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治坡鬧劇

　　大家壹直想目睹壹下新來的“核心組第壹把手”章緯丞的“風采”。十壹月初，全校召開“抓革命、促生產，建設新大學動員大會”。全體教職工被召集到校部開大會用，新搭的講臺下，坐成了黑壓壓的壹大片。許多人都帶著自己進溝後親手制作的第壹件手工藝品--木頭“馬紮”(用繩子編織凳面的折疊式小板凳)，大家都在互相欣賞和加以評議，等待著章第壹把手的出現。

　　章緯丞，燕京大學新聞系早年學生，地下黨員，後來進入了解放區。解放後曾經當過部屬J大學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那時他已經為革命做出了他生平極為不平凡的壹“大貢獻”：他是大躍進年代針對大學教師的“拔白旗”整治運動的創始人。這套“經驗”後經部裏推廣到了全國。可見，他早就是個整肅知識分子的老手。後來溝裏傳聞著新近足以證明他的德行的事件。遷校之後，有壹次他出差路過Ｌ縣。恰好那裏安置了我校好幾家教師落戶蹲點，其中就有Ａ系的知名壹級老教授蔡修越。章緯丞到蔡修越的住處去察看，蔡老見到校領導親自登門拜訪趕忙招待。此時快到中午，盡管那時食品來源極其困難，蔡老的老伴還是盡量準備了面食和炒了幾個雞蛋，熱情地請這位領導用餐。沒想到章緯丞竟拍案憤怒而走。他後來在壹次全校大會上點名蔡老，說他是個典型的“資產階級份子”，曾經企圖以好吃好喝來拉攏腐蝕他這位無產階級領導幹部，要大家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提高警惕。這時我才頓覺，我們系金士昂對待他的老師申知韻的種種言行，與此相比也就很不足為奇了。

　　此時在群眾的巴望下，章緯丞到了會場，蹬上了講臺。看樣子不到六十歲，微胖的中等身材，身著灰色制服，頭戴園頂幹部帽，鼻梁上架著壹副黑邊眼鏡，倒是壹派知識分子模樣。他今天做報告的題目叫做“學哲學、學大寨，建設無產階級新型大學”。他站在臺上，對著話筒，操著江南口音，尖聲尖氣地宣布：他受無產階級司令部之重托來領導本校，負有改造這所資產階級舊大學的重任。他說，我校遷來革命聖地，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的高瞻遠矚和對我校全體教職工的最大關懷、最大鞭策；他號召全體教職工學好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頂峰――毛澤東思想，學透毛主席關於“在城裏見鬼”的英明指示，學好“老三篇”，尤其要學好《愚公移山》這本光輝著作，同時學習大寨精神，落實到建溝建校的行動中去，爭取明年生產“壹百萬斤糧食”。為了種植水稻，把清水溝建設成陜北江南，就必須打深井；他說，有人說這裏地下水太深很難打井，我們就是必須把地球打穿也得把水打出來！他接著又說道，這裏的條件是艱苦些，但是越是艱苦就越是革命，無產階級新型大學只有在最艱苦的環境下才能建成，希望大家學習和發揚延安時期的光榮革命傳統，把這個學校徹底改造成為壹所舉世無雙的、無產階級的新型革命大學，給全世界做出光輝榜樣！

　　他進壹步眉飛色舞地描繪將來這所無產階級大學的圖景：“我們很快就要招收壹批新的大學生。我們是延安式的革命勞動大學，學生都必須來自工農兵。他們將來入學時每人發給壹把鐵鍁、壹頂草帽、壹條毛巾。暫時沒宿舍怎麼辦？讓他們自己挖窯洞嘛！每人先挖出壹個小洞，能坐進去就先坐進去念書寫字，以後繼續再挖大壹點可以躺進去睡覺...我們就是要辦成壹所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真正延安式的窯—洞—式—大—學！”

　　聽了這壹派狂言亂語，我真懷疑當年的他是不是壹個大學生呢。在這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下，壹封信起碼要走壹個星期才到達的地方，如何與外界交流呢？大家除了在這裏“與天鬥，與地鬥”，整天“修理地球”(文革中群眾對務農的謔言)，還“與人鬥”，成天互相鬥來鬥去之外，還能搞什麼科學呢？再說，提出生產壹百萬斤糧食，就算寬打滿算，壹畝地產壹千斤，也得先有壹千畝地。溝裏哪來的壹千畝糧食地？這位章緯丞又在做“大躍進”年代的“衛星夢”了。反正章緯丞把牛皮吹破也不花壹分本錢。他沒想到他後來得了壹個雅號--“章百萬”！

　　說到這裏，他突然把話鋒壹轉接著說，有些人散布什麼這裏是克山病區！不是說這裏壹點地方病也沒有，但這是壹小撮階級敵人在故意誇大渲染，聳人聽聞，散布劉少奇的“活命哲學”繼續毒害群眾，渙散軍心，必須提高警惕！貧下中農在這裏生活了多少世代，這裏原來是個農場，旁邊還有個林場，那麼多工人都能過，就是妳們知識分子不能過？妳們的生命就那麼寶貴？這不正好說明妳們需要徹底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嗎？

　　章緯丞最後說，我國的壹面紅旗—“大寨”有壹個響亮無比的口號，叫做“先治坡，後治窩”。它體現了“大寨人”艱苦奮鬥的無產階級豪邁革命精神。我們目前面臨著過冬問題，上山打柴和修窯洞都是必要的，但是這都是屬於搞好生活，屬於“治窩”。校核心組研究後提出了“邊治窩、邊治坡”的口號，要求大家生活不忘生產。他宣布分別交給各系的任務，其中交給了H系兩項任務，壹項是把校部辦公區後面的第壹號山坡地全都修上梯田、種上果樹，另壹項任務是把校辦前面的河灘地開發成菜園。

　　散會後大家饑腸轆轆地往回走，沒有多少振奮和熱情。但也有少數人，比如王大桁、劉青雲者流，這些人顯出異常興高采烈。其實他們並非為章緯丞的報告所鼓舞，而是另有所思。這兒遠離首都，與世隔絕，他們的優勢地位更加鞏固。那時絕大多數人的心緒集中在如何適應新的環境之上，誰也來不及想和預感到往下還有更加猛烈的“階級鬥爭”的黑風惡浪。可是他們這夥人的心中早已十分有數，並且正暗地裏緊鑼密鼓地策劃著。

　　雖然快到立冬，那幾天天氣卻突然變得和煦如秋，朝陽的坡地的土壤只結凍了壹層薄皮，種樹還不算太晚。苗木已經運到，有梨苗、蘋果苗、桃苗，都假植在背陰的地方。

　　那天壹早，系軍宣隊李銀柱顯得格外精神煥發。他身穿壹套綠色軍裝，腳踩壹雙高腰軍用越野橡膠鞋，空著手大踏步地往前走。Ｈ系的男女教工肩扛鐵鍬或陜北特有的三角鎬頭，尾隨其後走向壹號山坡地。女教工的步子小跟不上，只好小跑。

　　“我們今天開始紫婆(治坡)！這是蟻唱(壹場)生產戰鬥！也是蟻唱(壹場)批判資產丐擠(階級)、修正巨蟻(主義)的戰鬥！”李銀柱站在坡頂上朝著下面壹群男女教工們大聲地演說，滿口川北話，眉飛色舞：“咱們喜(系)有個烙角獸(老教授)，我今天先不點他的名字...聽雪(說)他以前講課時雪(說)過，十五鬥(度)以上的山坡地只能種林木不能栽果木樹。這些資產丐擠角獸(資產階級教授)他們以前柳癢(留洋)，只會背癢笨笨(洋本本)。他們只迷信癢忍(洋人)，不相信勞動人民能夠叫高山低頭，河水讓路。我們給民(革命)教師就要聽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腳到(教導)，用自己的行動來批判他的毛輪(謬論)。我們有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巫起(武器)，就天不怕地也不怕，當然更不怕那些反動權威。過去他們吃工農兵生產的兩屎(糧食)，可是還騎在我們工農兵的頭上拉屎拉尿，還在課堂上亂放毒來毒害學生，毒害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弟。我們今天就是要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這個銳利巫起(武器)來把他批倒批臭！”接著他又說，“這個山坡妳們說豆補豆(陡不陡)？我不會雪(說)多少抖畜(度數)，反正妳們有些人爬上來串(喘)大氣。但是我們就是偏要讓資產丐擠角獸(資產階級教授)看看，能不能搞梯田，種果木樹！”。

　　山坡很陡，大約有四十五度。李銀柱不點名批判的教授指的是誰呢？誰都明白是申知韻。行內人都知道，陡坡上修梯田種果樹，不僅投資大、管理不便，而且不能像栽種林木那樣真正起到蓄水保土的作用。奇怪的是誰告訴這位大兵，申教授講課講過啥？顯然有壹幫子人背地裏給李銀柱出謀獻計，故意安排這場“大批判”。這種胡批亂砍也只能借這位大兵的口說出來才合適。他們竟把這位大兵推出來現眼出醜。

　　不用說，在坡陡上只能把梯田面修得很窄，把梯壁修得很高，挖個坑隨便把樹苗栽進去就完了。果樹苗和林木苗都是壹根桿子和壹團根，外表上有什麼不同呢？如果插壹根棍子不也壹樣嗎？至於以後好不好進行施肥管理，樹活得怎麼樣，就別去管它了。李銀柱根本不知道我們這些教師幹農活都是久經鍛煉的，這點子活兒算得了什麼屁呢？不到三、四天功夫已經完成了任務，轉回去東山頭的半山坡上修梯田。那個坡比較緩，黃土層深不見底，當然可以修寬面梯田了，還準備搭上幾行葡萄架，美化美化環境。但是幹活前李銀柱又來指揮壹番。他指示大家從坡下往坡上修。但是修第二道梯田時，土坷垃咕碌咕碌直往下掉，人們不得不倒回去清理第壹層梯田。這下可惹煩了大家夥兒。

　　“他媽的，出這種餿主意！”張英榜的“老幹部脾氣”突然冒了出來。他忘了自己還身處逆境，他的“變節”歷史問題被“掛”了好幾年至今還沒有能夠解脫。他原是校黨委的組織部副部長，是當年王國蘭接替沈遠孟來校出任校長兼黨委書記時從國務院帶來的下屬：文革前是典型的黨幹，蠻有架子和派頭，說起話來總愛拉長腔。文革壹來他也跟著王國蘭倒了黴。據說抗戰時他是某部隊裏的政工人員，壹次遷移時被敵人繳了械，後來不知道怎的又沒事了，詳情壹般人不甚了了。據說延安整風時自己做了交代而且有了結論，可是文革裏又被翻出來老賬新算。很明顯，那些要打倒王國蘭的人希望給王國蘭安壹個“招降納叛”的帽子。

　　來陜後，校專案組把他連人帶專案下放到Ｈ系來，由閻久勝擔任專案組組長。閻時不時找他來審問，要他徹底交代“罪行”。張英榜終日悶悶不樂，不茍言笑。平時誰也不主動和他說話，不想和他有什麼牽扯，把他當做不存在似的。俗話說“本性難移”，他不說話則已，壹說話就又故態復萌。

　　正巧，張英榜的牢騷話引發了另壹個人的共鳴。此人就是老副教授哈奎曾。他跟著搭腔說：“自古以來就沒有這樣修梯田的！”。這卻是壹句專家學者的派頭語言。哈奎曾雖是維族血統，他家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北京，已經說不清多少代了，所以他被賦予了北京人特有的語言上的幽默，是道道地地老北京。他平日語言不多，但有時說起話來也夠俏皮挖苦的。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兩個人的壹唱壹和被“紅哨兵”朱秀嫦聽見了，收工後匯報給了組長閻久勝。閻壹聽馬上拉長著臉說：“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紅哨兵”制度早由幾年前的軍宣隊帶來和確立，具體作法是每個學習小組(班)的成員(有問題的人除外)，每兩個人每周輪流充當壹次所謂“紅哨兵”，專門負責發現班裏的“好人好事”給以通報表揚，更重要的是抓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壞人壞事”，尤其抓“階級鬥爭新動向”，輕則批評，重則由班裏或系裏組織批判。說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實際上是讓壹部分群眾去專另壹部分群眾的政。朱秀嫦壹輪到當紅哨兵便覺滿面風光，其實是充當了上面安插在群眾中的“思想特務”。

　　閻久勝向王大桁作了匯報。王大桁認為他們矛頭直指李銀柱，等於反對“毛主席派來的軍宣隊”。何況李銀柱其時已有所聞，只礙於自己原來不懂裝懂，暴露出自己毫無知識、班門弄斧，落了個丟醜下不來臺，想要發作而遲疑不敢妄為。王大桁不愧是“搖羽毛扇的”。他知道李銀柱這時正在看著核心組，也就是掌握實權的王大桁持什麼態度。如果這時王不出面維護李的“威信”，往後核心組也就很難鎮得住Ｈ系裏的壹股逆反的暗流。唯壹辦法是采取居高臨下以勢壓服的手法，於是決定明天開全系地頭批判會。

　　閻久勝和朱秀嫦漏夜研究和寫出了批判稿。

　　第二天上工前，班長閻久勝突然把張英榜和哈奎曾喊來。閻對他們說，他們昨天修梯田時態度不好，發表了不利於團結，不利於核心組的言論。群眾(總是以“群眾”的名義)對此非常不滿，要求開會對他們兩人進行幫助。看來閻久勝已經學會了“領導者的藝術”。當他以領導人的身份講話時便選擇比較緩和的詞匯，比如，說“態度不好”不說“態度惡劣”；說“不利於核心組”不說“攻擊核心組”；說“進行幫助”不說“進行批判”等等。此時他明白自己面對著的是兩個“老家夥”，尤其是那個張英榜，原來曾經是身居高位的校級領導幹部。更重要的是，張的“案子”原在延安時期已經有過結論，除非找到證據證明中央哪個大人物，而且還必須是現在已經打倒了的劉、鄧那壹條線上的大人物包庇了他這個壞人，否則“變節分子”的罪名是很難落實的，將來倘若時移勢異，翻了烙餅怎麼辦？沒有把握時他不能無所顧忌。

　　批判會在原勞動現場召開，由紅哨兵朱秀嫦主持並發言。她的批判發言來勢猛烈，用詞兇狠刻薄。她把昨天的兩句牢騷話拔高到“攻擊領導”、“藐視工農兵”、“破壞生產”、“死抱住資產階級立場不放”...，最後發出警告說：“階級敵人是不甘心自己的滅亡的，他們總是要不斷地興風作浪，這是不依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我們必須加倍地警惕”...。

　　朱秀嫦批判完後，閻久勝立即站出來又嚴然以“領導者”身份說：“今天大家對張英榜、哈奎曾兩人的幫助很好。希望他們兩人虛心接受群眾的幫助，回去好好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言論”，但接下去又說，“我們大家要警惕本系的壹小撮階級敵人，對他們的鬥爭要長時間進行下去，過些時候妳們就會知道，Ｈ系是個復雜的系，廟小妖風大，壹點也不假...”。

　　閻的壹席話若有所指，也不像是他個人的杜撰，顯然來自系核心組。這時大家的臉上帶著猶疑但呆滯的表情，似乎在細心地品味著他末了的半句話......。

　　閻久勝也是六十年代中期畢業留系的黨員學生，東北人，瘦高個子，長臉龐，長脖子，翹嘴唇，能說會道，學生時是個班幹部。敘越、他和我曾壹度組成了壹個教學小組，由敘越擔任組長，而他負責學生的政治思想和團支部工作，我則主要管教學。我發現他後來和學生中壹個姓杜的團支部書記的關系搞得很僵。杜和我的關系很好，因為業務指導主要是靠我，我壹不說空話，二不擺架子，三不打棍子，學生們把我看成可以說知心話的老師。杜對閻有個評語：“閻唯敘的馬首是瞻”。具體說，閻在團的工作上常仗著他的黨員和老師身份，以勢壓學生，而杜卻常常不賣他的賬。但只要敘越壹表態，哪怕與閻的意見完全相左，閻馬上就會改口。

　　文革頭壹年，閻的傾向性還不太明朗，顯然是在窺測方向。軍宣隊進校後，他瞅準了方向，開始跟著“兩王”跑，積極揭發洪懷安和敘越兩位書記。敘越懷疑人民公社的“反動言論”就是他揭發的。敘越遭追查時供出了他當年曾對我說：“人民公社如果經過試驗再推廣更好”的話，並說我當時表示“同感”。其實我早忘了這個茬，但終究成了批我的炮彈而殃及了我。

　　閻的家庭出身是富裕中農，這個弱勢可能是他認定依附於三代貧農的王大桁的原因之壹。當時王大桁是處心積慮要打倒除程訓華以外的“修正主義”系總支的。王大桁認為敘越這個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是他攫取Ｈ系第壹把交椅的潛在對手。而敘越夫婦過去也有些把柄：太重業務，壹心想奮鬥成教授權威，敘的妻子薛媛又曾是“反動學術權威”申知韻的助手，所以文革中王大桁對敘極盡排擠之能事，把這對夫婦安放到“教革小組”中去。

　　敘越是壹個決不願屈居人下的壹個傲氣十足的人，他眼裏哪瞧得起“兩王”壹夥人。對於過去言聽計從的下屬閻久勝在文革中對他壹百八十度的反叛態度當然十分氣惱。進溝後閻的地位節節上升，儼然是核心組的哈將人物，而敘越只當上壹了個沒有實權的“教革小組”組長的角色。所以敘乾脆借口“教育革命”的需要，跑到延安郊區蹲點去了。

　　治坡事件中首當其沖的是申知韻教授，只是他沒被當眾點名批判，算是對他的政策性照顧。他如同既往，若無其事，不動聲色，顯出深度涵養。他平時仍是幽默不減當年，只是在話語中有時添進了幾絲傷感。瞎聊天時他多次對我們說：“我已經選好山上那棵老杜梨樹，準備在樹下挖個坑，然後躺下去，只是最後還得請妳們給我蓋上土...”。不過生活中他依然鎮靜如故，學會了把從山上采來的蘆葦毛編成壹把炕條帚，還很像樣(幾年前我到母校看望病中的他時，驚喜地見到這把溝裏歷史的見證物仍然掛在他的床頭)。他還用別人從山上砍來送他的水曲柳做成了壹張小“馬劄”。

　　哈奎曾和張英榜兩人則在此後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灰著臉，像泄了氣的皮球似的。

　　治坡事件中，兩個教授和壹個老幹部被拿來開刀，但這幾個“老家夥”在“兩王”們的心目中已經是“死魚”，不敢也掀不起浪，“兩王”把他們當作掌中泥團，想怎麼捏就怎麼捏。說穿了，這兩場“批判”是核心組夥同軍宣隊對群眾施的壹個下馬威，也是更大妖風惡浪到來之前的壹支前奏曲。“兩王”們為了鞏固自己地位而逐個掃清障礙的兇狠步驟還在後頭...。

　　治坡鬧劇過去之後，李銀柱有了壹個綽號--“李麻子”。至今誰也說不清是哪個俏皮鬼最先賜給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