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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迷惘:壹個早期歸僑學子的神州紀事(25)

辛北


  二十五、再見陜北

  Y大學座落在宛延曲折的延河岸邊。沿河岸有壹條林蔭道,兩旁聳立著挺拔的大葉楊樹,不遠處有壹座樸素的鋼筋水泥橋,那是和著名的寶塔山下的延河橋遙遙相對的另壹座橋梁,它通往遠處壹些領袖舊居景點。這所大學的誕生多半首先是為了點綴這個革命聖地,實際上它只是壹所中小型簡陋的多科學校。當上頭決定將它和從首都遷來的壹所大學合並時,這壹決定至少不會受到校方的反對和抵制,也許是因這將意味著更多得多的經費來源和更大得多的名氣。更重要的是,只要“無產階級司令部”作出的決定,誰也不敢違抗。

  我和若樺把家遷來Y大學,被指定安在多層窯洞式校舍第二層的壹間窯洞裏。這些窯洞式房子是順著山坡成排地修建的,外墻用灰色磚塊砌了起來,嵌有帶拱頂的門和窗,房頂上填上厚厚的壹層土,因為年久上面長了野草和小灌木。

  老戴和我們壹起遷來Y大學,住在壹座兩層樓的空教室裏,老鄒則被特許回上海治病去了。旁邊就是中文系所在地,時不時傳來工農兵學員們用純正的陜北腔朗誦毛主席詩詞的朗朗聲,聽起來甚是滑稽。老戴來後不久便回京探親兩周。他剛走不久,走廊墻上忽然貼滿了批判大字報,矛頭對著壹個不知名的B大學教師,譴責他是個“抗拒改造的臭知識分子”。那是 Y校“語文班”學生貼出來的。他們從字簍裏拾到壹頁殘稿,上面寫著壹首文言詩:

  “插柳成蔭倚山立,窯洞頂端繞長廊。面對聖地楊家嶺,南鄰中央大禮堂。門前絕似“西北望”(1),工余小立頓思鄉。三餐調味鹽、椒、醋,如廁須防頂心涼(2)。吾雖居此僅月半,酸鹹苦辣盡得嘗”。[註](1)老校附近風景;(2)水箱滴漏頭上。

  我趕緊往他家發信,告誡他回來時要小心。但他回來後裝著若無其事,居然對我也只字不提此事。幾年前,他把這首玩世不恭的歪詩收入他的《不自慚集》寄來送我。老戴雖從事體育,古文功底甚厚,擅長詩詞,且寫得壹手好字。

  我在溝裏染上了肝炎,所以到市醫院去檢查化驗。醫院門診部裏,墻上汙跡斑斑,顯然多年來都沒粉刷過,走廊裏停放著壹輛人力板車,上面鋪著臟兮兮的被褥,那是當地農民送病人來這裏就診的。這樣的醫院使人感到壹走進來就好像添了幾分病似的。檢驗結果雖已正常,可是癥狀依然很明顯:沒胃口和肝區隱隱作痛。

  食堂賣的酸饃饃很倒胃口,我們只好在煤油爐上用油鍋煎來吃。好在當地的雞蛋很便宜,我和若樺兩人常站在橋頭上,等待上午從橋那邊走過來的鄉下姑娘,她們有時胳膊上挽著小籃子,裏面裝滿了新鮮雞蛋,壹塊錢可以買到十二、三個。那裏的居民極少會吃魚,也不大吃豬內臟,所以豬肝、豬心都很便宜,牛肉也比北京便宜得多。居民不吃魚是我總結的延安地區“三怪”之壹。那“三怪”就是:(1)貓不認魚(主人不食,貓焉知魚為何物);(2)狗吃“棒子”(田裏的玉米成熟時,餓狗成群搶吃,生產隊規定見之格殺勿論);(3)男人打毛衣(延安市街邊隨處可見男人蹲著打毛衣)。

  由於在溝裏壹年多的日子裏嚴重缺乏營養,勞動又重,我們都消瘦了許多,加上我染上肝炎,更需要補充營養,所以把心思都放在吃食上頭,那時不懂得也管不了什麼膽固醇了。

  我倆開始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騎著自行車到處遊逛,把聖地的各處景點都遊遍了。市內只有壹間電影院,規模還不小,但秩序和衛生太差了。雖然文革中整個國家沒有生產什麼電影片,在觀看片子上沒有選擇余地,但我們很高興地欣賞了殷誠忠演的《黃河鋼琴協奏曲》,那在當時可說是精神生活上的最高尚享受了。

  學校壹座樓的大房間裏擺著工會的壹臺黑白電視機,可能是校內極少數幾臺電視機之壹。電視節目從北京轉播到這裏,據說要經過二十壹個差轉臺,所以只要有哪壹個差轉臺出了點小差錯,熒屏上不是沒聲音就是沒圖像,或者圖像被扭曲得無法觀看。可壹到晚間,這臺電視機便成了從教師到炊事員和家屬小孩們最熱門的文娛工具。到場的人中有老有少,熱鬧非常。大家端坐在大大小小的板凳、馬劄上引頸以待。

  我發現眾人不僅是從電視節目中取樂,而且常常從濟濟壹堂的觀眾的笑談聲中獲取樂趣,以消磨排遣單調無比的晚間。人們習慣把看電視叫做“看花花布”,那是因為開演前屏幕上出現的,為了調校熒屏而顯示的國際象棋樣的黑白方格。觀眾們總是焦急地等待著“花花布”的消失和節目的開始。

  有壹次大家正聚精會神地觀看著《智取威虎山》時,突然聲音消失只剩圖像。這時候壹個七、八歲小男孩突然大聲喊道:“是押把(樣板)戲,還是啞巴戲?”。陜北話發不出“ang”的音,只能發成“aa”長音。這句話引起哄堂大笑。沒想到,那無聊苦悶日子裏的這類詼諧趣事居然成了我們後半生的愉快回憶。

  我們到Y大學才知道李銀柱被調到那裏管後勤。我常見他在校園裏轉悠,和車輛、貨物、砂石打交道。壹天,我從圖書館出來,懷裏抱著壹大摞書。他竟然尾隨我到了我的住處。

  “膩(妳)現在又(有)啥子事敢(幹)?”他莫名其妙地問我。

  “我負責每天到投遞組取郵件分發給各單位的人。”我回答。這件事是系核心組交給我的。我每天下午都要去門口傳達室拿壹次郵件,而且常常看見有從北京寄來的章緯丞的郵包。這位“第壹把手”也已經撤離清水溝第壹線,在延安休養生息。

  “膩(妳)自己應該菊東造(主動找)點事情去做嘛!”李銀柱真想得起來趁機來過把教訓我的癮。

  我把身子轉了過去,背對著他,面向窗子,從口袋裏掏出卷煙,用打火機點著,默不作聲。過了壹分鐘,他悻悻地走了。

  壹年多來,李銀柱的壹系列醜聞在校園裏不脛而走。

  早在東山頭上時,他壹開始總在大夥兒面前裝得像個正人君子。有壹回放假回家前夕,系裏分給教工每戶人家壹份食品:壹小瓶菜籽油、幾斤大米,還有壹些其它食物。管生活的單玉蓮獻媚地拿了壹份送到他的窯洞。他先是不敢要,怕人家說解放軍違反“不拿老百姓壹針壹線”的紀律。可是放假回來後便去找單玉蓮。

  “我賊此(這次)回家和我烙笸(老婆)雪氣(說起)系裏分東西我沒敢要時,烙笸罵我傻瓜。”他說得真坦率。

  這位丁壹敏前處長的老婆單玉蓮,正好巴不得找個機會去逢迎巴結這位“首長”,所以馬上拿了壹份給他。

  這位老李曾以軍宣隊的身份到北京老校部去過,說是去動員那裏留守的人員來清水溝。去了之後,程訓華給了他不少“工業券”。他憑券買了縫紉機、女短大衣等東西回來送給“烙笸”,並批準程訓華調離學校,結果壹個人也沒動員到陜北來。

  延安有個航空站,站裏有個小商店,店裏有特供商品,是只供應軍區首長們的。李銀柱早就打主意想去買特供品,但是他的級別不夠高,沒資格享受特供。我國已於1965年取消了軍銜制,軍官不管級別多高都是壹身綠,既沒肩章,領口也都是壹色小紅旗。若要裝扮成高級軍官,唯壹辦法是坐著軍用吉普車大搖大擺地開到站裏去,以此顯示“身份”。老李幾個月前不知從哪個部隊搞來了壹輛吉普車,連帶把司機搞過來在校後勤處工作。壹天,他要司機開車載他上航空站去,遭到那位正派司機的拒絕。他火冒三丈,大罵司機忘恩負義。這回他忘了使用“毛澤東思想”去嚇唬人,只記得使用低級語言。

  Y大學隔壁是舊居之壹的“楊家嶺”。壹進舊居院門左邊就有壹間簡陋的小賣部,專賣些紀念品給來訪者。老李時不時轉悠到裏面找那個女售貨員瞎聊天。那些年,大陸的文化革命震動了全世界,各國許多極左派人士把中國看成“革命聖地”,熱切希望到這個革命聖國中的聖地延安來參觀學習。壹天,來了個單身的中年女臺胞,由外事部門派了個“陪同”。這位女臺胞的入時衣著打扮,在我們當時這個“高度革命化”的國度裏顯得異常耀眼奪目。當女臺胞走進小賣部時,碰巧老李正在和那女售貨員聊天。

  老李的眼簾裏突然闖進了壹位他看來像是“天仙般的”女人時,他禁不住對女售貨員說:“賊(這)個女忍(人)是從拉戈鬼夾(哪個國家)來的哦?葬呆號票涼(長得好漂亮)哦!”。

  不意,女臺胞聽了頓時面起慍色,壹轉身便出了小賣部,向“陪同”告發這位軍人的挑逗性語言。據說後來外事部門十分重視此事,特意派人到軍區調查,終於查到了李銀柱的大名。事情後來如何發展,就不得而知了。但我覺得很奇怪,我們這位老李居然蠢到壹點兒也沒去想那位黃皮膚的外賓興許不是僑胞便是臺胞,她完全有可能聽得懂自己的國語。實在太丟人現眼的是,壹個從“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當年如此稱謂林彪教育領導的部隊)出來,平時滿口“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員”,也居然喜歡在女人面前說些無聊下作的粗鄙話。

  陜北的初冬雖然不很冷,但窯洞裏還沒安上爐子,冷冰冰的,很是難受。若要在此過冬,就得買煤,我們人生地不熟,辦事很難。許多人都走了,為何偏要我們留下來?心裏越想越氣惱。

  恰好這時收到南方家裏寄來的壹封信說,南洋的壹個姑丈和姑母已經來華探親旅遊。我持此信去找當時校黨組負責人之壹王毓宣,希望準假讓我去與國外的親戚會面。王毓宣原是王國藍上任時帶來的幹部,原校黨委組織部部長。文革中王國藍挨批,他當然也少不了受沖擊。但他也是個典型的官僚式幹部,凡事唯頂頭上司的旨意辦事,所以找不到他多少罪過。王國藍後來病重住院,被中央保了起來,他則靠邊站了好壹段時間,來陜北前被部裏起用。我到他住處時,見他頭上裹著紗布,模樣甚是滑稽。原來不久前他和校軍宣隊藺隊長不知為哪樁子事發生爭執,被藺隊長用煙袋鍋給敲開了壹個口子,這真是咄咄怪事壹樁。如所預料,王不肯對我的請假表態,要我直接找章“第壹把手”。

  我找到了章“第壹把手”。他已經被溝裏全體教工“投親靠友”落得個眾叛親離,剩下孤家寡人壹個。他很不耐煩,沒等我說完便揮手,說這類事他壹概不管,要我請示系裏。壹個往上推,另壹個往下卸。

  我只好回系找張挺衛工宣隊長,因為當時系核心組都跑克山病去了,連個鬼也沒在Y大學裏。延安市區也是克山病區,但屬低發區。張挺衛和另壹位工宣隊員住在我們下面壹層的窯洞裏,終日無所事事,但上頭又沒叫撤,只好在那裏耗著。我講情況和要求時他們聽得很耐心,但壹聽說校領導們把這事推來推去,最後推給了他們,當然更不敢表態。

  我們下決心不再等待。我們到航空站買了第三天飛往北京的機票,並給系工宣隊留下壹封長信,好讓他們有個交代。信中說明如果我們不去會見回國的海外親人,政治影響會很壞,有損我國聲譽。現在既然各級領導沒人反對我們離開這裏,只是推來推去,也許他們確有不便之處。最後強調我們自己的行為自己負責。

  航空站離Y大學有十華裏遠,有壹輛公共汽車走這條線路,但是壹個鐘頭也來不了壹趟,而且要擠上那輛常常滿得像沙丁魚罐頭般的破爛汽車實在太難了。我們有壹只二十來公斤重的大皮箱,大概只能雇毛驢車拉了。聽說有教工回京時就是這樣做的。這完全符合我國的國情:“兩條腿走路”――現代化的飛機和原始的毛驢車兩者的奇妙結合。

  幸得炊事班的張師傅幫忙,當天午後,他用自行車載了我們的大皮箱,我們三人壹齊步行了壹個鐘頭到達航空站。

  不巧得很,航空站宣布下午有霧,改為明晨八時起飛。延安平地很少,只好把小小的跑道修建在幹河床上。因為機場上空空氣濕度大,下午壹刮南風,便形成大霧。

  回校去是不行的。壹是行李無法運來運去,二是回去見到工宣隊不但費口舌,還不知道會出什麼岔子呢,萬壹不讓走咋辦?終於幸虧航空站同意存放行李。我倆步行到市裏時已經黃昏了,旅店找不著,心裏開始發急,難道今夜露宿街頭?信步走到壹間工廠門口,只見幾個男女青年在說話打鬧,講的是道地的北京腔。我們想,他們許是北京知青,上前壹問果然是。他們聽說我們也來自北京,非常熱情,異口同聲地說沒問題,說何必去住招待所呢,讓若樺在女生宿舍裏和她們壹起過壹宿,而我住到男生宿舍裏不就行啦。他們還到食堂裏為我們打來了晚飯。真是他鄉遇“老鄉”了。這些孩子們當初響應號召來革命聖地插隊或當工人,應該說比到別地方去有更大得多的榮譽感。不過他們都很想念在北京的家和親人,所以見到我們顯得格外親切。

  次日清晨他(她)們熱情地端來早餐。我們想補還壹些錢,他們執意不收,只好表示感謝,告別後向機場步行而去。

  飛機延至九時起飛,那是壹架蘇聯“安-24”雙引擎螺旋槳客機。

  再見了陜北!我們在這裏整整生活了兩年,其中我失去自由十五個半月。這段歲月是我們壹生中難以忘懷的。我們的心情十分復雜,盡管在那裏落難,經歷種種折磨,體會人情冷暖、善良和邪惡,我們對此地卻產生了眷戀之情。我們畢竟在此地生活了兩年,而且它是如此多嬌的祖國山河的壹部份。我壹直想把當年清水溝的景致筆繪下來,好給自己留下壹份形象的回憶。多年後的壹個元旦,我因腰病在家休養,憑著追憶把它畫了下來,復印後分別寄送給病中的申知韻教授、駱光華和童玉璇。雖是壹張蹩腳鋼筆畫,卻受到了他們的歡迎和贊賞。駱光華還寄來壹幅對聯:

  “望窯洞山坡憶溝內諸般熱鬧場景;  思遷校文革嘆域中多少糊塗往事”。

  …………

  飛機在白雲上面翺翔,我們心裏很不平靜,想得最多的還是雪梅和曉雲兩姐妹。雪梅和我們在那裏壹起落難,相信這段經歷必定給她壹生留下極其深刻的回憶。她如今和妹妹曉雲在壹起。妳們好罷?我們現在就是去看望妳們的,我們壹家很快就會重新團圓。

  上午11時我們飛抵首都機場,回到了我們青年時代成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