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校园枪杀事件是个什么文化？

        美国校园枪杀33名师生（包括凶手本人）事件，尽管令人感到震惊与悲痛，若是发生在冷战时期，各个当局、媒体多会顾虑到政治影响、族群融合，而尽量约束自己和低调处理。但是到了反恐情绪高涨的21世纪，媒体对此事的渲染，远远超过对伊拉克庞大汽车炸弹事件应有的介绍。尤其是一些对社会问题毫无概念的论客，竟然把此典型的美国社会问题与亚洲社会的诸多自杀问题联系起来。

自杀文化

        笔者60年代末在美国进修社会学之时，教授便曾下达一个研究任务，即“为何台湾留学生的自杀率为所有外国留学生之首？”当时台湾经济落后，学生处境有如80年代初的大陆留学生。他们背水一战、远走他乡，除了艰巨的学习任务之外，还得承担部分家庭经济责任，其精神压力之重可说是无与伦比。再加上极度的节约，身体的疲惫，一经任何挫折，便轻易选择短见之途。这种“自杀传统”，随着大陆留学生的增加与台湾经济境况的好转，不幸地由大陆留学生传承下去，以至于“中国留学生自杀率高”已成了美国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属性”。

        自杀率高，还并不仅仅局限于留美学生，就各个族群对比，华人的比率也长期攀高不下。根据调查，华人第一代移民为生活、职业、学业所投入的精力、时间与取得的成就，为所有移民群体平均数的2.5倍。由此观之，把生活当作打拼与拼命，不多出点意外更是奇迹。

        美国的社会学研究揭示，这个民族大熔炉里，每一族群都摆脱不了其母国文化的特殊影响。譬如，意大利的犯罪案件中，枪杀事件所占比例较高，因此赴美意大利移民的枪杀事件也较突出。至于儒家文化圈，一是出于文化教育、二出于严格的枪械管制，枪杀案件便远远低于西方社会。于是，美国亚裔人士持枪杀人事件便极为罕见。

        除此之外，儒家社会一向把家庭当作社会核心组织，遇有重大事情，无论喜怒哀乐，多有家庭成员分享或承担。一旦家庭解体，个人失去最后屏障，便容易自寻短见。至于西方国家，则诸多社会责任均由国家、教会、工会、政党、慈善社团承担，许多人即便在示威游行过程中惨遭打死，也不会一动自杀的念头。

杀人文化

        美国的严重枪杀犯罪之多，无需笔者赘言。其每年数万人（记忆中应当在7万左右）丧生于枪下，自然与民间藏枪数量多于总人口数有关。

        此次弗吉尼亚州理工大学枪击案肇事人虽持有韩国国籍，但8岁大小即已移居美国。此人除了留有精神失常纪录之外，语言、思维、特种部队的装扮、犯案手段、自拍录像对社会做出控诉的方式，俱反映出美国文化之特征，与韩国社会实在是风牛马不相及。鉴于此，把杀人文化与自杀文化联系起来，尤其显得滑稽。

反恐文化

        90年代结束了长期为意识形态问题纷争不已的冷战时代。接踵而至的，却是个出人意表的“反恐时代”。许许多多的国家，包括本月22日即将举行总统选举的法国，都有一些投机政客，为了达到哄骗民众选票目的，或为提高国防预算、军事开支、扩大军事行动等目的，趁机拿反恐、安全、治安议题制造危机气氛。此次美国枪击师生案件，就性质而言，至多是个美国精神病患的孤立暴力行为。社会舆论除了对其暴力工具的轻易取得可作更多的检讨之外，就应当没有第二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如果有人不怀好意把它作为加强反恐政策的工具，肆意加以扩大渲染，则儒家文化圈即便没有能力防止祸水波及的话，也至少不要拿“自杀文化”来制造东引祸水的依据。2007/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