来开刀，但这几个“老家伙”在“两王”们的心目中已经是“死鱼”，不敢也掀不起浪，“两王”把他们当作掌中泥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说穿了，这两场“批判”是核心组伙同军宣队对群众施的一个下马威，也是更大妖风恶浪到来之前的一支前奏曲。“两王”们为了巩固自己地位而逐个扫清障碍的凶狠步骤还在后头...。

　　治坡闹剧过去之后，李银柱有了一个绰号--“李麻子”。至今谁也说不清是哪个俏皮鬼最先赐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