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清明节，说来也巧，每年都和基督教的复活节前后衔接，两个节可以当一个过。今年的清明是星期四，而星期五就是Good Friday，耶稣受难日。难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过节有了时间就找书读，这回找到的是顾准。互联网有很多读书网站，平时有空就去浏览书目，看到有兴趣的，一时又无暇顾及，就保存为书签，以备某日回头再开卷有益。最初被吸引的是一段顾准友人的回忆文字，描写他在落魄的年代，身为干校改造对象时的神形：“他的身材鹤立鸡群，长得像堂·吉诃德骑士一样伶仃瘦长，在大家唯恐不够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烂衫充作‘运动服’为时尚保护色时，他却是身着我国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士绅间颇为流行的背带西装裤。西装背心，再加上那一副玳瑁眼镜，一副爱理不理人的神态。来窗口打饭，总是姗姗来迟，高视阔步，眉宇间显然有些戚容，虽不是因戒备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但仍给人以视对方为无物之感。”这个形象一下子就把我捉住了。

中国是礼仪之邦，不乏文人。顾准虽是众文人其中的一个，但如他孤立不羁的外形，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人，或许是百年文人当中一个真正称得上知识分子的文人。顾准（1915—1974），没有上过大学甚至高中。他在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在十九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大众会计》。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到会计学、经济学、数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领域。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再声称，自己经济理论的价值规律学说受启发于顾准。

天资过人和自学力强这两项，很多文人也许都不缺乏，但是极少有人具有顾准这样的独立思想。顾准半生命运坎坷，两次被打成右派，长年被管制监督劳动，家庭破碎，妻儿背离，体弱多病，心力交瘁，留下的主要著作《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希腊城邦制度》，还是胞弟陈敏之在他身後整理编辑，见诸于世的。但只要是他笔下形成的文字，就是反叛传统和与众不同的。他不善无病呻吟或哗众取宠。

赞同一位读者的评论：顾准属于“五四”传统的那一代人，属于西方人眼中介乎于学者和思想家之间的那类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仅仅会识文断字的“秀才”，也不是指只会重复他人思想的“学者”，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会思考、有原则的人。顾准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个把真理之火盗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

想着重一提的，是顾准的两个清晰思想。一个是在近四十年前对于直接民主，也就是群众民主运动的评判。他说道，希腊式民主，即由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方式，在现代大国（不仅中国）中不可能照搬：“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口。”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在历史地分析了支撑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思想价值体系、科学技术、合理的经营知识、宗教动力（资本主义精神）以后，他得出了中国不能自发走向资本主义的结论。

相见恨晚，顾准先生。

附录：

迟到的理解　
作者:朱学勤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
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
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
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
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
念。

　　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
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
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
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
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
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在头版
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
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
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
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
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６５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
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
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
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
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
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
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１９６６年，顾准被迫与妻
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
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
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
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著
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１９６９年那么艰困的条件
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
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
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从河
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
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
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
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
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
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
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
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
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
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
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
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
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
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１９６５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
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１９６６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
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

　　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
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
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
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
见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１１月１６日，
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
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
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
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
住，默默流淌下来。

　　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
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
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
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
补了。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１
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
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

　　"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
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
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
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
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
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
哥哥为荣。

　　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
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
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
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
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
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
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
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
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
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顾准收到了一个年青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
一读："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
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
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

　　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象电影一
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
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
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
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
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

　　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
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
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
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

　　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
年１１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
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
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
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遗嘱立于１１月１５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
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
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
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妈的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
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
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
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
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
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
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
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

　　顾准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
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
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
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１９８２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
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
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
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
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
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
样。

　　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
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
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
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
亲人的家庭悲剧：

　　"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
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
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
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
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
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
受代价。"

　　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
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
着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