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领袖弃孤”

　　校“批清办”把原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尤敏杰押交Ｈ系关押看管。可能是看中了Ｈ系地处一隅，可以避免“五·一六”分子们互相窥见到对方的处境进而揣测风向，给他们造成一种迷离难测的假象，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校头头们看中了“两王”和他们手下一帮子人的“杆儿劲”。

　　校专案组指派孙蔚平负责监视了解尤敏杰的日常行为、思想，催逼他写交代材料，与校专案组保持日常联络等工作。系核心组则指派原来在分校当保卫的工人老崔看守尤敏杰。

　　老崔是个少文化的粗人。他只能看管尤的生活和劳动，纯粹就是一个“看监卒子”角色。一到夜晚，他便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去睡大觉，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去了。所以实际上只有孙蔚平和尤敏杰两人同住在一孔窑洞里。它坐落在东山头上一排窑洞的最尽头，隔壁就是牲口棚，喂着给戴士铎拉水车的一头毛驴。

　　孙蔚平也是文革前留系当助教的毕业生，工人家庭出身，党员，为人正直爽快。文革初期因瞧不惯“两王”们抛撒档案、打击一大片的跋扈行径和攫取系总支权力的勃勃野心，竟也来参加“怒涛”战斗队，甘做一名普通成员。光是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勇气。军宣队进校后，“怒涛”的人员多数挨了整，孙因家庭出身好暂时幸免于麻烦。一年前开始抓“五·一六”时，校专案组因缺少人手，看中了孙蔚平，调他去做尤敏杰的“外调”工作，所以在校里多日不见孙的身影。全校迁进清水沟后，尤敏杰被从Ｚ县分校押送来陕北，孙也跟随“专案组”来到沟里负责看管尤敏杰。孙蔚平的妻子原是他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某科研单位工作，因不愿舍弃北京户口，所以孙只身来陕北落户。

　　尤敏杰押到Ｈ系后，系核心组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在食堂里召开了一次全系批斗大会。我也被特意叫去会场中和群众坐在一起，目的是让我受受“教育”。

　　被实行隔离的，全系也就是尤和我两人。其他被立了专案的人都没被隔离。比如张英榜，其专案也由学校交给了系里，专案小组马马虎虎地给他开过一次小会，批判他的所谓“软磨硬抗”，不好好交代问题的“恶劣态度”。主持人阎久胜虽然严词厉色，但做作地命令他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变节”问题。与会群众事前从阎的简略介绍中所知不多，也跟着当了一番“阿斗”，喊喊口号，助助声势而已。生活上对张没多少限制，寒假还放他回北京家里过了十来天旧历新年。可见，这是一桩拖泥带水、半死不活的“胡子专案”。王大桁们的真正兴趣还在其政治对手尤敏杰身上。

　　至于申知韵、陶善舟、鲁之浩、刘卜舟...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带着各自各种各样、真真假假“历史问题”的老知识分子们，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批判和管制劳动，都先后基本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早已被置于屈身辱志的卑下地位，王大桁们可以随时随意宰割他们。因此，他们平时也就只能龟缩到角落里去，尽量避开惹祸添灾的事儿，更谈不上有多少政治能量，丝毫危及不到王大桁们的权位。所以王大桁们对这些人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

　　对于我这个人，他们不可能看成什么强大对手。事后我才明白，由于当时全校“五·一六”专案难于进展，刘青云、王大桁们开始企图从一些次要人物身上打开缺口，虽然他们始终拿不准从我这样的人身上是否能搞出什么耸人听闻的东西。不过，他们也十分记恨于我文革初期竟胆敢和他们这些“根红苗正”之辈较量了一番。所以他们这回非逮住机会“杀”我这只“鸡”不可，否则便无法“教训”一下系里像骆光华、童玉璇、祖家杰......这一群“猴儿”们。按照其逻辑推理，只要把我们这些不驯之徒镇住，作为“黑后台”的洪怀安也就不可能再妄想上台“复辟”了。他们深信，如果真的让系里大大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选择领导人的话，这些人宁可选择洪怀安而决不会选择他们。

　　尤敏杰那一帮子人才称得上强大对手。刘青云、王大桁深感若不以“追穷寇”的精神把这帮子人彻底打垮下去，置他们于万劫不复的死地，一旦被他们翻转了过来，整个大学就可能不再是刘、王们的天下了。对此，他们心里异常明白，所以在这场持久战中他们显得焦躁万分。

　　王大桁以胜利者的心情和姿态参加批斗尤敏杰的大会。他等大伙儿在会场上坐定之后，亲自向群众交代了几句，主要是说尤敏杰至今还极其不老实，嚣张得很，所以今天这个大会一定要把尤的反革命气焰轰下去。

　　说完这些话之后，他大喊一声：“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尤敏杰带上来！”这时候有人迅速走出去，奔向了关押着尤的窑洞。不一会儿，穿着大皮靴的工人老崔把身着蓝色旧棉袄的一个小个子押来到会场中间来,用左手抓住他的左上臂，又用另一只手死劲地把他的头往下压低。这小个子不服地把头一扬，老崔随即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喝道：“老实点!”。小个子似乎觉得拗不过他,于是只好服从地低下头来。

　　王大桁把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看成是一只原来异常凶猛的“猛兽”。他们面对着这只已经“锁在笼子里的猎物”，时而发出咬牙切齿的冷笑声，时而吼出充满挖苦嘲笑语言的咒骂声。由王之渊、汪卫金等人按事前准备好的程序和内容猛烈提问，要他立即当众交代。

　　小个子尤敏杰一言不发。

　　“交代！”、“老实交代！”、“你不交代，没有好下场！”……从会场各个角里落传来了江简珍、易彤才、梁瑜等人的吼叫声。

　　尤敏杰仍然不吱声。会场上气氛十分尴尬。

　　“五·一六分子尤敏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八股式的口号声像排炮似的，火力很猛。带领呼喊口号的是汪卫金，他特意走到尤的面前挥舞着拳头。这时尤把眼皮往上一翻，瞪了他一眼，眼神里似乎说:瞧你这股狂劲儿,敢情现在是你们占优势……

　　这种热攻对冷抗的局面不可能维持太久，批斗会不到一个小时就只好在一片口号声中宣告结束了。这是一场轻敌而无获的批斗会。若是按照经典的军事术语--“不打无准备之战”来推测，王大桁们起码暂时没有谋到“降魔”之法。之后很长时间没再开批斗会。

　　每天只能看见尤敏杰偶然从他住的窑洞里出到门口来，从容地在脸盆里洗衣服或者铲煤块进屋里去添炉子，或者倒腾点什么生活小事儿。每天三顿饭都是孙蔚平替他从食堂里打回到窑洞里给他去吃，他是被严格禁止离开窑洞和任何人接触的。

　　为了避嫌，我平时尽量地不往那一头走过去。

　　一切平静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一天吃午饭时，易彤才看见孙蔚平来食堂打两份饭,便对着他大声说:“你们把那家伙养了起来啦？连三顿饭都要给他端到咀边去，太便宜他了！还不让他干活儿?!”

　　“校批清办规定，要严防他和有问题的人接触，你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孙蔚平苦笑着说。

　　“梁瑜!叫那小子给食堂挑水，别让他闲着!”易彤才眉飞色舞地冲着食堂主任梁瑜喊道。他专挑大庭广众的场合来表演“出谋献计”，显然是有意让王大桁在他的功劳簿上记下一笔。

　　正在排队打饭的教工们都歪过脑袋去看着易彤才那眉飞色舞的样子，赞赏的、鄙夷的、冷漠的，各种神情都有。

　　“对！”跟着帮腔的是汪卫金。哪里有热闹准少不了这位老兄。打从到沟里来之后，他终日不是故意骂骂咧咧，就是说些酸不溜丢的话，显得很得意忘形。他转过身子来冲着在他身后的王大桁大声说道，“????！老子天天干活扛大锄，尤敏杰这小子却天天在吃闲饭，还得孙蔚平给他端去。你看把他喂得娇娇嫩嫩的。老王头！你们核心组是不是犯右倾啦,嗯？雷峰同志说:‘对同志要像春天一般的温暖，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你咋看？是不是阶级爱憎被狗给叼了！”

　　汪卫金对他的“老大”的献媚可谓高明极了，他巧妙地采用了类似男女之间打情骂俏的方式来博得“老大”的赏识。

　　王大桁皮笑肉不笑地回敬道:“好,好，就你学得好！你是咱全校的学雷峰标兵。怎么人家老易不提，你也没先提呀？我这核心组让你来当好了，你????还不是事后诸葛亮，光耍嘴皮子。”

　　“我算得了个啥，能跟您比吗？这山头上您是大统帅，我还不是小兵一个，什么事儿还不得请示您？我怎么敢篡您的大权？再说，我有那能耐吗？您是不是太‘过奖’我啦？您说我是事后诸葛亮，前几天，班长会上我早已提出要安排那小子干活儿，您忘啦？敢情您贵人多忘事儿啊！”汪卫金油嘴滑舌，一句一个“您”，十足一个京油片子。

　　“行！我赞成！”梁瑜终于发话了，满口山东话，“嗨！老王头儿，从明儿起就让那小子给我们食堂从山下挑水儿，每天挑十挑儿，咋样？这事儿就交给我好了，怎么的？难道连他自己的生活用水儿，都要靠老戴用毛驴儿车给他拉上来用吗？太便宜他这小子啦!”。又是另一种风格:山东鲁汉的粗声瓮气加上飞扬跋扈的悍劲儿。

　　果然从第二天起，每天上午吃过早饭，食堂里其他人都散了后，尤敏杰就到食堂向梁瑜报到，领了水桶和扁担下山去了。工人老崔站在山头上，老远地盯着尤的行动。

　　沿着专修的车道下山,大约二百米到了尽头,与山下大道相连接。那里有个平顶的小山包，四周矗立着一圈两米来高的围墙，里面原是劳改场监禁死囚的地方。小山包的北侧底下有一口水井，水质良好，当地人把这类井叫做“甜水井”，相反的叫做“苦水井”，说是喝了苦水会得克山病的。站在山头上的老崔可以隐隐忽忽监看到尤在井台上打水的动作，而山下有一条大道通向我们上山打柴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朝那里去。学校里凡是被隔离审查的“五·一六分子”或被怀疑有牵连的人(我就是后者)，出来劳动或干事儿时都必定有专人跟随监视，所以老崔满可以放心不会发生尤和别人“串供”的事，免得劳累他自己跟着那小子上上下下地走。

　　两只大木桶装满水时约有五十公斤重。挑着长桶绳的一对水桶，一摇二晃艰难地往山上走时，尤敏杰的身影显得更加矮小。肩上的重压使他那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变得更加黝黑和愁云满布。

　　早就流传说，尤已经染上了病毒性肝炎，难怪他的脸色那么苍白憔悴。让肝炎病人干重体力劳动，加上不保证给予应有的治疗，只能使病情迁延下去。二十年之后我和这位当年的“阶下囚”的一席谈话中，才知道他文革结束后几年才获得自由，恢复了教师职务。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他不久前晋升为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是肝炎病仍然折磨着他，使他长期处于病休和工作相交替的状态。

　　在这堂堂的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群当中，居然也有那么一些人乐此不疲地用野蛮的人格污辱和肉体的折磨，去取代被他们冠冕堂皇地宣称的所谓“政治斗争”。这些人对被他们任意设定的“阶级敌人”施予了“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

　　大约过了两个月。系核心组突然召集全系教工开会。

　　会上，王大桁用阴阴冷冷的音调向大家宣布：“尤敏杰这家伙近来嚣张得很，大耍花招儿。叫他写交代材料，两三个月一字儿不写。可是最近突然写了一些诬蔑攻击伟大领袖的东西”。

　　他究竟写了些什么“诬蔑、攻击”的东西？大家的脸上掩饰不住惊恐和好奇心相混合的表情。这是否预感着将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大家屏着气等待着听王大桁往下说。

　　王大桁并没有往下多说什么，他没想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不可以说出具体内容。说出来本身就是‘恶毒攻击’”王大桁神秘兮兮地说，“核心组决定，我们系明天早八点，准时来食堂里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尤敏杰的大会。大家必须怀着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参加这场保卫毛主席的战斗，把尤敏杰这个阴险凶恶的敌人斗倒斗臭！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会场纪律，呼喊口号时要服从指挥，不要被敌人钻了我们的空子。尤其是那些自己也有问题的人，现在让你们也参加批斗会，可别以为自己已经没事儿了，要知道你们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向群众交代清楚。现在是给你们一个机会，看你们是否能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老老实实地从中接受教育，将功赎罪，重新做人！”。后面半句话无疑是对着我说的。

　　我坐在角落里，不动声色，心里早就明白得很，他们暂时还没有准备好对我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何况对他们来说，我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大名鼎鼎的尤敏杰。这个空空洞洞的动员大会散会前，王大桁宣布分班开小会，议题是明天如何开好批斗会，汪卫金通知我也去参加预备小会。

　　小会开始，大家面面相觑地沉默着，脸上露出狐疑。

　　过了两三分钟，骆光华突然向班长阎久胜发问：“到底尤敏杰写了什么攻击、诬蔑伟大领袖的材料？能不能告诉大家？如果不好明着告诉大家，可不可以…嗯，暗示一下大概是属于什么方面、那一类内容？谩骂？歪曲？还是什么样的人身攻击？造谣中伤？否则怎么叫大家去批斗他呢？”

　　骆光华时不时显露出一种书呆子型的幽默。他习惯于使用显得既巧也拙的话语，令人感到滑稽和哭笑不得。我欣赏他那颇带玩世不恭味道的幽默。在这种特定场景下，它纾缓着人们对身处逆境时所感受到的苦涩味。

　　“骆光华！你怎么可以这样提问题？这说明你对核心组不信任。我们每个人只有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感情，才能对阶级敌人产生无比的憎恨。你却还在想到底尤敏杰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表面上你好像挺公正客观，可你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你好好回顾一下文化革命以来自己站到哪一边去了…”阎久胜显然被骆光华的一席话惹恼了，但是他除了使用他们惯用的霸道话语之外，说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他把原来就很细长的脖子撑得更长，还死劲翘着双唇，从咀里飞出了一连串“帽子”，劈头盖脑，企图以帽压人。

　　骆光华睁大着眼睛，准备反驳。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时不时也挨受批判的不利地位，只好努力压抑自己的激动情绪。

　　“这谈不上什么信不信任，也谈不上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我也是希望开好批斗会嘛，否则核心组干嘛叫大家先开班会讨论呢？”骆光华显得有点嗫嚅。

　　他大概没想到他的学究逻辑和王大桁们的霸道逻辑之间的巨大区别。王大桁们名义上叫大家讨论，实际上在逼迫大家表态拥护，然后驱使大家跟着他的指挥棒去冲。他们脑子里怎么可能有民主讨论的丝毫意念呢？骆光华的那种提问尽管十分克制也会被认为有“桀骜不驯”之嫌。

　　“核心组早已讲得很清楚，任何人不得在公开场合下散播尤敏杰写的极端反动的内容”阎久胜似乎意识到有点不能自圆其说，只好压低嗓门儿带着断断续续的低声说话，显得更加神秘，“我现在…可以向大伙儿稍稍多交一点儿底：尤敏杰这家伙很坏！他在材料中…写他是主席…早年在上海…遗失的…小儿子。嗯！再多了我也不能说啦，你们也别问啦…当然这事情本身也确实不好核实。但据校批清办判断，这很可能是他耍的一个花招，所以决定让我们开会批斗他。一开始给他来个下马威，先给他扣一个‘现行’的帽子，估计他一懵了就会不攻自破。所以明天这个会特别关键，一开始我们只能猛烈轰他的态度，千万别提他写的具体内容。只让他知道他又犯下一条罪行,这回可是一桩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这时会场中有人窃窃私语。我隐约听到，坐在我旁边的曾惠文对着祖家杰的耳朵低声说：“喂你说，这事会是真的？尤敏杰那家伙是上海人哦!”。祖家杰回应说:“鬼才知道！简直是传奇小说”。

　　阎久胜算是完成了对班上的“战斗前”布置。

　　次日一清早食堂里墙上贴满标语：“尤敏杰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该万死！”、“机关算尽，死路一条！”、“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老实认罪是唯一出路！”……

　　工人老崔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又一次把瘦小的尤敏杰连推带搡地押到批斗会场上来，让他低着头站在全系教工面前，还在他的后脑勺拍了两巴掌。

　　梁瑜瓮声瓮气地带领大家呼喊墙上贴的那些口号。

　　“尤敏杰！交代自己的罪行！”汪卫金扯着嗓门儿接着吼。

　　“什么罪行？”尤故作镇静地回答。

　　“装蒜！交代－你－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汪卫金几乎一字一顿地大声喊着。

　　“……”

　　好一阵沉默。

　　“你为什么要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知道那是什么罪行？你想过没有？”王大桁按奈不住，亲自上阵了。

　　“我丝毫没有攻击毛主席”尤敏杰显得很镇静似的。

　　“没有？你最近写的是交代材料吗？你很自作聪明啊！”。

　　“那怎么是攻击？”

　　“你怎么解释那不是攻击？”。

　　“我写的都是事实。你们完全可以去调查，我确实是……”

　　“住嘴！不许你胡说八道！你还胆敢当众继续放毒？”王大桁马上阻止尤再说下去。

　　梁瑜又带领大家呼口号：“尤敏杰胆敢继续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加一等！”、“尤敏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批斗会僵住了。

　　王大桁只好宣布休会，命令老崔：“把他押下去！”

　　二十年后，狡黠的尤敏杰对我说:“你知道那时他们怎样斗我吗？两年中，一直对我搞逼、供、信，搞疲劳轰炸，我实在受不了啦。所以我瞎编了我是伟大领袖失落的小儿子的故事，我知道他们肯定无法落实，我用这方法消耗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小小的东山头上演了一场滑稽闹剧。导演却是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