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速戰速決”

　　王大桁們對我采取的戰術是“速戰速決”。不過他壹如既往地深居後臺，甚少親自出面，甚至在“揭批會”上也極少對著我大聲說些什麼。但是，只要他壹吭聲都是蠻有份量的，總是使用壹種帶著強烈威脅的“警告性”話語。

　　所謂“破壞大聯合”的問題以及洪懷安書記是“怒濤”戰鬥隊的“黑後臺”問題，都被當做“冷飯”重新端出來炒。他們向原“怒濤”的成員—駱光華、童玉璇和祖家傑，以及對洪懷安本人壹壹進行壹系列猛烈追查。另方面，他們仍然把揭批的重點放在我這個最大“突破口”的人身上，專案小組三天兩頭地召開小組會對我進行步步緊逼的審問，集中追查所謂參與“五·壹六”陰謀活動這個“要害”問題。王大桁們發動了壹場“全面圍剿”的戰事。

　　專案小組勒令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對他們說，我可以把文革中所見所聞，以及我個人與文革有關的經歷和事件，都既不誇張也不縮小，如實地寫成材料。

　　我心中坦然，因為除了和大家壹起參加全校性活動之外，我個人沒有參與過社會上的鬥爭，他們查不到我有半句反對毛主席或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言論”；只要壹切都能根據事實辦事，不搞栽贓、誣陷，就用不著害怕。但我也意識到，在這場鬥爭中我的處境很糟糕。因為在軍宣隊的支撐下，劉青雲、王大桁們已經控制了整個學校的局面。許多人由於懼怕他們打擊鎮壓，且由於文革中情況極其復雜，誰也不敢隨便替別人打保票。所以肯定也沒有任何人敢對審查我這件事本身提出任何質疑，更不可能為我說半句好話。

　　在我們這個“運動之國”裏，早已有壹條不變的法則。歷來任何壹次自上而下操縱的運動中,群眾只能被運動,只能順著運動操縱者的指揮棒“壹邊倒”。由此造就了壹批投機成性者。他們總是采取墻倒眾人推、落井下石的做法，使被整肅者禍上添災。這也就是歷次政治運動總是傷害許多人的重要原因之壹。

　　盡管如此，在大小揭批會上完全可以分辨出，誰是在幹真格，而誰只是在逢場作戲。

　　倪豪民這號人，對我總是兇神惡煞。他同金士昂頗為相似，也是小市民家庭出身，早年也被招聘到這個系裏來當個輔助人員，為哈奎曾抄抄寫寫，從中學到業務知識。後來他也和金士昂壹齊被當作系裏的“貧下中農”吸收入黨，而且還當上了助教，最後和我大體在同壹時期升上了講師的職位。他為人心胸狹隘，平時說話尖酸刻薄。自從我遭災後，他的態度與前迥然不同。壹次開所謂“揭批小會”時他作為組長沖著我亂吼，責問我為什麼不交代某壹個所謂問題。我當場回敬他壹句：“您說，真的會有那事兒嗎？”。他裝著勃然大怒，罵道：“混蛋！妳敢說沒有？”。我慢條斯理地再回敬他壹句：“政治鬥爭本是嚴肅的事，妳怎麼的壹張口就罵粗話，啊？”。他氣急敗壞地吼道：“我就罵妳混蛋怎麼著？！妳他媽的什麼東西，還掙八十九塊五呢！”。八十九塊五是我這壹級講師的薪水，也許因為他的薪水比我略低，早就不服氣。居然從他的咀裏吐出這種低級話，真是太不成體統了。可惜他全沒意識到他這下子可是太丟人現眼了。這時，坐在他邊上的副組長朱玉燕偷偷扯他的衣襟，要他別再瞎亂吼。因為這個狂士壹下子在精神上打了敗仗，使得揭批會草草收場。

　　我的專案組組長汪衛金是文革前壹年畢業留系的助教。那時候，中蘇罵戰正酣，國內的階級鬥爭氣氛越增越濃。北京市委決定在高校突擊發展壹批學生黨員，於是汪衛金畢業前便被王大桁發展了，打那時起他對王大桁就十分敬仰，也更加滋長了他自己的驕傲自大感，儼然自以為是個“天之驕子”了。文革中汪自然緊跟“兩王”，後來更成了“兩王”的馬前卒。

　　汪平時對我惡言惡語自不待言。在壹次小組會上,他死勁逼迫我“交代罪行”。我說我寫的“交代材料”沒有半點兒水分，沒有隱瞞，既不誇大也不縮小，更不想編造什麼去加害於他人，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良心去做的。這下子，汪衛金逮著我說的“良心”壹詞，反譏說：“良心壹斤能值多少錢？”。因為我肆意頂撞他們這些炙手可熱握大權的“英雄好漢”們,他便斥責我:“妳現在是對無產階級專政非常不滿！”。我心想，他說這話當然自認為是“無產階級”，而我便是“資產階級”，甚至是“反動派”了。他們早就在不折不扣地專我的政，只要我對他們不滿，就等於是對無產階級專政不滿。按照壹貫教導，對敵人實行“專政”，就不應講什麼“仁慈”，而是“壹點民主不給，半點民主也不給”；對敵人當然也不能講什麼“良心”，甚至在他們自己的日常語匯中根本沒有“良心”壹詞，而只有資產階級才會講“良心”。他們自己只承認有“階級心”，不承認人有“良知”和“良心”。

　　那時候，某些人的心態、邏輯、語言就是那麼霸氣和恬不知恥。但是另壹些人的態度就迥然不同,這些人多半是在這場運動中的被汙辱和被傷害者。

　　申知韻、魯之浩、哈奎曾這些老先生們，自從我開始倒黴之後，他們為了避嫌，當眾很少和我說話。在會上他們也跟在別人後面，向我提出壹些不痛不癢、不著邊際的問題，或者有氣無力地跟著人沖我喊幾聲口號。我卻心裏明白。他們不這樣應付壹下，自己能交代得過去嗎？當文革初期他們倒黴的那陣子，我不也是被迫這樣對待他們嗎？

　　壹天，汪衛金分配我和魯之浩兩人往山下菜園裏運送土雜肥。裝好滿滿壹部獨輪車後，我把著車轅，年齡比我大十來歲的魯之浩拉著纖繩幫我往前拽。我不小心把車子推到壹個小土包上。我壹向性子急，還想拼命往前推，但怎的也推不過去。魯之浩轉過身來以“長者式”的責備沖著我說：“嗨！我看妳這個人就是壹頭楞，偏要去碰這塊大疙瘩。妳就不會拐個彎躲著它點，總是要自找苦吃”。

　　從他的“總是”兩個字中，我聽出他話中有話。那是在告誡我不要硬碰硬，不要去和那些家夥吵。文革後期，我和魯之浩談心時，他提到壹件事竟使我感到相當意外：那是軍宣隊進校初期，我還被當做“革命教師”和S2班的同學壹塊兒去Ｚ縣分校參加運動，實際上是讓我們去介入分校的兩派鬥爭。那時，魯之浩作為“特嫌分子”發配在分校勞動改造，跟我們恰好住在同壹個大教室裏。他睡在靠門口旮旯裏的壹張雙層學生床的下層，上層堆放著行李雜物。我和學生們睡在靠裏面的壹排床上。當時大家整天嘻嘻哈哈，可誰也不想和他這個“孤老頭”說話，就連招呼也不和他打，為的只是避嫌。過了壹段時間，他突然被勒令回校部報到去了。幾天後，我收到他托人從校部捎來的壹張小紙條，上面寫著：“老辛，我匆忙回校拉下枕頭，可不可以在回校部時幫我帶回來。可以的話，麻煩妳到我家交給曾惠雯。謝。魯5/20於校部”。我當然照辦，而且很快忘卻了這件芝麻小事。沒想到文革後期他對我說：“當時以為妳肯定不理我，後來我收到妳帶回來的枕頭，心裏很受感動”。這也算是我無意人有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確實十分微妙。我只是在人家危難之時，對人不歧視，更不落井下石，偶爾還為人家做了壹點小事，在人家心坎中卻留下如此深刻印象。他後來在田頭對我充滿同情心的“責備”，也同樣給我留下永遠的回憶。

　　我被宣布隔離審查之後，個人的自由被全部剝奪。若樺也被禁止與我接觸，每月放假只能獨自回到南山寨清冷孤寂的家裏去。那時專案小組在系核心組的指揮下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行動—“乘勝追擊，直搗巢穴”。他們在第壹個假日裏便指派江簡珍和薛媛跟隨若樺到南山寨抄家，逼迫她揭發我的“反革命言行”。她們搜查的目標是：來往信件、日記和收音器材。她們甚至異想天開地希望發現我在收音機裏藏有某種先進的“發報裝置”。我真佩服他們的豐富想象力，可惜壹無所獲。江和薛兩人從我家裏拿走壹些無關緊要的物件離開南山寨後，逕直奔往Ｇ縣中學。

　　盡管薛媛及其丈夫敘越和“兩王”們之間充滿著權力的矛盾，文革中受到了王大桁們的嚴重擠壓，使他們的地位從文革前的主流派迅速地弱化和邊緣化了下來，這種際遇對於這對雄心勃勃的夫婦只不過是他們走向地位和權力頂峰之路上的障礙。所以當面對著我這個壹度是他們的老師兼班主任時，他們從內心仍視我為必將被歷史淘汰的“另冊人物”。從W縣那時起，她便在不止壹個場合,當眾明確指稱我為“清理對象”，充滿著鄙夷和幸災樂禍。平時總是給人“溫文爾雅”的第壹印象的薛媛，參與這次“直搗巢穴”之戰，並非什麼逢場作戲。此時此刻，薛媛是和“兩王”們是站在同壹座“炮樓”上的。

　　雪梅來到Ｇ縣中學後表現積極，不但學習好，品行也好，又是校籃球隊隊員，深得老師們的喜愛。她向學校提出了入加共青團的申請。縣中學的團支部很快就討論通過雪梅入團，但是中學的團總支在正式批準之前，為了了解雪梅家庭的背景，向我校發來了壹封調查函。這下子可讓雪梅遭了殃。

　　江和薛兩人趕到中學找到校長和書記，向兩位校領導人說雪梅的爸爸是我校的“清理對象”，正被隔離審查，問題非常嚴重，不宜發展他的女兒入團。壹個小小的縣中學當然不敢不重視來自大學的警告。學校立即取消了雪梅的入團資格，使年青人的自尊心受到嚴重打擊。接著，江和薛兩人還擅自把雪梅叫去進行“個別談話”，警告她必須和自己的爸爸劃清界線，揭發爸爸的問題。她們重點追問她，爸爸是不是常常偷聽敵臺，散布過什麼反動言論。她們以為小孩子是最容易攻破的壹個突破口,幻想能從孩子的咀裏掏出什麼意外的“炮彈”,來對我發動新的壹輪攻勢,以置我於死地。這充分表明了報復心切的王大桁們,是如何得意洋洋,又是如何急不可奈，在戰術上也就采取了“速戰速決”的策略。可惜的是他們壹切老謀深算都建立在主觀願望和虛妄的臆測之上。他們的向壁虛造無法不步步落空。

　　當在“追查”的戰場上得不到所妄想的“戰果”時，他們便以“汙辱人格”和“勞其體膚”兩方面來折磨“獵物”。

　　我被安排去掏大糞。每天到校辦公室前的廁所裏掏人糞尿，用壹對木桶挑到河床對面的菜園裏去，其間距離大約有壹百來米遠，途中要下壹個陡坡，那坡非常滑，壹不小心就會滑倒泡坡，下了坡之後還要走過壹片布滿石塊的幹河床，再趟過壹條小溪，才到達菜園。我壹天要挑上二、三十挑。陜北的病毒性肝炎蔓延得厲害，天天接觸人糞,濺得衣服上、手上都是糞尿，加上生活用水的極端困難，勞動後無法很好洗滌，我被傳染上肝炎的機率當然極大。我後來果然得到了文化大革命給我的這壹份“厚禮”--肝炎，後來演變為脂肪肝，折磨了我將近二十年。

　　文化革命給我的第二份“厚禮”是腰腿病。這是過度和不當的重體力勞動造成的腰椎損傷。在我後來赴美前兩年,嚴重的腰腿疼爆發了,幾乎走不了路。經兩年尋醫問藥才使癥狀消失了。但十年後舊病復發,住院開刀,卻已落下了嚴重後遺癥。

　　在日常生活和勞動中，那壹些慣於落井下石的人物，都常常借故對我吆喝責罵，以顯示他們與我“劃清界線”，立場堅定，嫉惡如仇。

　　我被隔離審查了幾個月，交上去的交代材料已經壹大摞。石沈大海，好像沒什麼用處，心裏甚是納悶。我想，他們到底在等待我說出什麼神秘的東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