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匱乏和生活極端不穩定（“經濟波動”）是災民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
壹切為了生存就上升為人生理想。首先，“活著”和“可以蠻不講理地活著”構
成了中國人的兩大人生理想。政治、文化、宗教、習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
為自在之物。其次，往往僅僅出於“活著”的目的，災民可以不擇手段；為了吃
飽喝足他們可以做任何殘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無恥的任務，幹任何下賤的營
生。由於生活維艱，連打手、太監、特務、獄卒劊子手這樣的職業也應聘者雲集
。這種“為稻糧謀可以舔權貴的腳後跟”的災民構成了自然專制主義的群眾基礎。


　　災變型貧困


　　“貧困、苦難、疾病、饑餓、無知……”這是美國政治學學者哈羅德-伊薩
克斯通過對181個美國人的訪談而總結出來的部分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1）。在
40年代，幾乎對於每個美國人來說,中國是這樣壹種形象：“赤足、饑餓的人群；
在農村無數家庭竭力維持生存，在過分擁擠的城市，乞丐、貧民和苦力忍受著極
低的生活水平所帶來的各種苦難……壹個龐大的饑餓民族；數以百萬計的人瀕於
死亡；悲慘、疾病、乞丐、瘦骨嶙峋的兒童。赤貧悲慘的貧窮，爭奪船上拋棄的
垃圾，……壹個可憐的被蹂躪的民族；巨大的人類悲哀，苦痛；孩子們太可憐了
；為他們感到難過；需要我們幫助的落後民族……”（2）。可以說,自從中西方
有接觸以來，18世紀以來的“中國夢”瓦解了，並再也未得到修復，中國人生活
的窮困和貧苦基本上成了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人的壹種共識。那麼，中國人究竟
窮苦到何種境地？

　　羅馬1585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3）,談到了早期歐
洲旅行家對“中國式的窮困”的獨特感受。首先，他們對中國“在歉收時期皇家
倉廩把谷物施舍等方面”（4）有特別的印象,此外它記述到：“他們人數眾多和
窮”、“那些貧窮的寡婦和為生活所迫的人，不能維持生活，為滿足他們的需要，
可以出賣孩子，使他們淪為終生的奴役,這是允許的。”（5）17世紀上半葉葡萄
牙人奧伐多-塞默多（Alvaro Semedo,漢名曾德昭）的《大中國誌》（6）是相繼
問世的“漢學代表作”，他在描述中國江西省人的生活時說：“他們大多生活貧
困，很窮，吝嗇，壹毛不拔。”（7）這種生活狀況到了20世紀仍無改觀,費正清
眼裏的中國人同樣為嚴重貧困所累：“中國人民大部分仍是耕地農民，主要生活
在鄉村，住在用棕黃色土坯、竹子或刷石灰的籬笆或有時是石塊搭成的房子裏，
用泥土或石頭鋪地，窗上糊紙而沒有玻璃。他們微薄的物質收入中至少有壹半、
有時達2/3乃至3/4用於食品。其他方面的生活所需，包括房租、取暖、照明、穿
衣以及任何可能享受的奢侈品，都必須出諸於微不足道的其余部分。至今他們仍
舊缺乏充足的住房面積。在農民住宅中，通常是3個人占4小隔間。有時壹家兩代
或三代的男女老少都睡在同壹個炕上。飯菜裏沒有什麼肉，象鐵那樣普通的東西
都很少用作器材。大多數工作仍由人力而不是機器來做。在這種勞累的、束縛在
土地上的生活環境裏，由營養不良和疾病所致岌岌可危的生存狀態，直到最近還
使中國兒童的估計平均壽命，象在印度那樣，略高於26歲。人的生命同其他生產
因素相比是充足的,因而是不值錢的。”（8）按恩格爾系數這個國際通用的貧困
指標，我們可以說，幾千年來，中國人用於衣食方面的投資幾乎占其全部投資的
100%；“自給自足”經濟充分說明了這個民族生活的疲於奔命而不是安居樂業。
與此同時，農業生產技術幾千年幾乎沒有什麼進步，“舊中國農業技術的落後程
度，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數的少數國家之壹。直到1949年，有些農業生產工具和耕
種方法還維持著幾千年壹貫制，很少改進。”（9）

　　這種生活景況與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是密切相關的，也只有在災變的基礎上，
我們才能理解中國的窮困。中國人的貧困在本質上是“災變型貧困”，不理解“
災變”在中國獨特的文化意義，就無法解釋中國人獨特的生存困境。在災變的殘
暴欺淩下，生存資源壹次次被毀壞，於是“活著”幾乎是災民社會的最高也是唯
壹的理想，這壹點，東、西方人的生命體驗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災荒史記》壹
書的記載充分說明了“貧困中國”與“災變中國”之間的相關性，關於自然災害
與災民生活的關系，它記述道：

　　中國歷史上災多荒多，災荒景象是相當悲慘的，統治階級往往人民的疾苦於
不顧，少量的救濟無異於隔靴搔癢，難奏雪中送炭之效。平日水深火熱般的人民
生活，本即難以維持，壹遇嚴重災荒自然無力抵禦，因而被迫逃荒，流離失所，
甚至人相饑食。嚴重者索性鋌而走險，起義造反，推翻封建階級的統治。如明朝
萬歷年間（公元1537年-1620年）發生了25年饑荒，到了崇禎朝，災荒更為嚴重，
從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到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壹直持續了6年災荒。崇
禎元年全陜發生旱災、霜災，北部更為重要，人食蓬蒿。二年陜北大旱，延安府
各州縣人相食。三年，全陜旱災，米脂縣夏秋無收獲，米貴民饑。四年，夏災區
域北起榆林、延安，南至西安。五年，陜北大饑，人相食，僵屍遍野。六年，全
陜旱、蝗，耀州、澄州壹帶民死過半，赤地千裏。明末全國農民起義，就在陜北
揭開序幕，終於導致明政權的覆滅。災荒後果的嚴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赤地
千裏”、“道饉相望”、“十室九空”、“哀鴻遍野”的狀況下，後果必將更為
嚴重。黃河水災頻繁，還經常出現旱災。在清代平均壹年多便發生壹次旱災。清
光緒三年到五年（公元1877年-1879年）,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四省大旱三年
，僅饑餓而死的就達1300萬人。民國18年至19年（1929、1930年）陜西大旱，餓
屍遍野，千裏無人煙。民國31年至32年（1942年-1943年）春大旱,僅河南壹省就
餓死數百萬人。


　　關於社會動亂與人民生活：


　　數千年頻發的自然災害固然受自然條件的左右，但其受災為害的嚴重程度，
卻與統治階級的剝削苛斂很有關系。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除了官府役賦征虐之
外，還有社會統治個階層的暴斂侵掠，致使農民缺乏防災能力，壹旦遭受自然災
害，致使生活饑困。歷代王朝役賦繁重，史不絕書。除了橫征暴斂以外，怪事尚
多。有的故意遷延放棄,而致災害不解。《通鑒-紀事本末》記王莽時事說：“始
建國二年（公元10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
塞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有的唯圖私利，坐視江河泛濫不
救。漢文帝時黃河曾在酸棗（今河南延津）決口，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
黃河又自（誇瓜）子（今河南濮陽附近）經巨野澤南流，灌入淮泗，泛濫大14郡。
丞相田蚡封地在隃（今山東高唐），地在黃河以北，他為了是自己的封地不受水
災，力阻修復故道，所以黃河泛濫越來越嚴重。。歷史上官府豪強與水爭地，霸
占水利，伐采森林以致釀成水旱災害的亦不少見，《宋史-食貨誌上》引史才言：
“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今年瀕湖之地多為軍下侵據，
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
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1934年7月9日《包頭日報》報道說：“托縣縣城之西，
緊接黑河，堤畔楊柳林立，俱為數十年之成材。近二年來，臨城小河，水幾枯竭，
甚至黃河河流亦斷絕。而河堤樹木，數年前砍伐殆盡，樹身為地方官廳售價用去，
樹根則為貧民發掘，當薪焚燒。新樹年來雖亦有所點綴，惜無成活者，致河堤毀
壞，河岸土松，今年河水突漲，人民無所措手足。”此外，厄朝官吏侵吞水利經
費，以致河防廢馳而釀巨大災害的，更十拿九穩司空見慣的事情。清乾隆末年和
珅當政時期，凡為河督的都要先納賄而後許之任，他們以水患為利，借以侵蝕中
飽，致使河防日懈，河患日亟，從而造成嘉慶二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797年-181
9年）間17次河決大災。

　　從中國歷史的長期發展考察，戰爭也是造成災荒的人為條件之壹。通常人們
習慣於將天災和人禍並列，其中的人禍主要是指包括戰爭災難性的人為因素而言
的。就戰爭與災荒的關系而言，戰爭是促進災荒發展的壹個重要因素，而災荒的
不斷擴大與深入，又可在壹定程度上助長戰爭的蔓延。

　　中國歷史上，掠奪戰爭相當頻繁，破壞很大，史書疊有記載。《孟子》說：
“湯始征，自亳始，十壹征而有天下。”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謂《蔔辭》中
紀征伐者凡61次。《春秋》經文記載：春秋242年間戰爭達448次。戰國其間，戰
爭頻數，僅大規模的戰爭即達222次。秦漢其間，戰事繁多，危害社會經濟慘重，
如墨子說的那樣：“庶人數千，信徒四萬，久者數歲，速者數月，上不暇聽治，
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治其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衣。”兩漢三國不僅戰爭
頻繁，破壞亦巨，《三國誌-華核傳》說：“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
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晉以後，八王之亂，南北朝對立。唐初連年興兵，天寶
之後番鎮之戰，而後五代爭霸，兵戈不息。宋元明清，屢有軍興，戰禍不已。民
國其間軍閥混戰，內戰不斷。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中國人民不
得已而奮起抗戰，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發動內戰，又繼以
三年解放戰爭，以致終無寧日。歷史上的無數次戰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起了摧
毀社會生產力的作用。中國壹向是個農業國家，總人口的80-90%為農業人口，戰
爭中的征役幾乎全部來自農民，戰事壹起，征發需由農民負擔。軍隊所過的地方，
苛索糧餉，抓兵拉夫。大軍過後往往疫癧叢生。在大規模的軍事破壞過程中，農
業衰竭，但官府的科索從不稍寬，農民愈益困乏。而壹旦遭遇自然災害，必然無
力抵禦。加以戰爭中往往決河毀堤。人為地制造災害，常致大災大難，更加難以
忍受。

　　關於災變的社會後果：

　　自然災害對於人類社會有巨大的危害，最主要的是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

　　壹、自然災害使人員傷亡、人口流離、破壞社會安定，直至爆發起義，更疊
政權。

　　歷史上因災傷亡之事，常有大量發生。《漢書-高後紀》說：“二年（公元前
186年）春正月，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殺760人。”《漢書-王莽傳》說：“
連年久旱，亡有平歲，……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七八。”《
後漢書-鐘離意傳》說：“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會稽大疫，死者以萬數。”《
後漢書-桓帝紀》說：“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
滅戶者。”《晉書-食貨誌》說：“晉末……生民通盡，……或斃於饑饉，其幸而
自存者，蓋十五焉。”《魏書-宣武帝本紀》說：“景明二年（公元501年），…
…齊、青、徐、兗四州大饑，民死二十萬余。”《隋書-煬帝本紀》說：“大業八
年（公元612年），歲大旱，又大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唐書-五行誌》說：
“永淳元年冬大疫，兩京死者相枕於路。”《宋史-仁宗本紀》說：“景祐四年（
公元1037年）十二月，……並、代、圻並言地震，吏民壓死者32336人，傷5600人
。”《元史-五行誌》說：“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春，紹興、慶元、臺州疫，
死者2600人。”清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山東春夏大旱;河北七州縣大水大饑
；浙江地震；湖北雨雹，共約死亡900萬人。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直隸
地震大水;浙江、湖北亦大水;又浙江大疫;甘肅大旱，死亡共約1500萬人。光緒二
年至四年（公元1876年-1878年），江蘇、浙江、山東、直隸、山西、陜西、江西
、湖北等省大水;安徽，陜西、山東又大旱，死亡共約1000萬人。民國十七年至19
年（1928年-1930年），因災死亡人數達1000萬人。民國24年（1935年）因災死亡
有300萬人。……

　　二、自然災害導致財產損失，經濟衰落

　　我國歷史上各種自然災害連綿不斷，每經兇荒喪亂，人口必然銳減，勞動力

亦必銳減。清嘉慶十五年至光緒十四年（公元1810年-1888年）的78年間,農村人
口因災死亡6200余萬之多，民國九年至25年（1910年-1936年）的16年中,因災死
亡的又為1800余萬。致使耕地農田的勞力減少，而致土地有所荒蕪廢棄。另壹方
面，自然災害往往直接破壞農田土質（以及使農業減產，破壞工業，毀壞城市，
摧毀財物，造成各種經濟損失）……

　　到了本世紀九十年代，雖說社會已經相當進步，科學技術大有發展，全國仍
有壹半以上人口和全國總產值的 2/3以上的工農業處在洪水和其它災害的威脅之
下，壹般年份農作物受災面積達6-7億畝，成災面積（減產三成以上的播種面積）
近3億畝，因災少收的糧食近200億公斤，因災倒塌的房屋有300萬間左右,每年受
災人口達兩億多。

　　最後，編著者結論說：“從中國歷史第壹章的大禹治水起，整個壹部中華文
明史就是中華民族同自然災害的鬥爭史。”今天最能表征災變與貧困之間關系的
是所謂“西部貧困問題”，之所以存在這個問題，恰恰主要是因為西北人生活在
風沙幹旱的嚴酷自然環境之中，由於環境嚴酷致使那裏的經濟、文化發展受到更
大的阻滯。


　　被動型勤勞與永遠的奴隸制


　　生活的艱難造就了壹個“勤勞”的民族，艱苦的生活迫使人們從事艱苦的勞
動。人與自然處於對立狀態，向自然掠奪完全出於生存的需要而不是意識形態的
狂信。由於資源短缺，人與資源的緊張關系同時轉化為人於人的緊張關系和人與
自己的緊張關系，前者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普遍敵意”（這個問題我們下壹節
討論），後者表現為文化上的自虐人格和經濟上的“自我剝削”。

　　“中華民族是壹個勤勞勇敢的民族”，這是我們壹直自我表揚的愛國項目之
壹，特別是當有外國人也如此恭維我們的時候——賽珍珠的《大地》是這方面的
代表作之壹，（10）——我們就越發自我陶醉。也許我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炫耀
於人的了，於是“但我們愛幹活”就成了壹種可以驕人的資本。然而世界上哪個
民族不“勤勞”呢？這不是壹種道德品質，這是壹種生存需要和人性需要，而中
國人的“勤勞”更遠離“自我完善”，更接近生活所迫，更具有“異化”性質（
馬克思），更加苦不堪言。它與其說是我們的榮耀，不如說是我們的不幸。

　　俄國著名的思想家恰亞諾夫所說的農民“自我剝削”（11），在中國社會，
是農民普遍的生活事實。災變導致了貧困，貧困奴役人們“忘我地勞動”。中國
人如牛馬般勞作的辛苦，也是西方人關於中國的主要話題之壹。門多薩轉述說：
“該國居民大量的勞動和不斷的工作”（12）為了“活著”，這種“被動型勤勞”
貫穿了中國歷史。“在近代中國，農民仍赤手空拳地從事單調的勞作……那裏不
僅勞動最為便宜……凡是能用人力的地方都用人力……人揮鋤耕地，代替水牛拉
犁，提水引水，轉動轆轤，用手推磨碾碎糧食……為旅客擡轎，負或肩挑重物，
轉動壓紙機的圓棍，為船拉纖；而在許多其它國家，這類事情壹般用馬……熱梅
利·卡勒裏也對轎夫的步伐迅速深感驚嘆，他們壹溜小跑竟同‘韃靼小馬’不相
上下。”（13）人力車或“駱駝祥子”被普遍看作是中國人“生存型勤勞”的象
征，也為壹些來訪者所關註，比如鮑威爾說：“我仍對東方的壹切感到陌生，不
忍心坐在由人類拉著跑的車上。”（14）鮑威爾的觀感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世界範圍內，除了“黑奴”以外，可能華人勞工承擔了最艱苦的奴隸性的
勞動。這種勞作往往用於“公共工程”，長城、大運河、大躍進、累死人無數。
關於秦長城有這樣壹段記述：“在這個國家有壹道長500裏格的公事即城墻……這
個國王為了完成這個偉大的工程，在全國每三丁抽壹，五丁抽二，他們為此在勞
動中跋涉很遠的路程，並且到不同的地方去，而且他們差不多在做那樁工程時死
掉了。”（15）有什麼道德上的理由對這種“被動勤勞”不表示悲傷而表示敬意
呢？

　　除了“自我剝削”以外，更常見的的是對他人的剝削，把他人不當人的經濟
奴役，在中國以更瘋狂的形式存在於所有的世紀，任何“資本家的剝削”與災民
社會的“超級奴隸制”相對而言都是小巫見大巫。


　　人與自然的獨特關系


　　由於自然災變對人類社會的浩劫，人類自然要反抗。從古至今有很多關於“
戰天鬥地”的“名言”，這種狂熱得到了壹種來自靈魂的對自然反抗的情緒的支
援。“征服自然”、“人定勝天”、“與天鬥、與地鬥”、“人有多大膽、地有
多大產”，這些口號充分展示了災民社會人與自然的緊張、敵對的關系。中國人
與自然的關系是獨特的，這種關系的特點集中表現為高度緊張又高度依賴。自然
災害導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鬥爭，人口與資源的不平衡作為災變的壹種結果強化
這種“歷史積怨”。

　　中國人對自然的利用可以說達到了自然環境所能承載的極限。“現在中國所
承襲的這塊土地，幾乎全部用來生產口糧。中國養不起供食品用的牛羊。凡能利
用的土地9/10用於生產糧食，只有約2%用於放牧牲畜。對比之下，美國所利用的
土地只有4/10用於產糧，而幾乎壹半用於放牧。在這種情況下，從經濟上講土地
比勞動力更有價值。”（16）中國人對自然的利用之充分，壹直是壹個引人矚目
的現象：

　　“中國人生活的最顯著的特點，在於毀滅性地強迫自然資源維持他們較低水
平的需要……土地達到驚人的使用程度，好象其它地方再不會有耕地了……每塊
石頭都被砸碎了,各種雜草都被拔去了,各種作物都象嬰兒壹樣得到了照料……中
國的烹飪技術雖然是世界上的奇跡之壹，然而對於平民百姓來說，是肚子而不是
口味決定他們吃什麼。蠶在吐完蠶絲後它們的蛹就被作為食物；馬、騾、驢、駱
駝壹旦不幹活了，就成為屠夫的道下之鬼；自然死亡的牛、豬是不會被扔掉的。
……在廣東，老鼠和貓都在市場上出售；船夫將外國人的廚師拋棄的家禽的頭、
爪和內臟收拾幹凈後吃掉……雖然農民已經貪婪地將豐收地裏的莊稼收割幹凈，
然而寡婦和小孩仍將殘樁拔去。如果它們壹天蹦收拾到維持生存的壹把麥穗，就
心滿意足了……由於擔心饑餓威協，人們為了壹點工資而不顧壹切耗盡生命……
有些人為了生活,以自己的體溫來進行人工孵雞”。（17）

　　很多在中國的旅行家對中國人的“墾殖”能力都有深刻的印象。16世紀中葉，
就有西方人記述到：中國“沒有壹尺土地沒有開墾;我們在這旅途中沒有看見什麼
牛群。”（18）

　　向環境瘋狂掠取導致了生態災難；而生態系統的破壞反過來又為災變的發生
提供了條件。環境的災變威脅著“活著”，掃蕩了“活著”的物質基礎；“活著
”自然被迫從環境中直接覓取基本生活資料，以低成本地解決口腹的燃眉之需。
由於災民之眾，環境提供的“初級產品”遠遠不能滿足需要，災民對環境的掠奪
也充滿了瘋狂的競爭。

　　我們之所以通過“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來說明災民社會所必然存在的較低
的生活質量，因為我確信，他們對中國的印象顯然有壹定的事實依據，並主要是
通過與本民族的生活狀況比較而提出來的，沒有比較，就不會有“中國問題”。
因此，他們提出的問題客觀上反映了中西社會人們生活質量的差異，而我要說明
的是，產生這中差距，不是因為種族上的原因，而是由於生存境遇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