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物質生活的貧困和生存資源的國家壟斷，知識的購買者主要是國家而不
是社會。國家購買知識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知識為自己的“產權單壹制”作合法性
辯護，也期望這種辯護可以消解被搶劫的風險。國家的目的和知識分子的道德職
業化偏好有共識，也有沖突。這種沖突和共識導致了中國知識分子在世界上獨壹
無二的悲劇性命運。經濟依附性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原罪。知識分子作為“社
會良心”的代表，卻因為“毛附於皮”的生存背景而被迫發生了很多畸變，抗拒
畸變的為民請命者紛紛被活埋，其中精明者流亡為“顛僧”。更多的知識分子進
入廟堂，幫忙的“忠臣”，幫兇的幕僚和幫閑的戲子是這種畸變典型的三種表現。

　　災亂和產權單壹制同樣導致了士人的“普遍貧困化”或相對貧困化，為了生
存他必需找人“踢他的屁股”，為了生存得更好，他必需去“踢別人的屁股”。
中國文人為權力“打工”形成了壹種根深蒂固的幕僚情節，而且是世界上最認真
的‘打工族’，為了糊口，這本也無可厚非。但他比壹般的“打工仔”要辛苦得
多，因為他不是生產壹般的物質產品供‘老板’享受，而是要練就壹種只用語言
就能讓老板開心就能混到飯吃的本事；否則就得“失業”。同時，因為自持有這
種本事，他們總是自命不凡或為了表演與眾不同，他們與社會主動疏遠，這進壹
步使他們靠近各種權力資源。

　　由於這個就業市場也存在著競爭，因而，文人之間也存在著“內戰”。魯迅
說，凡知識分子，性質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謂文學家，左翼興盛的時候，以為
這是時髦，立刻左傾，待到壓迫來了，他受不住，又即刻變化，甚至出賣朋友。
中國文人的內戰——想想文革，想想周揚們與胡風們吧——壹直是這個災變之國
最著名的風景線之壹，也是這個文明古國最大的道德醜聞之壹。

　　為了改變經濟依附地位，中國的知識分子壹直在作努力。但這種努力不是在
權力體系以外建立生存空間——我承認這樣的空間很小或幾乎不存在，但我的問
題是，這種窘境與知識分子爭取獨立的方向應該是互為因果的——而是拼命地在
權力體系內鉆營自己的位子。中國的統治者們深味此理，以產權單壹制為基礎的
科舉制度便玩弄文人們於股掌之中。毛的壹段話集中展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可悲的
饑民地位：

　　“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轟下鄉……妳不下去
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

　　當然我們沒有必要壹味地譴責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的人格，因為沒有獨立
的經濟地位所謂人格之完整是談不上的，非要裝出聖人的樣子，也很虛偽。在沒
有所有權的條件下，為五鬥米折腰是普遍事實，而采薇南山下是特殊情況。中國
知識分子的知識從來不是壹種產品，沒有價值，它與社會和權力之間不是壹種等
價交換的關系；它壹直是貢品或犧牲，權力或社會采取扔給賞錢的方式對他們的
勞動表示贊賞。這在中國現代社會，還表現為對知識產權的嚴重侵犯。但是，不
能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的喪失完全歸因於產權單壹制的剝奪，我們必須同時在人
性的普遍弱點和知識分子自身的弱點中去尋找原因，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的災民理
性中尋找原因。在文革中，當我們的朋友受批判而即使我們沈默也不會倒黴的時
候，為什麼要落井下石？知識分子必須進行自我反省。依附性傳統對我們心理是
否影響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獨立的時候，我們仍然熱衷於作權力的諂媚
者和幫忙者？即使缺乏反抗的條件，面對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我們至少還
有沈默的權利，也不會有什麼損失。但總有壹些文人，珍惜壹切機會向權力跪拜。
如果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這已經不是什麼生存權
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自身的素質問題。每當有“運動”，社會學家、科學家紛
紛起來“為中國”聲辨，簡直形成了中國的“權藝復興”運動。郭沫若先生這樣
做有誰逼他嗎？
　　
　　　　我向妳高呼萬歲
　　　　斯大林元帥，
　　　　妳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妳的70壽辰，
　　　　我向妳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妳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妳面前只是夢囈
　　　　妳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妳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

　　這是壹種發自內心的“力量崇拜”和“災民迷信”。這種諂媚沒有人逼他們
作，也與經濟利益沒有直接關系，他們是驕傲地自甘墮落的。或者，郭沫若式的
墮落起源於更深刻的饑餓恐懼，以及因此產生了的更高的“利益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