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今年四十二岁，有一个十三岁，刚上初中的女儿。她说话很快，也非常愿意说话。我在大学这几年一向懒惰，对快速的东西有些反应痴钝，所以她从大大的白口罩后面吐出来的音节对我来说总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难懂。我立着耳朵听她说话，在医院实习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不但有太多的临床经验，而且还要把死记在脑袋里的书本全翻一遍，才能跟得上老师的步伐。好在徐老师不但喜欢跟我说，而且喜欢跟病人家长聊天，或者训斥他们：“广播里电视里天天都在说最近流行急性痢疾，你们怎么能给孩子吃生东西？瞧瞧孩子的手，洗过没有？我们这是省里第三大城市，不是农村。你们小时候不讲究卫生，孩子也要跟你们不讲究？看看孩子拉的，脸都黄了。怎么才来看病？”孩子的父母低着头红着脸，焦急中多了几分仓惶，几分歉疚。每次看到这种表情，我心里都觉得不是滋味，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只知道追究自己的错误，从不会去怪罪孩子。可话说回来，这里是儿科，来看病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二三岁，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拼命地开始在脑袋里寻找这孩子是否是单纯的痢疾，能不能还有别的问题。还没等我想起类似症状的相关疾病，徐老师已经下了一连串的检查，将我所能想到的和绝对想不到的所有疾病都包括在内了。我的眼中流漏出敬佩，徐老师也十分喜欢看到我这种眼神：“现在是秋天，什么病都能发生，小心谨慎是最重要的。很多人哪，听说现在流行痢疾，见到孩子拉吐就认为一定是痢疾。其实，孩子的抵抗力很弱，稍微得一点病，就会损伤全身的系统。这些症状都是常见的。我们只需要在流行期多注意些痢疾就行。可不能忽视别的疾病。”

　　我诚恳地点着头。我实习的这家医院在这座城里不算小，可跟我从小生长的省会比起来，还差的远。这里又不是儿童医院，我们科里一共只有两个主治医师，我有幸摊上一个，已经算是受益匪浅了：“跟徐老师才出了三天门诊，我就觉得自己在医学领地上很跨了几个台阶。”

　　徐老师笑了笑，摘下她的大口罩：“下周就轮到主任亲自出诊了，那时候你学的就更多了。我出去一趟，你帮我看着点，处理不了就叫汪东过来帮你。他今天值住院班，要是他溜了，你就收入院。”我连连点头。“你带个口罩，别被传染了。”徐老师边嘱咐我，边匆匆地走出去。

　　我经常替他们值班，即使前两天在病房，也会被汪东或徐老师拉出来顶替。遇到院长查岗，我就说他们上厕所或编造个理由。所以下午三四点钟该买菜的时候，我就会剩下一个人坐在门诊里。好在这个时候来的病人也不多，大部分不是急性痢疾就是感冒发烧，我倒还能处理。

　　零星地来了两个病人，都是发烧，然后就是我一个人捧着书在桌子前面发奋图强。过了四十多分钟还没有病人，我有些不耐烦起来，想起刚才的两个病人要是分着来，每二十分钟来一个该有多好？怎么就凑到一起去了？想着想着，我忍不住去墙角抓电话，准备给病房的兄弟姐妹们问安，看哪个闲着调出来陪我。接电话的是汪东，他听见我的声音就像捞到救命草一样开始跟我扯蛋。他是住院医师，刚从上海学习回来，听说学了不少新鲜玩意，很受科里重视。但可惜，这地方水塘太小，他回来快一年了，什么本事都没用上。这里稍微重一点的病人都去省城了，再重的就去北京或上海，怎么也不肯在本地治病，所以他闷得比我还慌。上周吵着出门诊，这周又一定要回病房。毕竟，病房的患者总要比门诊的重些。

　　“晚上我请你。”汪东没结婚，据说他去上海学习之前本来有个很不错的女朋友，是脑外的。等他学习回来，那姑娘已经嫁给了一外地人。他虽然因此而伤心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解脱出来，尤其喜欢找我喝酒问些省城的事。我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城市，想换换地方。“今天吃鸡骨架，菜场上现在最流行的，说是从你们那里传过来的，好吃吧？”“我怎么知道？没听说过，反正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是从省会来的，而省会的都是从南方流行过来的。这么说好卖钱。”“对，门诊忙，你没看报纸吧？”

　　“没，报纸徐老师拿走了。”

　　“啧啧，痛苦。我说，牡丹江又涨水了听说下个月才能落下去。估计这急性痢疾还得泛滥一段时间，你小心点，一会儿下班记得把手洗干净。”“汪哥，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小时候什么病没得过？一急性痢疾，怕什么？每年一次，习惯了。”“大夫。”声音非常小，好象是生怕打扰了谁。

　　我回头看了看，那是个年轻的女性，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双颊透出红色，看起来不像城里人。“汪哥，来病人了。你一会儿过来吧。”“怕什么？你水平可以了，不行就先收住院，我去买骨架。”

　　“好叻。”我挂上电话，转过身，“请进。”

　　女人在门前迟延着：“不打扰您吧？”

　　我点点头：“进来吧。”边冲着她身边的小男孩笑了笑。男孩子跟他母亲一样，有着大而油黑的眼睛，也许是因为疾病的原因，眼睛深深地下陷在眼眶里，显得过分的天真。一头黑色的头发虽然少有光泽，但却浓密，蓬散地罩在苍白且有些发黄的脸上，稍微有些刺眼。后面跟着的大约是孩子的父亲，也是一身农民打扮，红着双颊。我突然意识到几乎这一带的农民都是红着双颊的，也许是水土原因吧？他们还是迟疑地相互看着，也许是因为吵到我打电话，而有些不安。我再次招手：“进来吧，孩子的脸怎么这么白？”孩子对我笑了笑。那父亲推一下妻子，三个人走过来在我的桌边站下，又开始相互望。我有些不耐烦了：“孩子到底怎么了？把孩子抱凳子上坐下。你们不说话，我看什么？是拉肚么？瞧孩子这脸，都黄了，怎么才来看病？”“在县里住了两天院，才转过来。”

　　我点点头，心里稍微平静些，我最头痛的就是问诊，想来想去，怎么都怕自己问不全，将什么重要的症状错过了：“病志呢？”做母亲的连忙从兜里摸出一个门诊用病本，病本看上去新的一样，没有一个皱褶。我接过来：患儿李远志，男，六岁。主诉：厌食，恶心，呕吐，头晕，时有腹泻。查：菌培养，便检，血尿常规。查无异常，收入院。我的心中升起一阵蔑视，县城医院，就是不行。这写的都是什么？“孩子吃饭好么？”“他恶心，吃不下去。”

　　“还拉么？”

　　“很少。”

　　“做过胃透么？”

　　母亲看了那个父亲一眼，两个人都是一脸的迷惑，接不上话。迟疑了片刻，还是那个父亲开口了：“大夫，我们不懂。就求求您，救救孩子吧，这孩子一天比一天瘦。”

　　我笑出声来：“估计没什么大病，你放心，没什么事。我给他下几个检查。你们县医院也没把检查结果给带来，我看不到结果，没法下药。”我快速地重复血尿常规，便检。然后摸了摸孩子的头，觉得痰培养怕是没什么必要了。“你们带孩子去做检查，检查结果明后天就能出来。不过我看你们别等结果，估计是胃肠炎什么的。我给他开点消炎的药，你们先给他吃上。明天……”

　　做母亲的急了，她拉住我的手：“大夫，大夫，收孩子住院吧，我们县里说他们处理不了，一定要我们到市里大医院来住院。求求您，我们有钱，我爸是村长，我们有钱。”她回头看一眼男人。男人慌张地把手伸进怀里猛力地拉扯着什么，咯嘣一声，缝在衣内襟上的钱包被他连着布扯下来，钱散开，撒了一地。我皱起眉，甩开她的手。做母亲的忙把手放下，向后退开。现在的村长都跟土皇帝似的：“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您到了医院，千万别怕。”我又看了看孩子，觉得他除了脸稍微黄点也没什么别的毛病，“孩子没什么大事。你们……”“有，有。医生，真的，孩子这几天瘦了十多斤。”

　　“哪有几天瘦了十多斤的？”我有些不耐烦。

　　“是，是半个月。”

　　“这孩子他恶心你们就不给他吃饭，半个月不瘦十几斤才怪了。孩子不吃饭不知道早点看大夫？”我飞快地写着初诊病志，“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还有，不是在县医院住过院么？住院病志哪？”他们对望着，又不说话了。汪东走进来，把一个塑料袋扔在桌子上，里面包着两个鸡骨架。他又伸手去兜里往外掏酒。我边写病历边笑：“咱马上就走了，你不用拿出来臭显。”

　　孩子冲我笑了笑，我也对他笑笑。就在这时，孩子突然张开嘴，一股黄色的液体从他嘴里喷涌而出，奔着桌子冲过来。我吃了一惊，大脑还没有反应，人已经逃到了窗下。我的眉毛皱在一起，心中充满着愤怒和厌恶。汪东的手一松，酒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天哪！”

　　那对夫妇惶张地伸出袖子在桌上擦抹：“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他们的头连抬都不敢抬，恨不得一下就能将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汪东用手扶住孩子：“他经常这样吐么？”

　　“对，对不起，真对不起。我忘了说。”孩子的母亲仓惶地寻找着什么可以擦抹的东西，她的袖子已经肮脏不堪。汪东拦住她，转过身来问孩子：“你眼睛感觉怎么样？”

　　孩子瞪着眼看着他笑。那父亲从提包里找到了一个布的三角兜，交给那个母亲：“他总说眼睛胀。”“噢。”汪东向我开的医嘱上扫了一眼，用眼角瞟一下住院单，“你怎么不早说？”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肯定犯了什么错误，便忙走过去：“你怎么不早说？病历上也没有？”我撕下一张住院单，匆忙填好，用徐老师的章扣上交给那个父亲，“下楼往左转，办住院手续。”“是，是。”做父亲的笑着走了。那个母亲也笑了，急着擦桌子。汪东再次拦住她：“有亲戚跟来么？”“我们家都来了，孩子爷爷说人多吵，都在楼下等呢。”

　　“那就好。”汪东把孩子抱到诊床上，开始进行神经功能的各项检查。我在脑袋里飞速地思考着背过的书，终于，我的心开始发慌，我记起喷射状呕吐往往是神经系统疾病的症状。

　　我在汪东身边认真地看着他搬弄患儿的四肢，孩子的母亲很快擦干桌子上的脏东西。她看着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敲来敲去，手足越发无措起来。终于，她局促地站起身小声的开口：“大夫。”汪东似乎没有听见，他眼中的兴奋和激动就如同一个拿到新玩具的孩子。是不是每一个喜欢科研的人都这样？我不知道。我还从没遇到过神经科的病人，在学校的时候，我对这类东西也很不感兴趣。“大夫。”那母亲再次开口，她的声音还是那样的轻，那样的无助，怯懦，细不可闻。似乎我们会因为她的打扰而生气一样。我回过头，惊奇地看到她眼中的泪，“大夫，我能不能去把孩子的爷爷叫来？”汪东头也没回：“去吧。”

　　她走出去。我有些奇怪：“真是的，医生检查孩子她哭什么？”

　　汪东用手费劲地翻孩子的眼皮，那孩子怎么也不肯闭眼：“农村的女人，在家做不了主，她男人不在，自己就怕了。再说，孩子这样谁看着都心痛。”

　　“嘿，她不敢看了？”

　　“你再干几年就能体量患者家属的心情了。对了，等回儿你骑我车子去徐老师家，让她晚上过来一趟，这是重病号，你收入院，她怎么也得看看，不然明天主任该发火了。顺便买瓶酒回来。”“你还有心思吃呀？”

　　“又不是危险病人，何况今天赵莉值班，也轮不到我忙啊。”

　　“你这什么态度？”

　　汪东边检查孩子的颈部，边回脚踢我：“就你那吊儿啷当的表现，还跟我谈态度？不过咱快点吃，这孩子有研究，估计赵莉还得来找我。”果然，我们的饭还没吃完，徐老师就从家里赶来了。赵莉慌慌张张地到寝室来找汪东：“徐主治叫你。”我抬头瞧了瞧，赵莉满脸通红，眼圈还红红的，就知道她肯定被徐老师损了一顿。汪东把烧饼扔在桌子上：“走吧。”这种病人在实习的时候能摊上一个不容易。我本来怕他们要讨论，不喜欢我在场，听他一说，就非常高兴地跟着汪东往病房走。儿科十几间病房，因为不是重病季节，所以只有三个病人。另两个都是痢疾，最多三天就可以出院。淡季住院受的待遇就是不一样，汪东特意给他们分了单独一间。我走进屋子里，孩子的父母，爷爷和叔婶都在，他们见屋子里太挤，都陪着笑脸退出去。徐老师正在重复汪东下午做过的各项检查：“汪东，你看能是什么病？”汪东皱着眉：“徐主治，我也说不准。”

　　“住院待查可不行啊，我们怎么也得在主任来之前做个初诊。不然能被他骂死。记得马主治那次出的事么？不也是因为在主任查房前没下结论，瞧给骂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汪东探着头：“您看能不能是颅内有问题？”

　　“我倒希望他是，可孩子家长说这孩子最近也没摔着。不过现在的家长不象我们那时候，粗心大意的，何况是村长的姑娘，平时能干活么？估计连刷碗都不会，现在的村长，跟土皇帝没什么两样。当上村长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家盖大瓦房，换谁都一样。不管是选举上来的，还是委任的。现在的人哪，怎么都这样？我们下乡的时候，干活最多的就是村长。时代变了。”我忍住笑，知道她这是因为晚上加班生气。我低头看那个孩子，他的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更加苍白，苍白中透出的黄色也不再是若隐若现，而是橘皮样的色彩。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仔细看看，他的脸色的确比下午更坏。我忍不住摸一下他的前额，没有发烧。徐老师白了我一眼：“你下午干什么去了？不知道翻翻书认真学习？你看是什么病？”

　　我没敢接话。汪东咧咧嘴：“让你说你就说，平时你跟我们什么不说呀？第一次看重病人，害怕呀？”我本想开两句玩笑，但我发现那孩子正用眼睛望着我，我觉得他的眼神很怪，直勾勾的，没有下午那般的灵性。我的心一抖，扯了扯汪东：“汪哥，我瞧他眼神怎么跟下午不一样？脸色也不好？”还没等汪东开口，徐老师的话又从嘴里嘣出来：“下午那是自然光，这时候是灯光，孩子的脸色当然更不好看。这孩子应该是颅内压偏高，所以眼神呆瞌瞌的。早十年就好诊断了，一定是脑膜炎。但现在条件这么好，谁家孩子还得脑膜炎哪？”汪东扯了扯徐老师，在她耳边轻声说：“徐主治，这孩子眼光是不如下午。”“能不能是颅内渗出严重了？”徐老师抬起头，拔开孩子的眼睑，认真地瞧着，“小赵，你往神经科打个电话，看谁在，让过来会诊。”她放开孩子，低头沉思。汪东也在一边默默地想。孩子努力地眨眨眼，似乎徐老师拨眼睑的时间太长了，他有些难受。我见他眨眼的时候眼眶深陷下去，有些像商店里卖的洋娃娃。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圆圆的脸型并没有因疾病而变型，也许是病了没多久吧？他似乎不喜欢哭，又对着徐老师在笑。这倒是跟别的患儿不太一样。我伸手替他把被子盖上，毕竟是秋天了，医院还没有封窗。孩子的母亲在门外看到我给他盖被，忙走进来，一边对我道谢，一边细心地为孩子掖好被角。徐老师突然问：“发过烧么？”“啊？”那母亲惊了一下，随即回答，“没有，不，不记得他烧过。”

　　汪东小声问：“您怀疑是脑膜炎？”

　　徐主治摇头：“奇怪。”

　　“您看能不能是孩子摔过？”

　　“我也这么认为，但难说啊。”

　　这时，赵莉领着另一位医生走进来。汪东很快为他说明病情，神经科的医生也开始重复着各项检查。然后四个大夫走出病房，进办公室去研究。我则因为没人叫，而留在屋子里。孩子的家属陆续走回来，他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走出门外。那父亲跟出来带上门为我点燃：“医生您贵姓？”我没接话，我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脑袋里搜索我背过的，见过的，听过的和自己幻想出来的所有疾病上。很快，我的头大成三个，脑袋也成了一锅粥。那父亲讪讪地笑笑，到旁边去吸烟。我慢慢地抬起头：“孩子摔过么？”他没回答我，伸手推开病房的门：“翠玉，孩子摔过没有？”

　　“没有。”

　　我皱着眉：“确定么？”

　　还没等那母亲回答，孩子猛一张嘴，又吐了。孩子的母亲慌着用手去摸他的嘴，一屋子人乱成一团。做父亲的跺了跺脚：“这大夫问你话哪，你等回儿收拾。”他的声音充满焦急和无奈。母亲连忙答应着，往身上抹着手，匆匆走出来：“是，是。”屋中的女人接过母亲的活，给孩子擦脸，另外两个人收拾地面，很快就把屋子打扫干净。我怔怔地看着他们忙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对夫妇在我身边规矩地站着，等我说话。我突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农民的忍耐，他们从来都认为别人很了不起，即使是一个不会给别人治病的实习医师。是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个实习的大夫，见过的病人未必比他们见的多？“孩子摔过么？”我问得很慢，声音有些沙哑，这是第一次，我在病人家属面前觉得自己矮一节。往常，只有他们听我的份，但这次，真的不同。我不知道他们回答我后，我能告诉他们什么。那母亲回忆着，呐呐地没开口。我惭愧地看着自己的脚。做父亲的又急了，他再次跺脚：“你，孩子摔没摔过你不知道？”那母亲依旧没回答，她慢慢地转过连去看孩子，泪顺着她的脸滑落：“孩子在上学前班，爹不让我送，我，我怎么知道？”她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但我知道她心中充满悔恨，如果时间能倒流，她决不会再让孩子自己走去上学。

　　连我算在内，一共有四个在儿科实习的学生。我们换过白服，跟老师们一起坐在办公室里。主任姓赵，平时我们很少能见他的面，这次我轮门诊居然能赶上下周他亲自出诊，同学们都很羡慕。但现在，我的心慌慌的，不知道昨天病人家属有没有跟他讲我曾经拒收住院的事。夜班的交接比往常进行得快多了，大家都听说昨天快下班的时候徐老师收了一个重患，她跟汪东做检查一直到晚上九点。这种患者对儿科大部分医护来说都是难得一见的。主任点上一支烟：“早上都看过七病房的患者了吧？”

　　没人开口。主任亲自领大家查房，当然是每一个人都在。

　　“徐主治，说说你的看法吧。”

　　徐老师慢慢地开口，但只说了一句话：“那孩子的颅内压应该很高。”

　　主任看她不再说话，把脸转向汪东：“你看哪？”

　　汪东用眼角瞟了瞟另一位主治医师马大夫：“我觉得也是。”

　　“马主治，你看哪？”

　　马主治笑笑，这是徐医师的病人，他也不好开口，何况，他昨天并没跟着检查，只是今天早晨看过病历：“是啊，是啊。”主任皱起眉：“你们都有什么看法？我们是讨论，随便说么。徐主治，这毕竟是你的病人。”“我觉得，我认为，这孩子在半个月前突然开始呕吐，也许是家里没看好，孩子摔了一跤他们不知道。半个月了，皮下血肿看不出来，但可能有颅内渗出。我们医院没有CT，是不是应该让他到市第一医院去检查一下？”马主治见主任把脸转向自己，忙跟着说：“徐主治推测的合理。”

　　“对，对。”屋子里的人都附应着。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在主任面前都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主任叹了口气：“颅内渗透不是摔一交就能摔出来的，如果能摔的那么重，孩子最起码会昏迷。如果昏迷，孩子的家长怎么会不记得？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日本的卫生状态也不是很好。那时候我跟我的导师山本智先生一起做临床研究。他是国际上有名的儿科专家，而且是专门搞脑膜炎的。我们在两年里研究了三百二十七个病患，整理了很多一手材料，并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其实，我们医院病人太少，生活条件也好了。有些病你们都没见过。这孩子的症状很典型，是脑膜炎的症状。喷射状呕吐，眼压增高，克式症，布式症，颈强直都是阳性。其实就是农村很多事情都不注意，孩子发烧什么的不放心上。小孩的机体抵抗力较弱，血脑屏障功能也较差，细菌容易侵入神经系统。这个年龄的孩子，一般都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引起的。做一个脑CT，要花很多钱，而且，我们让他们查什么呢？让人家笑话。这种病，早十几年是非常常见的。”主任看了看周围的人，发现大家听的都很认真，于是弹了弹烟灰，“确证的方法很容易，做一个脊髓穿刺就可以确诊。然后做一个菌培养，在现在，这是个非常难得的病历。你们这些学生多向老师问问。”我们忙着点头。“小汪，你在上海学过脊髓穿刺吧？”汪东的脸上透出兴奋的光芒：“我还带回来一套工具。不然咱这儿还真难找。”我知道，这是他等了一年多的机会，心里也很为他高兴。主任点点头：“许主治，马主治，快十年了，院里还是头一次。学生们都去看看患者。老师们，看看材料。我知道现在股票比学习重要，但你们，毕竟是大夫。”主任的尾音脱得很长，他站起身走出去。汪东站起来等着两位主治医师先走，许主治和马主治谦让了一下，还是许主治率先走出去。余下的住院医师闷着头，我那些落在他们名下的兄弟姐妹也都不说话。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命好，摊上两个好老师。但毕竟是多少年的情意，我蜷缩在角落里，希望汪兄能回头叫我一声，但很显然，汪兄匆忙的脚步没记起我，也许他认为我会自动跟出去吧？总之，我一直等到屋子里的老师们都动起才往外走。不知道是哪位老师在后面小声说了一句：“这病人也真是，什么季节了，还得脑膜炎啊？”

　　汪东迎面走过来：“你去安慰一下病人家属，告诉他们我们要做个手术。”我一怔：“手术？”

　　“就这么跟家属说，他们得签字。”汪东向主治医师办公室走了几步，回过头来，“你今天动作怎么这么慢？还是练家子呢。快去，完了跟我上台。”

　　我应了一声，忙走向病房。孩子的父亲先看到了我，他一步跨到我面前：“大夫，大夫，多亏您了。我，我谢谢您。”他粗壮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我可以感觉到他内心的火热。一瞬间，我第一次对做医生的自豪感有了深刻的体验。我笑着点点头：“孩子好么？”

　　“好，好多了。”

　　我给孩子搭了脉，想了很久，还是没考虑好怎样开口。告诉患者家属做手术？为什么呢？然后告诉他们什么？手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没有主意：“一会我们要给孩子做个小手术，看看，这个，看看病情。然后研究治疗方案。你放心，我们主任亲自参与治疗。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日本学习过两年，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伸手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做手术不许哭，叔叔给你买糖吃。”

　　孩子再次露出他纯洁的笑：“我病好了，请这里所有的叔叔阿姨去家里吃饭。”我的手迟疑的从他头上拿开，一个六岁的孩子，是社会变得太快，还是他太聪明？我转头看了看他的父母，发现他们脸上浮现出由衷的欣慰。我点点头：“好。”汪东推着一个手术车走进来：“小多，帮我一把，工友忙不过来，你就跟我做搬运工吧。”我们把孩子推进无菌间，汪东打开他的包裹取出一支粗大的钢针：“针要顺着进去，把脊神经拨开。如果横着进，就容易把神经切断。脊髓穿刺不是玩的，但也没太大的危险。只要记住时刻小心就行。”

　　穿刺进行的很顺利，汪东的技术非常熟练。我高兴地回到门诊坐班，徐老师知道我还沉浸在新鲜刺激的喜悦中，便笑着接过所有病人：“你好好看看书。说实话，全院哪，能做髓穿的也只有小汪一个人吧。会做的年纪都大了，手抖，容易出事。年轻的，谁学呀。危险着呢。”

　　孩子的父亲匆忙地走进门诊，我侧过头对他笑笑：“孩子好么？”

　　“大夫，怎么让我们转院？”

　　“转院？谁说的？”我吃了一惊，做完穿刺才两个小时怎么就转院？

　　“主任说的。”

　　我吱呜两声：“噢，是啊。你找汪大夫问问，我，现在出门诊。”

　　“汪大夫跟主任一起说的。”

　　“那你问他呀？”

　　徐老师开口了：“转到哪儿呀？”

　　“让上省里。”

　　我的脑筋有些转不过来。徐老师低声重复一句：“省里？”然后她提高声音，“去省里也好，医疗水平高。我们这里下了药，控制住病情，你就去。孩子还是最重要的。”

　　那父亲的眼中突然流出泪来，他的声音第一次提得那么高，那么的声嘶力竭：“可是你们没给孩子下药！让我们去省肿瘤医院！”徐老师的脸豁然变得惨白。她手中的押舍板掉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我站起身直奔病房。汪东在他的办公室里呆呆地坐着，他的面前平摊着一本厚厚的书。见我进门，他猛然把书合上。我问：“怎么了？什么病？”“脑，脑髓母瘤。”

　　“那是什么？”我从没听说过这个病名。

　　“肿瘤。不是，渗出，也不是炎症。”他的声音颤抖着，哽咽着。

　　我的喉头咯咯地响了两声，也不知是不是在笑：“肿瘤？六岁孩子，得肿瘤？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汪东一把推开我摔门走出去。我看到他脸上的泪水。我抓起桌上的书翻开。里面对脑髓母瘤的介绍只有短短的三行：

　　分类：恶性肿瘤

　　症状：厌食，头晕，恶心，常伴发喷射状呕吐，并伴有眼压增高，克式症，布式症，颈强直呈阳性。

　　诊断：髓母瘤细胞下面是一个大大的图形，一个癍驳的肿瘤生长在灰色沟纹的脑中。没有治疗方法的介绍。图形下有一行重铅黑体字：禁忌脊髓穿刺。我突然明白汪东的眼中为什么有泪，那不是见惯了生死的人的眼泪。那泪，是医生的。

　　(全文完)

　　后记

　　这应该是我写的唯一的短篇。第一次成文，是在实习结束的时侯。交给院报，老师并没有给我发表。她说太黑暗。好多年过去了，初稿早就没了。我曾经想过，也试着写过其他的短篇，但终没有成功。因为每一次写完一个短篇，我都觉得起震憾的程度不够。我无法忘记那个孩子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病好了，请这里所有的叔叔阿姨去家里吃饭。”当时，我并没有觉出有任何异常。直到九天之后，那个孩子死在肿瘤医院。回想起来，我总觉得那句话不属于孩子的思维。也不是他父母告诉他的。会不会是那孩子过早地步入成熟？我记得那孩子说话时的表情，甚至他说话的语气。他见到我自信的样子，脸上突然浮现出一阵潮红，他的声音也透出焦急和盼望，当他说完那句话的时侯，声音也就平稳了，似乎他知道没人能治好他的病。我不知道。有时侯，我怀疑自己的思维替那孩子加上了我想象的这种玄学范畴的东西。总之，我看到关于“脑髓母瘤”的介绍时，是深夜。我想，这次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因为我相信，无论我加入多少想象，都不会写出初稿的那种效果。遗憾的是，那稿子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