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对民主的侵犯　－兼谈中国如何自处   

冷战结束以来，事态发展一反国际社会之期望，民众生活非仅不见改善，反倒狼烟四起、两极扩大，甚至连传统的西方阵营也出现严重裂痕。值此天下扰攘的时刻，似有必要理出社会进程的红线，从而摆脱泥沼中的徘回与失落。

西方社会民主的历程

近代社会，自十八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迟至十九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崛起、军事官僚先后退出政治舞台，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方始成为摆脱独裁暴政、摒弃自由经济残酷剥削的选择。此际，各个利益集团在遵守宪政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决方式通过议会安排人民、国家的权利义务，规划市场经济的框架与运作，授权国家出面协调利益团体之间的纠纷与再分配，委托国家经营与人民福祉、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直接有关的公营事业（如交通、水电、教育、电台、邮政等）。由是，一个崭新的社会体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资本自由的基础上产生，并随着此后长达百年的摸索、探讨，达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 “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就政治层面而言，此新制度体现着自由与民主的互相弥补、互相制约；每当资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权，便有强调“社会性”、“正义”、“民主”的“左派”对立面进行抗争；每当社会政策过头，国家权力恶性膨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便有高举“自由”、“竞争”、“整顿”的“右派”，争取更多活动空间。

社会民主道路上的两个逆流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值得一提的首先是借“共产主义”名义，实施传统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义”，以及，在苏联主导下，华沙集团对西方阵营提出的挑战。该斯拉夫体制的弱点，表现在误以为劳动组合的扩大可取得物资生产的升华，遏制市场经济的运作，限制个人的自由发展，盲目扩展国家垄断权力，结果则导致经济萧条、官僚机器肿胀、民众的离心离德与最终的土崩瓦解。尽管如此，冷战时期，出于意识形态竞争需要，东西阵营分别建立的社会福利措施的贡献也不容抹杀。

社会民主主义百年历程上遭遇的另一个严峻考验，便是三十年代应运而生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扩展尽管一度使全球陷于混乱，而其所体现的毕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们既责怪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集中、盲目生产和经济恐慌；又埋怨民主议会效率低落，无力预测风险、处理危机和维护民族利益，于是乎，便号召民众把国家改造成一个不存在阶级冲突的“人民社团”，以钢铁的纪律支配资本活动与群众生活，并使所有其他 “帮佣民族”臣服于自诩为“优秀民族”、“超人”的脚下。鉴于此，法西斯主义既仇视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滥用权力，因此至多是图借古代帝国之尸还魂于世的一场徒劳。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经此冲击后，益加注重危机处理，并未雨绸缪地建立了若干国际安全、经济合作机制，如联合国、关税协定、世银、货币基金等等。

社会民主的最新发展 － 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六、七十年代之交，随着科学、技术、生产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普遍认识到生态破坏、资源耗竭的威胁，由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环保、社会市场经济”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鉴于全球化的急速扩张与文化商品的侵袭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于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环境的社会市场经济” 的主张。以欧洲联盟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员国允许外籍劳工参加社区投票的决定，都反映出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就社会发展角度观之，此际开明人士普遍认识到，所谓“文明”、“先进”、“现代化”，不单单是指广泛的有形建设；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须具备建设社会基本设施（保健、劳保、教育、退休制、养老制、妇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见多元化…）的能力，协调社会内部矛盾的能力，促进发展又兼顾生态完整的能力，以及，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协调不同国家、民族、群体之间利益，并使其互相观摩、取长补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刚果森林落成几座超高的大厦便可挤进“先进”之林。

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与社会民主的退却

综观近代史，无论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关键企业公营措施、社会福利、对自由经济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后的环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进，都可视为现代社会的必要开支，必要措施,以及为求社会安定和长远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框架条件的拟议，早已成为各国议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占其业务的80％）的主要课题。这就难怪，当共产阵营分崩离析之时，代表跨国企业资本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也称“新货币主义”）、“新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一方面，他们牵强附会地把“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要求社会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台；同时又为了垄断资源、增加利润、扩大市场，竟不顾社会的安定与长远利益，主张逐步削减百年来建立的一系列“社会措施”。为达到此目的，以美、英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与企业，率先削弱工会、裁员减薪、加强劳动强度、以临时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轻工顶替高龄工、裁减福利、降低企业税、拍卖公营企业、以公司短期效益决定员工酬劳和经理人员的奖金、以股东的收益多寡决定公司的结构与经营取向；此外，还在国际上以促进“全球化”名义，透过不受任何民主议会推荐、授权、监督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要求各成员国对进口商品进一步降低环保、卫生管制标准（这些标准往往通过各国议会立法），放宽工、农、文化商品市场，并开放包括金融、旅游、教育、保险、保健等服务业市场，同时还以经、贸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贸组织的国家与任何抵触世贸组织规定的成员就范。同期间，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却步步退让、妥协，使得失业人口增加而带来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随着大企业的走税、漏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也越来越小；此外，唯利是图意识引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后现代媒体的“枕头”、“拳头”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澜。结果，社会民主党派的传统选民竟成为“抗议群体”，大批转而支持极右派，而此恶化情况，直到二十一世纪才稍见改观。

道德恶果与盲点

社会民主力量之所以退却再三，除了受东欧集团解体的影响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气氛笼罩下，所有坚持“社会正义”的国家都得面临所谓的“道德恶果”（moral hazard），即任何国家只要是继续维护劳工利益，增加环保、福利、援外开支，“不负责任国家”的竞争力便相对提高。这方面只要观察“京都议定书”的拒签，基因作物的诉讼便一目了然。当然，为了不使落后，中西欧就有不少国家东施效颦，逐步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尽管如此，若干北欧国家却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其理由是，只要政策坚定、合理，并能得到人民的谅解与支持，必要的开支终将取得最大的收获…。不言而喻，如果社会民主首先弃守的是“媒体阵营”，则自然谈不上坚守社会正义并取得人民的谅解。言及此，不妨介绍1995年发生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以说明“全球化”的具体结果。

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

1995年，经“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会议决定，在日内瓦把“关贸总协定”提升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吸引与会国的广泛支持，倡议者宣称该组织的成立，非但不对成员国的主权和民主法制构成威胁，还将导致拉美国家经济的跳跃成长，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贸易将大幅受惠，美国的贸易赤字将降低600亿美元，美国人民的年收入将增加1700美元…。如今，不及9年，据联合国贸发会的资料，此期间最不发达的47个国家（LCD）的出口贸易额损失达1630至2650亿美元，而粮食进口额则增加2920亿美元；同时尽管这些国家无力改善出口能力，却在世贸组织的要求下，必须降低关税，由此其债务又提高了一倍。此外，当此期间全球跨国企业利润暴涨之时，世界最富的20％人口与最穷的20％人口之间的收入比也从1960年的30:1提升到90年的60:1和97年的74:1（按此速度，2003年的比率应当在90:1左右）。全球447名“首富”的私人财产相当世界半数人口财产的总和。外贸方面，单单跨国公司的贸易量即占全球贸易金额的2/3。换言之，当前全球的实际贫富差距情况远较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恶劣。另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年来，美国属最低收入的1/3人口实际工资下降了25％，1/5美国百姓的生活处于贫穷线之下；而另外的20％富裕阶层，同期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其中最富的50万人拥有全国1/3的财富。由此观之，世贸组织初定的目标纯系海市蜃楼，而实际的发展却符合同年另一个会议的预测。

旧金山会议

1995年，美国旧金山市曾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名政、经界精英（与会者包括萨切尔、老布什、电缆新闻网络、惠普、日微系统…的首脑）的会议。该会议主旨在于为全球化之下的今后世界进行分析与规划。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将使全球80％人口“边缘化”，而这80％多余人口与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口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世界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日微系统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届时将是一个“要么吃人、要么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卡特执政时期的安全顾问及战略家布列辛斯基便及时献计献策，创造了一个“奶头乐” 新词汇（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的组合），意指要使此20％高枕无忧，彼80％的失落、边缘人口安分守己，就得采取温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精力。不难想像，随着时间的转移与情况的恶化，“奶头乐”的剂量必须越来越大，麻醉与昏死之间的距离也将越来越小…。

       如前所述，事隔不到9年，当前全球的状况与乌拉圭会议的预言背道而驰，旧金山会议所预测的20:80格局反倒提前实现。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现成的商品文化、文化商品的“麻醉”作用也似乎远远没有取得预期效果，9.11事件则来得有如晴天霹雳，不只是让西方“新自由主义”倡议者与战略家认识到，边缘地带的人口还有其他出人意表的抗争手段；连八十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摆布的中西欧社会民主力量也顿然从半麻醉状态惊醒。以下，在讨论中西欧“社会民主势力”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之前，似有需要以几个不同事件为例，详细说明全球化的内在问题。

中西欧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

       七十年代初，笔者初到德国之日，正值该国热烈讨论如何制定反卡特尔法，以控制媒体企业集中、垄断之时。根据德国先后制定的相关法律，其主旨在于,通过促成信息的多元化,促成意见的多元化，从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会，以至于法律，对媒体企业的期盼，不是光为了“赚钱”（verdienen）,而是为民主“服务”（dienen）。如今，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德国媒体的主要争执议题却是，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战，为了提高“合理化”与“竞争”能力，如何修改德国法律，以放宽对资本集中加诸的限制。

       实际上，20年来中西欧区域，除少数例外，尤其是报纸、电视台的媒体企业（杂志却基本不受影响）不断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两个对立现象：一是低俗媒体、街边小报（boulevard newspaper）迅速集中、扩大（甚至垄断了德东地区与若干前东欧集团国家的媒体），高质量媒体（quality newspaper）却面临倒闭之虞；一是社会民主根基牢固的国家（如北欧），始终能够维护媒体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发展“迟钝”、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则其集中率可高达90%(意大利)。该现象说明，中西欧民主力量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往后孰胜、孰败，虽无定论，而就这两年的趋势看来，着眼于重振社会正义的力量（包括东欧）正在调整、动员、反击之中。

危地马拉奶粉事件与世贸组织

       就全球化的扩展与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不能回避的是危地马拉奶粉诉讼案。据联合国儿童基金调查，全球每年由于母亲采用奶粉（formula）、放弃用母奶喂婴，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人数大约为150万。主要原因固然是奶粉质量不及母奶，婴儿往往无法适应；尤其严重的是，落后国家（只有44%的婴儿食母亲的奶，工业国家的比率更低）的食水不够卫生，因此经常导致婴儿患痢疾而死亡。鉴于此，危地马拉政府通过法律，禁止奶粉公司作任何夸大奶粉功效的广告（如，“质量接近或超过母奶”）。此后，奶粉公司更改宣传方式，使得该国婴儿死亡率大减，并受到联合国表扬。然而美国格伯公司(Gerber Food)不愿顺从该新法律，委托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提出告诉，96年终因危地马拉败诉，被迫更改自己的法律、被迫坐视本国婴儿的死亡…。

香蕉官司与世贸组织

       另一件典型的案例为“香蕉官司”。事由为美国在拉美的农产公司（Chiquita）于96年透过美国政府向世贸组织控告欧洲联盟“优先进口加勒比、非洲、亚洲的香蕉”。欧盟败诉后采取拖拉办法拒绝执行世贸组织的判决，于是99年美政府采取单方制裁，使欧盟每年承担1.9亿美元损失。欧盟之所以偏袒上述国家，主要是为了照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关系，而且部分加勒比国家纯属单一作物国家，其香蕉收入占进口额的63-91%。一旦失去保护而与美国公司大规模生产的拉美廉价香蕉竞争，这些“香蕉国家”就得面临断炊问题，或者，将被迫放弃香蕉种植，改种古柯或其他毒品…。

全球化的理念与手段

以上若干事件说明几个问题：一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即关贸协定（GATT）的初衷在于协调、降低全球关税与促进国际贸易。虽然长久以来它的规定可对非成员国造成歧视待遇与压力，但非成员国至少可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该组织并随后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及至世贸组织于95 年成立，它突然增加了制裁手段，不止对成员国有效，甚至可直接干预非成员国。于是乎，一个权力远大过联合国专门机构（如劳工组织、儿童基金、卫生组织），甚至安理会，主要又是代表跨国公司利益的“太上皇”组织，就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形成了。二是“新自由主义”的道理很简单，即在全球范围“以最自由、便当、迅速的办法采购原料、组织生产、运输和推销”。然而为达到此“物器第一、生意至上”目的，它不考虑各国、各国际组织为维护资源、生态、健康、传统文化、民主体制和避免垄断、两极化所制定的法律、规定与协议。迄今为止，固然在降低工业产品的关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受惠国却主要是发达工业国。至于农产品，则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助政策作祟，大大削减了第三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机会。前不久，在坎昆世贸会议上农业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出的严重抗议，多少说明世贸组织多少年来的着力点何在。三是世贸组织的存在固然主要是维护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利益，同时，八十年代以来，美、英政府已蜕变为大资本直接代理人的趋势也是有目共睹，但却不能理解为“代表美国利益”。原因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大企业为减轻负担、推卸责任、增加利润，也同时透过世贸组织向美国的80%环保条例和一系列福利方案进行挑战，换言之，“全球化”、“自由化”也在危害美国人民和所有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同理，欧洲联盟虽然在许多场合与世贸组织貌合神离，甚至针锋相对，但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上文所介绍的媒体资本集中问题，足资证明欧盟内部也有强大的跨国公司利益存在。我们同时也能够察觉到，欧洲内部也有不少的 “右派”，为了使欧盟转变为一味偏袒大资本的“萨切尔铁娘子政府”，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打拼。四是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幌子一个，“新自由主义”也只是一张学术面子，其真正的里子是由一批大公司透过发达国家政府委派、聘用的“专家”所组成的世贸组织。他们不受任何国际、国家民意机构监督，毫无透明度地秘密举行会议并对诉讼案件作出裁决，并按照“自己”的理念，按部就班地为世界的未来制定“秩序”与“规章”；且由于第三世界无法洞穿、掌握其游戏规则，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动、不利、受制、受害地位。据报道，当前许多跨国大企业甚至不必真正劳驾世贸组织出面_，只消向落后国家的企业或政府抬出“世贸组织”的牌子加以威胁，便足以使对方就范。谈及此，还得围绕“专利”、“知识产权”与将于2005年之前拟就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细则稍加讨论。

专利与模仿的自然权利

就当世贸组织不断促进“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关税”之时，却要求美国政府把平均定为17年的专利权期限延长至20年。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单单在这三年为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要多支付60亿美元费用。试想，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远在20年以上，西方申请专利的产品、技术也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再要求落后国家等待20年之后开发同样产品与技术，或在连续20年之内支付昂贵的生产许可费用，其动机即便不是为了置第三世界于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远保持优势。反观早年所有后起追上的东、西方国家（如美、日、德），其发展历程无一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国先进产品起家。如今，发达国家虽已遥遥领先，却故意把仿造、伪造混为一谈，动辄向使用同样或类似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赔偿、罚金。其实，一般说来，能够仿造的技术应当属于不受保护、不得申请专利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如奔驰汽车、波音飞机，即便第三世界技术人员成天坐骑、观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当前发达国家医药界频繁施用的一种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对某种草药（该草药甚至经过土著数千年的品种改良）所积累的知识制作药品，待取得专利权之后，该“知识来源地”便不得生产同样产品，即便西方药厂所增加注入的“知识”、“技术”只相当原始知识的千分之一。同样的，软体、软性、智慧产权知识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共同财产，理当为全人类互相参照利用；更何况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下载、复制），所谓的“智慧产权”根本无从“保护”。因此，严格说来，专利、产权保护，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向落后国漫天要价的恶劣手段。鉴于此，第三世界各当局与其盲目听从发达国家发号施令，不如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权、复制权（right to copy）也属基本人权.

金融市场开放的教训

就服务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发展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在有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金融“投资”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场经济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资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于全球股市的资金，只有5%属于与实业、生产毫无关系的金融投机；如今，投机资本则占95%，且其大部收益不支付任何所得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东欧、拉美、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若干国家如印尼、阿根廷，直到今日还没摆脱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凡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均系金融市场开放最快、最彻底的地方；而安然度过难关的国家，却属金融市场有限开放或限制资金任意外流的地方，如中国、马来西亚。当前有识之士，无不极力呼吁设法征收跨国投资的所得税、监控境外走税银行、制定框架条件(如规定持股最低期限)，以限制投机资金的兴风作浪。笔者还要着重提示，即便是欧盟成员，也几无例外地备有征收“投机税”的立法。

服务业的自由化与不自由

目前除金融行业之外，世贸组织还筹划进一步打开旅游、信息、咨询、教育、医药、保健、保险、房地产等15大项、150小项的服务业。据观察，中西欧舆论界最强烈的反应是：坚决反对教育机构“学店化”和社会保险的民营化。前者，必然上行下效，导致一切“向钱看”，由是腐化年轻学子的道德人格；后者，把劳动人民积蓄一世的养老金透过私人企业投入投机市场则性质更是与犯罪活动无异。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来，最为不能容忍的是，发达国家以至于世贸组织对“劳务的自由流通”则三缄其口。这种最直接、最有效的缩短贫富差距的手段在殖民时代均以“先锋”、“拓荒”精神加以歌颂，美、加、澳、纽等国也均靠移民、外籍劳工、经济难民的奉献而起家，如今，“低收入地区前往高收入地区讨生活”这种天经地义的活动，却被发达国家视为应当严加防范的“变相侵略”和“犯罪行为”，其动机说穿了就是永远保持领先地位，永远让第三世界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厂。

中国的选择

如前所述，虽然中西欧近20年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体制已遭受严重破坏，但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民主力量已意识到存在危机，由是其面对全球化“既妥协又斗争”的对应手段便应当受到所有落后国家的重视和参考；在一定的领域，甚至必须加强合作。以中国为例，其发展战略并非是那么盲人过河、无据可考，而是得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在“自由经济”与“社会民主”两条道路之间作一妥善安排。如果能够认识到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优势在于廉价劳工、土地任当局支配、无需摸索与创新（德、日战后均如此），则中国的有限优势、暂时优势将随着产品质量、生产形态的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发生难以避免的冲撞。本着未雨绸缪，似宜预先参考日本近15年“扩大内需市场”和“不急着把新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做法”。除此，也有需要密切注意欧洲社会民主的样板，即瑞典的成功经验与特点。如果目光不是单单盯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品牌”、“标签”，而是广泛、深入地与最具社会正义感、人文教育最全面的北欧社会交往、合作，便轻易地能够发现当今“向钱看”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别有天地。同时为了在国际上摆脱孤立，适时抬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我定位”、有针对性地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派中物色友善的朋友也是刻不容缓。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作出如下准备：一是要及时制定框架条件、规划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以促成多元化公平竞争局面；二是根据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基本设施）；三是联合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与第三世界，从而对世贸组织进行锲而不舍的周旋,而“劳务输出”、“智慧无产权”、“药品无专利”就是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切入点”_。总而言之，如若麻痹大意，中国今后必然面对80%边际人口的动乱不安；如果能够在成长中兼顾社会正义，把边际人口控制在20%_之内，则既攀登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又算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003/11/18

原载《中国评论》2004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