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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平：六十年后回首以巴分治第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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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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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按：马晓霖先生2007年7月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有关文明和制度论的思考》，就我和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人民大学徐惟辛教授有关文明、暴力与制度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资料丰富，思路清晰，值得一读。当时因杂务繁忙，未能回应，深感失礼。近日检出旧文一篇，稍加修改，权做回应。马先生在文中表示：“毫无疑问，张平、徐唯辛和袁伟时教授的文明论和制度论基本观点我是高度认同的，尊重人性、人权，推崇民主、自由、法治和理性也符合我对文明国家与和谐社会标准的判断，相信也是众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境界。”对此我深表赞同，也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共同出发点，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心平气和地认真探讨的】
与阿以战争相关的任何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论争纷纭的。阿以冲突何时由民族冲突升级为民族战争形态，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爆发了六次的阿以战争究竟从何时开始，也同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以色列和西方学者通常有两种看法：一说开始于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独立后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军的入侵行动，一说开始于1947年11月30日，也就是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第二天。阿拉伯学者和以色列亲阿的修正主义史学家中则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两种说法，愿意把战争开始的时间提前到此前几年间的族群冲突。不同意以1948年5月划界可以为很多人所理解：阿拉伯学者当然不愿意把本民族描写成战争的始作俑者。至于为什么不同意以1947年11月30日划界，很多人就未必清楚了，因为反对者往往都对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含糊其词，一带而过。
1947年11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五点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成功湖通过了关于以巴问题的分治决议。此时已是巴勒斯坦时间11月30日凌晨零点三十分，一直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结果的犹太人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万人空巷的彻夜狂欢庆祝。
巴勒斯坦的几乎所有犹太居民区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这包括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这些大城市，也包括了耶斯列山谷的阿夫拉这样的小镇，以及更多的犹太农庄。各地庆祝活动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举行庆祝游行，开怀痛饮，将蓝白两色的犹太旗挂上建筑物、路灯、树梢，高唱后来成为以色列国歌的《希望之歌》并跳犹太民间舞蹈。在特拉维夫，近三分之一的犹太市民走上街头，很多人还穿着睡衣就加入了狂欢的行列。一名犹太人在迪森高夫大街吹响了犹太羊角号，宣称弥赛亚已经到来。耶路撒冷的庆祝活动开始于凌晨两点，人群蜂拥到犹太代办处的办公楼下，在院子里跳起了场面壮观的犹太民族舞，随后一面蓝白两色的犹太旗帜在阳台上升起，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之一梅厄夫人向民众发表了演讲。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30日黄昏。
在此之前两年间一直镇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英军士兵和警察也加入了庆祝者的行列。他们跟犹太庆祝者一起开怀畅饮，一起手拉手跳起了犹太舞蹈。不少英军装甲车和卡车上都坐满了挥舞着蓝白旗帜的犹太少年儿童，很多英军士兵甚至买来小犹太旗别在军帽上，以表示与犹太人同乐的心情。
实业家们则在这一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方。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家商店摆出了一排六个大酒桶，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痛饮。在拉马特甘，一家丝绸厂在高速公路边设了一个饮酒棚，给所有的来往车辆行人提供免费美酒。特拉维夫阿伦比大街的一家冰激凌店宣布冰激凌免费，引来大群孩子，两个小时就分光了店内所有的存货。这一天也出现了大量的“治安事件”，很多车库被砸开，客车和卡车被人开出去参加庆祝游行。特拉维夫的一家香水店被砸开，香水被用来向狂欢的人群喷洒。然而这一天却没有一个物主向警方报案。当一家酒店的主人看见人群砸开他的店门，向游行人群分发美酒时，他毫不犹豫，立即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抢劫者”的行列。
几位世界犹太组织领导人在这一天发表了讲话，除了表达对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的兴奋心情，对国际社会的努力表示感谢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与阿拉伯民族和巴勒斯坦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梅厄夫人在她的深夜讲话中公开表示“向阿拉伯人伸出和平与友谊之手”。在纽约，美国犹太代办处领导人阿巴•希列•斯勒夫表示向即将建立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 “伸出真诚的友情之手”。以色列国后来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则在当夜对未来犹太国内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犹太国生活的任何一位阿拉伯人的法律和实际地位都将跟他的犹太邻居完全一样……我们将用国家的宪法来保证这些承诺的有效性。阿拉伯人将享有完全的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他将拥有跟犹太人条件相同的公民权，他将有权进入立法和行政机构，并能以跟犹太人同样的条件进入公务部门。犹太国将不局限于建立形式上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平等，它将努力使所有生活在其境内的人都获得经济上的平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将在犹太国内成为平等公民》，原载《巴勒斯坦邮报》1947年12 月1日第4版）
然而跟所有这些和平呼吁相呼应的却只有阿拉伯高级执委会副主席胡塞尼牙缝里蹦出的一句威胁：“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到看见听见（巴勒斯坦分治）的那一天。”天晓得，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1947 年11月30日早晨八点，就在分治决议通过后不到八个小时，一辆载着21名犹太乘客的公共汽车象往常一样开出中部沿海城市内坦尼亚，向耶路撒冷驶去，在法贾村附近，三名巴勒斯坦人向司机示意停车，正打算停下来的司机忽然发现其中一人的外套下竟藏着一挺轻机枪，便加大油门，试图逃离。三名恐怖分子当即向车上扫射，并投出数枚手雷，其中一枚在车上爆炸，当场炸死四人。汽车失控，冲下公路，停在了一片泥地里。司机与数名乘客跳下车，藏在了车轮的后边。一名恐怖分子上车抢走了司机的票夹，当他看见车上受伤的亚里先生正打算救助重伤的亚里太太时，便举枪将亚里先生打死。半小时以后，另一辆公共汽车也在同一地域遭到了类似的恐怖攻击，虽然司机成功地冲出了火网，还是有一名乘客被恐怖分子打死。
至此，犹太乘客死亡六人，受伤七人。死者中有一位22岁的法尔希小姐，她本来是去耶路撒冷做新娘的，结果婚礼变成了葬礼。
当天下午，一名犹太人在雅法附近被巴勒斯坦人的冷枪打死，成为以巴分治第一天里的第七位犹太死难者。当天晚些时候，分别又有五辆公共汽车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遭到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机构遭到暴民攻击，因为这两个国家支持了巴勒斯坦分治提案。一家犹太银行被焚毁，没有犹太人伤亡。
一个时常让我困惑的问题是：一个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人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意识到自己所作的一切、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不寻常意义？当然我相信这问题因人而异，未必有统一答案。但1947年11月30日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显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全部内涵，因此，12月1日的《巴勒斯坦邮报》竟然对前一天的一系列事件做出了如下概括：
“在犹太巴勒斯坦的城市和村庄，联合国的决定得到了欣喜若狂的反响，这反响从昨天凌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有关公共汽车被攻击和几名犹太人遭到杀害的消息，以及某些民族机构的呼吁，在中午前后起到了一定的警醒效果，但没有破坏总体欢乐的气氛。除了这几起孤立的攻击事件之外，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阿拉伯人参加了定居点的庆祝活动，在城镇里售卖他们的货物，并正常流动。”
应该说该报的编辑抓住了历史进程的一个方面——犹太人被获准建国，并因此而欣喜若狂。也许是因为这狂喜使他戴上乐观的有色眼镜，因而完全错误地理解了其他事件的本末关系：被他认为是事物本色的阿犹和睦迹象恰恰只是历史的表象，而被他看作“孤立事件”的恐怖攻击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在随后的一周中，巴勒斯坦人的攻击活动愈演愈烈，犹太死亡人数超过一百。攻击与报复的血腥循环终于引发了全面的阿以战争，并最终导致了绵延五十多年的流血冲突。甚至连这一天恐怖分子的攻击方式都成了历史的预兆：对以色列公共汽车的攻击成了五十年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最常用手段之一，世界上至今没有哪个国家乘坐公共汽车的平民受到过如此残暴而又大规模的袭击。与此同时，对叙利亚犹太商业机构的攻击实际上已经打开了另一扇历史之门：自此以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社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从而引发了几十万犹太难民逃离阿拉伯家园的悲剧。而这一点竟完全没有被编辑注意到。
而另一方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显然也只抓住了犹太人即将建国这一历史事件，而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将给自己的民族带来的历史影响。1947年12月30日的巴勒斯坦人手中本来握有多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和平建国，跟以色列国互助共存。当时从埃及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高级执委会都有人提出这一主张。当然战争也是一种选择，但完全可以选择打一场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之战，他们可以训练力量，积累武器，同时摸清犹太武装的分布情况，看好时机，一举将其消灭。即使选择立即开战，也可以去攻击已知的犹太军事目标。然而他们选择了恐怖主义，选择了攻击公共汽车上的那些手无寸铁的犹太平民——一种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只会起到相反政治作用的暴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封死了本民族进行其他历史选择的机会，并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招来了空前的灾难。
今天，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被恐怖分子炸得血肉模糊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把巴勒斯坦难民、以色列占领之类的问题扯在一起，试图以此证明恐怖主义事出有因。然而当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47年11月30日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论调是何等荒唐。1947年的巴勒斯坦还没有难民问题，也没有以色列的占领问题，更没有所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欺压。甚至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的论点在这里也同样站不住脚。1947年的阿以军事力量对比是如此的悬殊，以至于在1948年战争开始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预言犹太国只能存在两个礼拜。1947年11月之后的几个月里，即使是在阿拉伯国家正规军入侵之前，巴勒斯坦武装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有军事优势，不但让犹太武装处于守势，而且切断了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使犹太政治中心西耶路撒冷陷入了被围困的境地。尽管如此，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还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恐怖主义手段，而不是选择打一场常规战争。这表明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除了现实政治经济因素之外，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要素没有被发掘出来。
而这更深层次的要素之一便是我近两年来常常谈到的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传统。所谓暴民政治，指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常规政治机构失去政治领导力，政治权力通过普通民众的暴力行为而得到表达。由于暴力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成为权力的唯一来源，因此实行暴力的程度成为权力瓜分的主要标准，换句话说，越是激进极端的暴力团体获得的支持和权力越大，而完全没人考虑这种极端暴力所带来的严重恶果。
一般来说，暴民政治并非巴勒斯坦所特有的政治现象，任何处于动荡或革命时代的民族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染上暴民政治的瘟疫，我们熟悉的有法国大革命、中国的义和团和红卫兵。不过，对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来说，暴民政治通常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次要现象，有时只是常规政治的附属品。比如，中国的暴民政治（草莽英雄）通常只是动荡开始时期的特征，常规政治势力（书生秀才）很快会介入并组建常规政治机构，帮助完成从暴民政治到常规政治的过渡，而那些过渡失败的团体往往不能攫取最后权力，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再比如义和团和红卫兵运动都带有明显的“奉旨造反”的特征，属于常规政治在特殊时期产生的附属品。总的来说，由于暴民政治特有的难以制约的强大破坏力而引起的常规政治反弹，暴民政治通常都不会长时间存在。
巴勒斯坦的暴民政治却有一种有能力长期存在的特征。这大约跟巴勒斯坦从未建立过自己的国家，缺乏常规政治经验，传统政治威权处于真空状态，因而民族政治体系内部缺少对暴民政治的反弹制约能力有一定关系。暴民政治的破坏力则可以从巴勒斯坦建国历史看得清清楚楚，从以巴分治第一天起，巴勒斯坦民族就被暴民政治牵着鼻子走，六十年来丢失了一大半的国土，总共剩下巴掌大一块地方，如今还有两根指头要闹分裂。
1947年11月30日，无论历史学家们是否能达成一致，确定或否定这一天是阿以战争的开端，都不会降低这一天的历史意义——那些被当时的人们认识到或没认识到的意义，以及那些至今尚未被人完全认清的意义。
张平 2006年3月15日 写于特拉维夫，2007年11月30日定稿于特拉维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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