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的隐患

　　5年前笔者在《美国与巴基斯坦为何培养恐怖分子》一文里提到1893年阿富汗当局在英国高压下，被迫承认“杜兰线”的划分。根据当时的协议，该线东南部的广大普什图族的生活范围暂由英国殖民当局管理，百年后则归还阿富汗。

　　1947年，英国势力退出西南亚，临走前推出个《蒙巴顿方案》，建议将该殖民地按“宗教属性”划分为巴基斯坦与印度两个新国家。于是乎，原该于1993年归还阿富汗的土地，划进了巴基斯坦领土范围。该地区大体上也就是该国于1947年立国后，以“西北边省”命名的原属阿富汗的地区。

　　巴基斯坦在历史上不曾以国家形式出现过。英国殖民时代，多将防卫力量集中在阿富汗，以对付自北南下的俄罗斯势力。至于整个“巴基斯坦”地区，多采取支付“酬金”办法，让该地区的诸多部落领袖、郡主打理本地区的治安问题。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时，虽然97%人口均属伊斯兰教徒，其众多民族、部落、家族却构成一个毫无国家认同观念的百衲图。无论是西部的俾路支省，南部的信德省，均与普什图民族一样，具有浓厚的分离意识。以俾路支省为例，不只是其占人口多数的布格蒂族争取独立，甚至该省境内人口众多的普什图族（30%），也有与俾路支省分家、自立门户的倾向。

　　巴基斯坦当局自建国以来最为关注的问题，除了与印度争夺克什米尔地区之外，就是维护国家的完整，尤其是防止境内普什图民族返回阿富汗的怀抱。

　　如前所述，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虽有明确国界（即杜兰线），却从来无法阻止普什图民族的自然交往（商业、游牧、探亲）。全国范围内，人口比例约占20%的普什图民族不仅在经济、文化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在政府、军队里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鉴于此，巴基斯坦当局一向对普什图民族的事务采取从宽态度；对阿、巴两国的普什图人之间的交往也从不敢进行过分干预。换言之，所谓的国界形同虚设。

　　普什图民族在阿富汗又属多数民族，1919年阿富汗摆脱英国统治、取得独立地位以来，也一直由普什图人在政治领域起主导作用。该因素又决定了巴基斯坦一向执行袒护阿富汗普什图人利益的政策。结果是，巴基斯坦面临着既要支持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又得防止他们提出“归还巴基斯坦西北边省”的尴尬场面。为求一劳永逸，巴基斯坦从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预的一日起，便与美国、沙特阿拉伯、英国与中国一道，对抵抗苏军的阿富汗各个民兵组织进行全面的支持。非但如此，1989年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并导致1992年左派政权垮台后，巴基斯坦政府仍不断支持塔利班势力，促使他们于1996年成功地结束内战、夺取政权。所谓“支持”，当然是指提供军火、经援，同时也包括派遣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游击队。从巴基斯坦的角度看，只要与塔利班维持良好关系，就能够确保西北边省的领土主权。

　　巴基斯坦之于九十年代继续干预阿富汗内政，自然还有一个重要国际因素，即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此時均看到中亚地区新独立国家的重要性。为避免该地区的大量石油、油气资源取道俄罗斯或伊朗出口，最妥善的办法便是稳定阿富汗局势，并建立一条经阿富汗，由巴基斯坦出海的通道。如此一来，不止是提升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同时也能够从中亚贸易取得巨大经济利益。就此意义而言，透过巴基斯坦控制阿富汗，让普什图伊斯兰教逊尼派势力堵截伊朗的什叶派扩张，也切合美国的战略布局。

　　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生、受到美国压力后，方勉强中止。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的过程长达20多年，跨越前后两个军政府与介于其间的两个民选政府。如今打扮为民主领袖、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划清界限”的布托女士也难咎其责。那么，究竟该政策又对巴基斯坦产生什么后果呢？

巴基斯坦除了上文提及的民族问题外，更加无可救药的其实是该国经济领域的封建结构。简言之，从立国之日起，直到今天，300多个权贵、封建家族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的状况丝毫不见好转，以至于6%年均增长率只能使上层社会受益，而劳苦大众却不见生计改善。长期以来，任何政策、政令的推行，必须经过重重地方势力的认可，如此，一方面制造了官员贪腐的温床，又不得不依靠军队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全与社会治安。国家武装力量对内而言虽然是个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为解决国际纷争、对印度战争的再三失利，又使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丧尽。于是乎，当国家当局透过伊斯兰教士学校（Madrassa），在上百万阿富汗难民中积极招纳、培训游击战士，并灌输圣战、殉道思想时，也同时吸收了大量巴基斯坦本地的激进青年。

　　其实，环顾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贪腐横行、纷争不息、战事败北、饥饿贫穷、公共教育失败、前途绝望的当头，均会产生内容与法西斯近似、形似不一的原教旨主义、清教徒运动。这种社会运动不论是否打着宗教旗帜，追求的都是清廉政治、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军国主义。因此，当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青年于1996年成功地协助阿富汗民族兄弟建立了伊斯兰教塔利班政权后，直接意识到的就是如何继而改变巴基斯坦的政治生态。此际，恰好南斯拉夫土崩瓦解，一个个伊斯兰教势力（波斯尼亚、科索沃、车臣等）非但不受遏制，反倒受到西方国家的全方位支持，由是更加助长原教旨主义的冲动。这时，他们不是顺势四下串联、杀人放火，便是直接在克什米尔向印度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印度境内，尤其是旁遮普地区，也无可幸免地频频发生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克什米尔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国际支持，个中原因不外是印度早已与俄罗斯疏远，九十年代末甚至成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弧形包围圈”的重要环节。这个包围圈的建构，直到911事件打乱美国战略部署的优先次序，才暂时搁置下来。

　　鉴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急剧扩张，终于触发穆色拉夫的军事政变。然而，此时巴基斯坦西、北诸省已基本上与阿富汗南部结为不分你我、对巴基斯坦又是貌合神离的共生体。

　　本来，穆色拉夫军政府以一个维护稳定的超然态度，右手执枪、左手柔怀，还勉强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然而911事件后，美国一方突然改弦易辙，对伊斯兰教世界大张旗鼓进犯，并要求穆色拉夫积极配合打击原教旨主义势力。如此一来，无非是让穆色拉夫选择一个火坑。穆色拉夫考虑再三，做出了投靠美国的选择，其后也的确透过对红色清真寺的扫荡，向美国表明了他破釜沉舟的决心。经过此戏剧性的转变，巴基斯坦顿然出现两个水火不容的共生体，一个区域性局部问题终于扩展为典型的国际性问题。200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