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復興與告別蒙朧

                                                                                                                                            俞力工

       最近大旗網有關中國文化重建的佳文疊出，著實令人感到欣慰。姜飛先生在《重塑中國神話》壹文裏，提及“亨廷頓2004年出版新書《我們是誰？美國的國家特性面臨挑戰》，將美國定性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精神，除此之外都不是美國人。”由是感慨呼籲中國要建立文化自信，並設法走出世界。就筆者記憶中，亨廷頓還認為新教文明之外，其他文明均不能對人類進步作出積極貢獻（大意）。另外，姜巖先生《東方科學與文明偉大復興》壹文中也提到，“李約瑟認為，源於古希臘的西方科學與源於古代中國的東方科學是兩列火車，公元前2世紀至16世紀，後者是超過前者的，只不過在最近400年前者蓬勃發展，暫時遮擋了後者。”

       近400多年西方科學領先於中國是個不爭事實，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也是有目共睹。基於此，“西方社會等同科學進步，等同於基督教文明”，不止是亨廷頓引以為榮，許多第三世界學者也深信不疑。

       然而，細讀上述兩位學者所援引的西方權威的論斷，不難發現“基督教世界優越論”還存在壹個沒有妥善交待的巨大斷層，即基督教文明的優越性似乎僅僅表現在近400年。從另壹個角度也可追問，既然公元313年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國教，為何此文明圈的優越性遲至16世紀才表現出來？或許也就因為許多中國學者信服“基督教世界優越論”，便再三強調要壹日三省，最好能夠反省出中國人的基因有何無可救藥的缺陷，或是自己肚臍眼裏的細菌如何比外人多許多。如此的謙卑，自然不去思索“公元前2世紀至16世紀”中國在生產關系上，以及在建立社會秩序、倫理價值的上層建築方面，有何獨到之處。

       其實，單單拿公元313年至16世紀的這漫長的1千2百年做壹個中西文化對比，大體會發現如下差別：中國信天人合壹、無主體意識，西人篤信上帝造人，人類為駕馭萬物之主體；中國土地可自由買賣，農民多屬自由農，西方土地屬封建勢力，其農民多為佃農；中國廢分封、求統壹，西方封建割據；中國重倫理、常情與學說，西方重權威、法律與教義；中國重義務輕權利，西方重契約裏有關權利、義務之規定；中國以家庭為基礎，西方人從屬教會與領地；中國人量君之善惡而估忠義，西方強調忠誠與紀律；中國人散漫，西方有組織性；中國有禮俗、傳統，西人重規章、法律；中國有士農工商職業之分但可通婚，西方分階級互不通婚；中國為自衛而武裝，西人常備武裝力量對內也對外；中國重現世，宗教意識淡薄，西人重信仰和來世；中國尊聖賢，西人重英雄；中國有教無類，西方教育屬統治階級特權；中國遺產兒子均分，西方采取長子繼承制；中國官僚經科舉產生，西方為世襲；中國以文化融和，西方以宗教擴張；中國有亂世，西方有革命；中國無宗教戰爭，西方連綿不斷；中國文化大體壹脈相傳，基督教會排斥希臘古典文化。（註）

       以上粗略的比較，顯示出在壹個相對穩定的農業社會階段，中國比西方社會更加平等、自由與合理，因此至少是在600年前鄭和時代，中國科技仍然遙遙領先，國際商品交易也以“中國制造”居多。也就因為西方世界長期處於封建割據、教會專斷狀態，十四世紀西方逐步走上文藝復興（復興受教會長期排斥的希臘古典文化）、宗教改革與啟蒙主義的道路。換言之，若非西方社會采取世俗化政策，以人權頂替神權，以科學排斥迷信，以自由通商打破封建割據，以考選取代官僚世襲，以有教無類淘汰統治階級壟斷教育，今日的中國或許還在領先。

       繼而需要探討的是，既然有如此多西方學者高舉“基督教文明”大旗，到底該宗教有和獨到之處呢？首先，筆者以為該宗教發源於中東猶太人的耶路撒冷，是西方接受了東方文明，而非相反；其次，從基督教分裂為希臘正教和羅馬教會開始，到宗教改革和宗教戰爭，其鬥爭之頻繁、手段之殘酷也完全與其教義所強調的“博愛精神”背道而馳；再者，奴隸貿易、殖民主義侵略、民族滅絕、兩次世界大戰、猶太人大屠殺、原子彈、貧鈾彈、脫葉彈、集束彈的使用等等，也都由基督教世界發動或經手。鑒於此，拿其他文明圈的所有劣跡與基督教文明圈加以對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望塵莫及。

       言及此，筆者必須強調無意否定西方社會近400年來的成就。以科技為例，尤其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經過工業革命洗禮的西方世界已經是所向披靡，也正是在此世紀的後50年，其他文明圈相繼壹敗塗地，由是深深讓中國的有識之士領悟到中國不止是國防無力，甚至中國本身的傳統文化裏就缺少“力”的筋骨（梁啟超首先提出）。此後再經過二十世紀頭50年的掙紮與摸索，中國終於把壹個以“打倒孔家店”、“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奉為主調的共產黨推上執政舞臺。如今，通過共產黨50年的動員與沖刺，中國無論在國防力量、經濟綜合實力，甚至體育領域裏都可躋身強國之林。可當國人自然產生“文化走出去”的沖動時，頓然發現隨著“打倒孔家店”、“階級鬥爭”、“不斷革命”壹並糟蹋的是整個傳統文化價值，由是面對著“孔武有力卻斯文掃地”的窘境。於是乎，每個踏出國門的同胞都會懊惱地察覺，全世界不排隊、不規矩、有文化而不尊重、自大又自卑的就只有中國人，而這樣壹個扭曲的民族，文化又怎麼走出去？

       所謂文明，不外是指物資文明（如生產、科技）與社會文明（道德、法律、體制），不外是指治物與治人的手段。當前最令國人感到棘手的不再是西方器物文明。這方面79年以來的千變萬化已使大家滿懷信心。至於西方的社會文明，筆者以為有如下諸方面值得點評：壹.共產黨基本上仍舊保留其軍事組織傳統，而如今面對的國、內外環境已非“力”能解決問題，於是迫切需要大量的黨內、外專業人材與現代社會知識加以補救；二.發展“力”的階段，可以武斷地排斥傳統精神價值，甚至可以把歐洲的階級鬥爭史嫁接到中國頭上。而現下面臨的問題，卻是如何在整理固有文化的基礎上發展新文化和如何讓新文化走出去；三.古今中外沒有壹個社會的長足進步是從壹本經書、壹個廟堂裏走出來的，因此必須借鑒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取長補短、海納百川；最後，筆者既反對把外國的歷史當作自己的歷史，也反對把外國的體制照搬到中國。然而不論國家體制如何建樹，“治人手段”如何部署，最起碼的要求是，各級、各部會必須由專業界公認專家領導，徹底告別摸石頭過河的蒙朧時代。2006/10/23  

（註）此段對比著重參考梁漱溟的《中國文化要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