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速战速决”

　　王大桁们对我采取的战术是“速战速决”。不过他一如既往地深居后台，甚少亲自出面，甚至在“揭批会”上也极少对着我大声说些什么。但是，只要他一吭声都是蛮有份量的，总是使用一种带着强烈威胁的“警告性”话语。

　　所谓“破坏大联合”的问题以及洪怀安书记是“怒涛”战斗队的“黑后台”问题，都被当做“冷饭”重新端出来炒。他们向原“怒涛”的成员—骆光华、童玉璇和祖家杰，以及对洪怀安本人一一进行一系列猛烈追查。另方面，他们仍然把揭批的重点放在我这个最大“突破口”的人身上，专案小组三天两头地召开小组会对我进行步步紧逼的审问，集中追查所谓参与“五·一六”阴谋活动这个“要害”问题。王大桁们发动了一场“全面围剿”的战事。

　　专案小组勒令我天天写交代材料。我对他们说，我可以把文革中所见所闻，以及我个人与文革有关的经历和事件，都既不夸张也不缩小，如实地写成材料。

　　我心中坦然，因为除了和大家一起参加全校性活动之外，我个人没有参与过社会上的斗争，他们查不到我有半句反对毛主席或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言论”；只要一切都能根据事实办事，不搞栽赃、诬陷，就用不着害怕。但我也意识到，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处境很糟糕。因为在军宣队的支撑下，刘青云、王大桁们已经控制了整个学校的局面。许多人由于惧怕他们打击镇压，且由于文革中情况极其复杂，谁也不敢随便替别人打保票。所以肯定也没有任何人敢对审查我这件事本身提出任何质疑，更不可能为我说半句好话。

　　在我们这个“运动之国”里，早已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历来任何一次自上而下操纵的运动中,群众只能被运动,只能顺着运动操纵者的指挥棒“一边倒”。由此造就了一批投机成性者。他们总是采取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做法，使被整肃者祸上添灾。这也就是历次政治运动总是伤害许多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在大小揭批会上完全可以分辨出，谁是在干真格，而谁只是在逢场作戏。

　　倪豪民这号人，对我总是凶神恶煞。他同金士昂颇为相似，也是小市民家庭出身，早年也被招聘到这个系里来当个辅助人员，为哈奎曾抄抄写写，从中学到业务知识。后来他也和金士昂一齐被当作系里的“贫下中农”吸收入党，而且还当上了助教，最后和我大体在同一时期升上了讲师的职位。他为人心胸狭隘，平时说话尖酸刻薄。自从我遭灾后，他的态度与前迥然不同。一次开所谓“揭批小会”时他作为组长冲着我乱吼，责问我为什么不交代某一个所谓问题。我当场回敬他一句：“您说，真的会有那事儿吗？”。他装着勃然大怒，骂道：“混蛋！你敢说没有？”。我慢条斯理地再回敬他一句：“政治斗争本是严肃的事，你怎么的一张口就骂粗话，啊？”。他气急败坏地吼道：“我就骂你混蛋怎么着？！你他妈的什么东西，还挣八十九块五呢！”。八十九块五是我这一级讲师的薪水，也许因为他的薪水比我略低，早就不服气。居然从他的咀里吐出这种低级话，真是太不成体统了。可惜他全没意识到他这下子可是太丢人现眼了。这时，坐在他边上的副组长朱玉燕偷偷扯他的衣襟，要他别再瞎乱吼。因为这个狂士一下子在精神上打了败仗，使得揭批会草草收场。

　　我的专案组组长汪卫金是文革前一年毕业留系的助教。那时候，中苏骂战正酣，国内的阶级斗争气氛越增越浓。北京市委决定在高校突击发展一批学生党员，于是汪卫金毕业前便被王大桁发展了，打那时起他对王大桁就十分敬仰，也更加滋长了他自己的骄傲自大感，俨然自以为是个“天之骄子”了。文革中汪自然紧跟“两王”，后来更成了“两王”的马前卒。

　　汪平时对我恶言恶语自不待言。在一次小组会上,他死劲逼迫我“交代罪行”。我说我写的“交代材料”没有半点儿水分，没有隐瞒，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想编造什么去加害于他人，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的。这下子，汪卫金逮着我说的“良心”一词，反讥说：“良心一斤能值多少钱？”。因为我肆意顶撞他们这些炙手可热握大权的“英雄好汉”们,他便斥责我:“你现在是对无产阶级专政非常不满！”。我心想，他说这话当然自认为是“无产阶级”，而我便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派”了。他们早就在不折不扣地专我的政，只要我对他们不满，就等于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按照一贯教导，对敌人实行“专政”，就不应讲什么“仁慈”，而是“一点民主不给，半点民主也不给”；对敌人当然也不能讲什么“良心”，甚至在他们自己的日常语汇中根本没有“良心”一词，而只有资产阶级才会讲“良心”。他们自己只承认有“阶级心”，不承认人有“良知”和“良心”。

　　那时候，某些人的心态、逻辑、语言就是那么霸气和恬不知耻。但是另一些人的态度就迥然不同,这些人多半是在这场运动中的被污辱和被伤害者。

　　申知韵、鲁之浩、哈奎曾这些老先生们，自从我开始倒霉之后，他们为了避嫌，当众很少和我说话。在会上他们也跟在别人后面，向我提出一些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问题，或者有气无力地跟着人冲我喊几声口号。我却心里明白。他们不这样应付一下，自己能交代得过去吗？当文革初期他们倒霉的那阵子，我不也是被迫这样对待他们吗？

　　一天，汪卫金分配我和鲁之浩两人往山下菜园里运送土杂肥。装好满满一部独轮车后，我把着车辕，年龄比我大十来岁的鲁之浩拉着纤绳帮我往前拽。我不小心把车子推到一个小土包上。我一向性子急，还想拼命往前推，但怎的也推不过去。鲁之浩转过身来以“长者式”的责备冲着我说：“嗨！我看你这个人就是一头愣，偏要去碰这块大疙瘩。你就不会拐个弯躲着它点，总是要自找苦吃”。

　　从他的“总是”两个字中，我听出他话中有话。那是在告诫我不要硬碰硬，不要去和那些家伙吵。文革后期，我和鲁之浩谈心时，他提到一件事竟使我感到相当意外：那是军宣队进校初期，我还被当做“革命教师”和S2班的同学一块儿去Ｚ县分校参加运动，实际上是让我们去介入分校的两派斗争。那时，鲁之浩作为“特嫌分子”发配在分校劳动改造，跟我们恰好住在同一个大教室里。他睡在靠门口旮旯里的一张双层学生床的下层，上层堆放着行李杂物。我和学生们睡在靠里面的一排床上。当时大家整天嘻嘻哈哈，可谁也不想和他这个“孤老头”说话，就连招呼也不和他打，为的只是避嫌。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被勒令回校部报到去了。几天后，我收到他托人从校部捎来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老辛，我匆忙回校拉下枕头，可不可以在回校部时帮我带回来。可以的话，麻烦你到我家交给曾惠雯。谢。鲁5/20于校部”。我当然照办，而且很快忘却了这件芝麻小事。没想到文革后期他对我说：“当时以为你肯定不理我，后来我收到你带回来的枕头，心里很受感动”。这也算是我无意人有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十分微妙。我只是在人家危难之时，对人不歧视，更不落井下石，偶尔还为人家做了一点小事，在人家心坎中却留下如此深刻印象。他后来在田头对我充满同情心的“责备”，也同样给我留下永远的回忆。

　　我被宣布隔离审查之后，个人的自由被全部剥夺。若桦也被禁止与我接触，每月放假只能独自回到南山寨清冷孤寂的家里去。那时专案小组在系核心组的指挥下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行动—“乘胜追击，直捣巢穴”。他们在第一个假日里便指派江简珍和薛媛跟随若桦到南山寨抄家，逼迫她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她们搜查的目标是：来往信件、日记和收音器材。她们甚至异想天开地希望发现我在收音机里藏有某种先进的“发报装置”。我真佩服他们的丰富想象力，可惜一无所获。江和薛两人从我家里拿走一些无关紧要的物件离开南山寨后，迳直奔往Ｇ县中学。

　　尽管薛媛及其丈夫叙越和“两王”们之间充满着权力的矛盾，文革中受到了王大桁们的严重挤压，使他们的地位从文革前的主流派迅速地弱化和边缘化了下来，这种际遇对于这对雄心勃勃的夫妇只不过是他们走向地位和权力顶峰之路上的障碍。所以当面对着我这个一度是他们的老师兼班主任时，他们从内心仍视我为必将被历史淘汰的“另册人物”。从W县那时起，她便在不止一个场合,当众明确指称我为“清理对象”，充满着鄙夷和幸灾乐祸。平时总是给人“温文尔雅”的第一印象的薛媛，参与这次“直捣巢穴”之战，并非什么逢场作戏。此时此刻，薛媛是和“两王”们是站在同一座“炮楼”上的。

　　雪梅来到Ｇ县中学后表现积极，不但学习好，品行也好，又是校篮球队队员，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她向学校提出了入加共青团的申请。县中学的团支部很快就讨论通过雪梅入团，但是中学的团总支在正式批准之前，为了了解雪梅家庭的背景，向我校发来了一封调查函。这下子可让雪梅遭了殃。

　　江和薛两人赶到中学找到校长和书记，向两位校领导人说雪梅的爸爸是我校的“清理对象”，正被隔离审查，问题非常严重，不宜发展他的女儿入团。一个小小的县中学当然不敢不重视来自大学的警告。学校立即取消了雪梅的入团资格，使年青人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接着，江和薛两人还擅自把雪梅叫去进行“个别谈话”，警告她必须和自己的爸爸划清界线，揭发爸爸的问题。她们重点追问她，爸爸是不是常常偷听敌台，散布过什么反动言论。她们以为小孩子是最容易攻破的一个突破口,幻想能从孩子的咀里掏出什么意外的“炮弹”,来对我发动新的一轮攻势,以置我于死地。这充分表明了报复心切的王大桁们,是如何得意洋洋,又是如何急不可奈，在战术上也就采取了“速战速决”的策略。可惜的是他们一切老谋深算都建立在主观愿望和虚妄的臆测之上。他们的向壁虚造无法不步步落空。

　　当在“追查”的战场上得不到所妄想的“战果”时，他们便以“污辱人格”和“劳其体肤”两方面来折磨“猎物”。

　　我被安排去掏大粪。每天到校办公室前的厕所里掏人粪尿，用一对木桶挑到河床对面的菜园里去，其间距离大约有一百来米远，途中要下一个陡坡，那坡非常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泡坡，下了坡之后还要走过一片布满石块的干河床，再趟过一条小溪，才到达菜园。我一天要挑上二、三十挑。陕北的病毒性肝炎蔓延得厉害，天天接触人粪,溅得衣服上、手上都是粪尿，加上生活用水的极端困难，劳动后无法很好洗涤，我被传染上肝炎的机率当然极大。我后来果然得到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这一份“厚礼”--肝炎，后来演变为脂肪肝，折磨了我将近二十年。

　　文化革命给我的第二份“厚礼”是腰腿病。这是过度和不当的重体力劳动造成的腰椎损伤。在我后来赴美前两年,严重的腰腿疼爆发了,几乎走不了路。经两年寻医问药才使症状消失了。但十年后旧病复发,住院开刀,却已落下了严重后遗症。

　　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那一些惯于落井下石的人物，都常常借故对我吆喝责骂，以显示他们与我“划清界线”，立场坚定，嫉恶如仇。

　　我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交上去的交代材料已经一大摞。石沉大海，好像没什么用处，心里甚是纳闷。我想，他们到底在等待我说出什么神秘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