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舅报考大学前，全家都不赞成他搞体育，主要是觉得将来的工作性质不理想。一天到晚，无冬立夏地在室外工作，而且也有点像是碗青春饭，怕他老了没有一技之长不好转行，等等。那时人们的观念还是崇尚学习数理化，觉得那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本事。

可是五舅少年有志，且初生牛犊不怕虎，非要上北京体育学院不可，并且还想在个人的体育项目上有更好的成绩。就这样，在一片非议声中五舅如愿以偿地进了北京体院。

五舅在京读书时自然是要常来我家的，我们小孩很喜欢他来，他一来我们就缠着他疯玩儿。但是家里的保姆就比较紧张，因为他饭量巨大，若赶上吃包子，他一个人就能吃一屉多。那时侯是蒸锅大，包子个儿也大，每个包子至少有一两，他一人就能吃十几个。有时还一边吃一边和我们逗着玩儿，演示他的口大，两口就一个大包子下肚，惊得我们这些小孩儿直咋舌。

印象中和五舅一起参加的重大活动有三回。一次是某年“十一”晚上，我父母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看礼花，五舅是和我们一起去的。其实在我们那五层宿舍楼的楼顶平台观看礼花是绝佳之处。但是天安门广场晚上还有一些歌舞表演和集体舞之类的，那些节目对于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孩也特具吸引力。可是真去了才发现，热闹是热闹，但是那一圈圈的载歌载舞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住，我们小孩根本就看不见。这时就多亏有了大人，只有在他们抱起或举起时我们才能看上一眼。记忆中我小弟最享福，他一直就是在或我爸或我五舅的肩膀上骑着。

第二件事是某年暑假五舅带我和我哥乘火车去开封看望姥姥。途中一路耍闹，我们学会了游戏打手板和指鼻子。同行的还有他学校的一位同学，那人也是很滑稽很会逗乐的。到了开封后五舅就没了影儿了，终日不见人，据说是天天去见他的女朋友。

第三件事就是五舅结婚。那年冬天我奶奶和我家保姆在家里大张旗鼓地做新被子，被子很漂亮，都是艳红鲜绿的缎子被面。在我家，只有我爸妈和我奶奶的被子才是缎子的。最初我还以为这回轮到我们小孩子们享用了，一打听才知道是为五舅结婚准备的。

奶奶和保姆一边做被子一边嘀嘀咕咕，一幅神秘兮兮的样子，我瞪大了眼睛想弄明白她们在议论什么，结果是见况她们就不讲了，可是我一走开她们就又接着嘀咕。很多年以后，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我五舅当时是奉子成婚。掐指算来，从他暑假回家到冬天也确实有几个月了。后来我奶奶还对我说过，我五妗竟然敢问她，“J母，我这身子是不是还看不太出来呀？”我那小脚奶奶对我说，她怎么还好意思问出口呢，其实大家都在回避这件事，装着不知道。

我五舅年轻时玉树临风，英俊潇洒。连我这小小女孩都看出来了，可见不是一般的帅了。我猜想倾慕他的女生颇多。而这位准新娘是他的中学同学。初见新五妗我有些失望，因为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其实我也没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模式，只是觉得不该是这个样子。

她个子不高，那儿那儿都圆圆的。圆脸、圆鼻头、圆眼睛、圆圆的酒窝、圆圆的嘴。爱说，爱笑；爱大声讲话，爱嘻嘻哈哈。还爱张罗着帮忙做这做那，搞得我家保姆很紧张，因为保姆觉得她帮不上忙还尽添乱。其实她也不会做家务，就是新媳妇（又是客）总要表现一下的。

五妗没有上大学，上的是师专。毕业后在学校教音乐。她爸在市委工作，有些地位，所以她出身算是高干。这次她只身进京完婚其实是件很难为人的事，其一，她一个大姑娘未婚先孕，这在那个年代是件很严重的事；其二，就是我五舅正在读书不能离京，只能她孤雁单飞千里迢迢来京完婚；其三就是婚事只能简办，因为匆忙与尴尬她的家人一个都没有在场。

婚礼是在我家操办的，就是把我住的那间房腾出来做了新房。将两个单人床一合并铺上新床单就是一张临时婚床，床上整齐地摆放着鲜艳的缎面被子；墙上门上都贴了大红的喜字；桌子上也铺了新桌布，并摆了一瓶绚丽的绢花，另加几盘糖果。婚礼虽然简单，但是也还热闹，傍晚来了很多我五舅的同学，个个都年轻活泼意气风发。

五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一个市的中学当体育老师。第一个冬天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那里气候寒冷，滴水成冰，零下20多度是常有的事。一夜漫天飞舞的大雪，早上起来就能推不开门了，积雪一米多厚也不是什么偶然之事。他一个人既要洗衣做饭，又要生火劈柴，真真是不容易。他把生活搞得像一锅糊了的粥。

于是他马上想办法调回内地。只要黑龙江肯放人，开封这边都好办。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这一学期结束就走人时，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砸烂封资修、孔家店的同时，也砸烂了五舅的美梦，回调成了泡影。

自毕业分配开始，一晃就是十年。在这十年的头两年，年轻的夫妇忍受着两地分居的痛苦，实在是看不到团聚的希望。迷茫中他们又一次不顾双方家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决定五妗北上，将户口转到了黑龙江。从此开始了夫妻双双把课上，体育音乐各自忙。

过了几年，我舅妈还是不能适应当地生活。这样调回内地的事就又被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就更难调了，一是夫妻俩在一起，分居这个最好的理由不存在了。二是整个黑龙江省田径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就我五舅一个人，他是个大忙人，一年总有几个月不在学校，不是去省里，就是上区里组织筹备各种运动会，或是培训人员准备参加各种运动会。

打他们俩开始办回调起，每次探亲后回黑龙江途径北京时都要大量采购礼品，好拿回去送礼走门路。我五舅是个很正统的老好人，工作上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任劳任怨，可是不会搞人事关系，每次买了东西后就发愁，不知该如何送出去。我五妗倒是挺外向的，但是经常就把事给搞砸了。所以就回回和我母亲商量，分析该送谁，怎么个送法儿。可我妈也是纸上谈兵，只能是胡参谋乱分析。

最后还是我五妗先一步调回了开封，又过了两年我舅才回去。

我五舅在黑龙江这十年，气候不适应，生活艰苦这些都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关键是不让入党这一点伤了他的心。他工作上兢兢业业，待人特善，所以年终群众评优选秀教师时回回都有份。但是一到加入党组织那就因为出身问题给卡住，一年又一年的考验个没完没了。每次我舅一提出要调动工作，组织上就说正在考虑他的入党问题，有希望了，现在走太可惜了。我舅还真吃这一套，一听说这话，就把调动的事情放下了。结果是几起几落，像猫玩耗子似的。

京津塘大地震那一年我舅已经调回了内地，还是当中学体育老师。那年我为了躲避地震从北京流窜到了开封，当时就住在他家。在他家我看到了很多老画报，大多数是苏联的体育画报（俄文的），那么多年了他一直很小心地保存着。还有就是中国画报（记不清是中国画报还是体育画报），其中某一期上有他的照片，在那一年的全运会上他获得了跨栏跑第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