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排除異己

　　後來研究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因的境外學者們，大體持有兩種觀點。壹種是權力爭鬥；另壹種是意識形態的沖突。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很難把兩者徹底分開。我們幾十年的經歷和見聞證明，歷次上層的鬥爭無不以學說、主義、思想、理論、路線、政策等作為其外殼，而參與鬥爭的雙方則無不宣稱自己是正確理念的真正或正統的代表,他們的最終口號只有壹個,就是要“把權力掌握在真正的馬列主義者手裏”,上層如此,基層也加以效法。文化大革命只不過是把這個爭鬥的公式發展和推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罷了。就當時而言，全國如此，清水溝如此，東山頭上也是如此，概莫能外。

　　 如果在此剖析壹下王大桁的心態對理解文革鬥爭絕非毫無價值。王大桁不時向其同夥們吹噓自己教育子女的方針是“馬列主義加拳頭”。很難說，王當時是否已經知道所謂“馬列主義加秦始皇”的名言而加以仿效。不過，他顯然自認為天生“馬列傳人”，自我感覺實在無法再好，但為要實行他的“主義”，必須運用其為父所特具之權力對不聽從的子女（當然隨時可延伸至他人）施以“拳頭”――即暴力懲治和鎮壓。王大桁並不知道他慣用的是壹種“痞子話語”！

　　自從“抓五·壹六”運動開始之後，原革委會副主任華新明實際上逐漸被置於靠邊站的境況之中,他是原系革委成立時“結合”的幹部(正因文革前他是非脫產的系黨總支委員),這壹身份的雙重性無法不使他在這猛烈的“清查”運動中涉嫌。既然他曾經身為系革委會副主任,他和他的上級們,那些現在被隔離審查的原校革委會“壞頭頭”們，總是多少有過各種工作、會議、活動上的聯系，而與那些已經分配出校的本系學生中的“壞頭頭”們，也總有可提供把柄的關系。後者在這場全國性的清查運動中，多數人很可能在各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追究。廣泛開展的內查外調，加上各種各樣的指供、逼供、誘供的出現，把案情越攪越亂。這就使華新明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對於王大桁個人來講，原系黨總支書記洪懷安已經被“群眾”揪下了臺，而且洪早已被定性為“犯嚴重路線錯誤的幹部”，加上洪懷安的富農家庭出身，他要東山再起官復原職可以算定似乎無望。王大桁心中的壹塊大心病是華新明這個人。王意識到華新明才是他進壹步攫取系壹級權力的重要路障，因為華新明在群眾中的形象和威望要比王大桁好，特別是壹些中老年教師更視王大桁為惡煞兇神。王大桁處心積慮地想把這塊絆腳石搬掉。

　　七十年代的第壹年仍是世事紛繁的壹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召開了歷時三個半月的馬拉松式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最後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所謂“兩個估計”:1、解放後十七年來高等院校中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2.大多數教師和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所以要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即所謂“上、管、改”。

　　報上發布了會議紀要，使我們大學裏的由“根紅苗正”者們構成的壹個十分特殊的階層更加合法化。他們更加揚眉吐氣，更加不可壹世，更加大有叱咤風雲之勢。

　　八月間，系核心組的全部頭頭加上軍宣隊李銀柱都突然從東山頭上消失了。處於被隔離審查中的我，到明白事態的每個重大發展總要滯後於壹般教工。後來我從鄒仲牟和戴士鐸的言談之中聞知，全校的各級頭頭腦腦人物都被叫到西安市開會去了。看來那會壹定異常重要，但是具體情況壹般群眾都不知道。

　　頭頭腦腦們離開了，系的領導工作交給了以閻久勝為首的幾個班長代管。開全系大會時，閻久勝洋洋自得地自稱是“代理核心組組長”。他向全體教工說話時伸長著細脖子，使那喉結更鼓得出奇。他死勁地翹著咀唇，扯著嗓門兒說：“我們核心組……”其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誰知道是早就研究布置好的，還是閻久勝自個兒的別出心裁。“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導演並親自參與演出了壹出令人瞠目咋舌的恐怖劇。

　　那是壹天夜間，大約十壹點鐘。我剛服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正要迷迷糊糊入睡時，突然聽到易彤才在窗口喊：“戴士鐸、鄒仲牟！到辦公室那間窯洞開會，快！”戴、鄒兩人哪敢怠慢，壹咕嚕從被窩裏爬了出來，穿好衣服奔到“炮樓”裏開會去了。

　　過了十來分鐘光景，從“炮樓”那壹頭傳來了口號聲。因為人聲嘈雜，壹下子辨不清他們喊的是什麼。接下去才聽到閻久勝的尖聲叫喊。

　　“妳交不交代？！”

　　“……”聽不清楚對方的聲音。

　　“事到臨頭了，妳還想隱瞞？”又是閻的吼聲。

　　“……”

　　“孫蔚平！妳是現行反革命！”閻吼道，這回我可聽得很清楚了。

　　我大吃壹驚。怎麼會是孫蔚平？他不是還看管著“五·壹六分子”尤敏傑嗎？怪！

　　我壹點睡意也沒有了。

　　“現行反革命孫蔚平，不投降就教他滅亡！”眾人跟在閻久勝後面齊聲喊的公式化口號的聲浪從“炮樓”裏沖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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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嘈雜的喊叫聲再也辨不清內容。

　　壹個多鐘頭之後，戴和鄒回到了窯洞裏。

　　半響的沈默。

　　“荒誕不經，神鬼莫測。”鄒仲牟終於吐出了這幾個字。

　　“老鄒，妳那樣子長得挺像福爾摩斯。閻久勝要是請妳來破這案就好了。”戴“事多”不放過任何可以打趣的機會。

　　“去他媽的屁!我要是福爾摩斯的話就好了,我就不用在這個鬼地方遭罪了!”老鄒被戴“事多”激怒了，連紳士的風度也不顧，壹張咀就是“國罵”，“我告訴妳！就是請福爾摩斯來也探不了這種鬼案子。誰知道他們那些人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昨天人家還是響鐺鐺的‘革命左派’，今天立刻變成了階下囚、反革命。真像變戲法壹樣。”

　　“這下子把老孫也當反革命給隔離起來了，那尤敏傑誰來管？”戴“事多”顯然是在瞎操心。

　　“妳操他媽的這個閑心幹什麼？尤敏傑遲早也會沒事兒！妳瞧著罷！”鄒認真地說。

　　“我要是告妳壹狀，妳馬上就得跟老孫壹樣！”戴警告說。

　　“妳告我，我不會告妳嗎？”鄒反唇相譏。

　　“算啦算啦！幾點啦，咱們倆還在鬥咀，趕快睡罷，明兒壹早我還得出車拉水呢！”戴“事多”打出免戰牌，壓低嗓門說，“餵！我們是不是說得太多啦？裏邊那位，誰曉得這會兒是睡著還是醒著的。”

　　牲口棚旁邊的窯洞裏，剩下了尤敏傑壹個人。第二天工人老崔走過來瞧了瞧，什麼話也沒說就走掉了。以後壹切還是老樣子，每天只見老崔來瞅壹兩次。看來尤敏傑由他壹人看管了，甚至也允許尤自個兒走到食堂裏去打飯。尤敏傑平時總顯得很老實，什麼出格的事都沒有做。那夥人也不隨便找他的麻煩。壹切都恢復了平靜。

　　若幹年後我才知道，那時的說法是出現了壹個全國性“階級鬥爭新動向”：“五·壹六分子”鉆進了“五·壹六專案組”！

　　文革期間，某些人全身的神經總是處於高度警戒狀態，只要風壹吹，就會覺得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絲毫也不為怪。孫蔚平被認為就是鉆進了“五·壹六”專案組的“五·壹六分子”。前段，孫只因出身好才選進了專案組，但終於難逃厄運。說實在，王大桁們怎信得過曾經是“怒濤”成員的孫蔚平呢？

　　孫蔚平也從東山頭上消失了，下落不明。

　　八十年代初,我到風景如畫的Z市出席部裏召開的壹個科研工作會議。我是以重點項目主持人的身份去參加的，而孫蔚平則是代表申知韻老教授來參加會議的。那時他作為申的助手協助申開展壹個項目的研究工作。自從我赴美之後，我和孫已經好幾年沒見面了，所以這回意外地見面時特別高興，何況我們有壹段清水溝的共同經歷呢。

　　“妳知不知道閻久勝犯錯誤了嗎？”他眉間閃爍著興高采烈的神情。

　　“只是聽說，具體不太清楚。”我答。

　　“咱們學校回京復辦以後，閻久勝被調到教務處工作，那時妳大概已經南調了罷？後來他居然還能當上個處長。壹回，他這個有婦之夫到Ｈ省出差，還帶了壹個年輕的女職員壹起去。壹天夜裏，就在當地旅館裏，他們雙雙被派出所的警察堵在被窩裏……回校後他的處長職務被撤掉，降職調到另壹個單位去了。太好了，他也有今天！”他毫不掩飾他地幸災樂禍。

　　那年，孫蔚平出事後從東山頭上消失不久，王大桁壹夥人便從西安回到了清水溝裏。

　　清查運動加緊進行，“炮樓”天天關起門來開會。進出的人顯得神情緊張嚴肅。消息封鎖得很緊，風聲壹點不露。

　　其時，範玉婉、華新明的妻子，拉長著黑臉，開始說些酸不溜丟的話。聞得出來，大概是華新明也出事了。

　　人們私底下傳著，王大桁們連續開會要華新明講清楚他在原革委會任職期間的問題，還要他主動交代自己和揭發別人。

　　不過這壹切被壹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打斷了。

　　“九·壹三事件”傳到清水溝裏時已是秋涼季節。我那時候是被剝奪了起碼政治權利的人，壹切都只能是事後好久才知道的。

　　據參加過當時在校“禮堂”(壹座大飯廳)裏聽章“第壹把手”傳達這事件的駱光華後來回憶說，當時聽了傳達簡直是“目瞪口呆”，不敢置信。

　　林彪在溫都爾漢折戟沈沙像震天駭地的原子彈爆炸，之後帶來了神州大地暫時壹片沈寂。

　　壹切都亂了套了。整人的人心中壹時沒了主意：往下怎麼辦？等待指示。挨整的人(紙包不住火，大概除了尤敏傑壹類人之外，那時先後都知道了)，先是吃驚不小，隨後是不知是兇是吉。總之著急也沒用，靜觀事態發展好了。我當時就是處於後面壹種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