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校友兼同乡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有篇学术名作，叫做《鲁迅的宽度》，我这里以《余秋雨的高度与宽度》为题，算是借用张教授的题目。其实我是确定了自己的题目之后才想起张教授的题目的，但既然是张教授的题目在先，那就还算是借用吧，也许我确定题目时，潜意识里已经受到张教授题目的影响了。

闲话少说，下面开始说余秋雨。

在我看来，余秋雨先生说得上是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个奇迹，一座丰碑。因为余秋雨，大陆学界热闹，亮丽了不少。这些年来，如果没有余秋雨，大陆学界一定会寂寥，暗淡很多。在与海外交流的学术前沿，大陆学界拿得出手的人物实在并不多，余先生算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应该说余先生在这方面为大陆学人争光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如何，大陆学人应该感谢余先生才是。

读余先生《借我一生》，才发现余先生现在已经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也许正因为如此，余先生才会写《借我一生》，一来算是对自己一生做个小节，二来也算是对外界的攻击和批评做个剖白。余先生的文字还是一如既往地激情四溢，生动而富有感染力，相当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为以后《余秋雨传》的作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读《借我一生》，既为余先生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也为他遭受的攻击为他不平。当然，我发此贴的目的不在这里，而是想对这本书以及余先生的一些做法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用学术界的说法，就是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同余先生商榷。想同余先生商榷的地方主要有二。

第一，余先生在书中夸奖赞美自己的地方似乎稍嫌多了一些。当然，余先生没有直接自己夸自己，而是借助他人的话来夸自己，而他人的这些赞美也都是事实。但我总觉得如果这些话余先生私下跟亲友转述一下倒也无妨，但由自己在自传中引用出来好象就不太合适，或许以后由某位《余秋雨传》的作者收集整理出来可能会更好。论余先生在学界以及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那基本上可以说是高山仰止，高耸入云了，在这样的高度上，余先生似乎已经用不着引用那么些夸奖自己的话来抬高自己了，这样一来，倒显得余先生反而把自己的高度降低了一些。我想，要是《借我一生》中没有引用那么些夸奖和赞美，我对余先生的崇敬肯定反而会更多一些。这里说的是余先生的高度，至少余先生在本人心目中的高度应该是可以更高一些的。另外，余先生那些对夫人的赞美之辞，似乎也可以留给以后写《马兰传》的作者去说，自己先把话都说尽了，还让别人以后说什么呢？

第二，对待他人的攻击，余先生的态度好象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余先生是世界名人，本人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这方面本来是没有资格同余先生商榷的，然而好歹本人也在网上混了几年，也挨过不少骂，所以也能稍稍理解余先生挨骂的心情。

余先生是大名人，作为一般的普通人，想和大名人套套近乎，以此提升自己的人气，也在情理之中，就象本人这个贴，说白了也是想借余先生的名气来把自己的人气也往上抬抬，前面扯到张业松教授，也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这个可以理解，也无可厚非。还有，社会上总有那么一批人是靠大名人养活着，曹雪芹就养活了一批人，鲁迅也养活了一批人，别说曹雪芹，鲁迅等，就象巩俐，章子仪，周迅，赵薇，徐静蕾这样的文艺界明星又何尝不在养活着一批人呢，更何况国际性名人余秋雨先生了。

那些捕风捉影的流言的确可恨，而且流言还可以杀人，在是非立场上我绝对是站在余先生这边的。名人难做，尤其在中国，要做无权无势的名人非得有坚强的神经中枢和极为宽广的胸怀不可。但我觉得余先生应该是可以面对的，与阮玲玉不同，余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使的是如椽之笔，写的是宏大叙事，以余先生那样高远的历史眼光应该可以看出，先生自己是要进入历史的人，而那些流言小人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他们其实很可怜，余先生跟他们置气，那不是抬举他们了吗？

其实，这种事没有中庸可言，不打官司则已，一打官司，就要象李敖那样把对方打个倾家荡产，让人以后不敢再惹你。既打官司，又谈宽容，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如果我是余先生，我就根本不打官司，也不谈宽容，压根就不去理睬那些人，这才是最大的宽容，也是最大的蔑视。当然，我也不会由着那些人胡说，我会很温和地写文章来陈述事实真相，不动怒，也不剑拔弩张，甚至在文章中都不涉及诽谤者的名字，而且，以余先生的名气和影响，应该不会有话语权方面的问题。还是美籍华人陈栎之先生送给余先生的那幅对联说得最好：清雅之口，何必驳难无稽之谈；超时之笔，岂可描画驱鬼之符。如果把一个人对待流言诽谤的态度看作一个人的宽度，那么余先生的宽度，应该是可以更扩展一些的。当然，这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一旦象余先生那样置身事中，能否有这样的认识，也难说得很了。

平心而论，余先生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在这里这样苛求，就算是责备贤者吧。

二00七年八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