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對民主的侵犯　－兼談中國如何自處   

冷戰結束以來，事態發展壹反國際社會之期望，民眾生活非僅不見改善，反倒狼煙四起、兩極擴大，甚至連傳統的西方陣營也出現嚴重裂痕。值此天下擾攘的時刻，似有必要理出社會進程的紅線，從而擺脫泥沼中的徘回與失落。

西方社會民主的歷程

近代社會，自十八世紀的早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開始，遲至十九世紀末期中產階級崛起、軍事官僚先後退出政治舞臺，西方的議會民主道路方始成為擺脫獨裁暴政、摒棄自由經濟殘酷剝削的選擇。此際，各個利益集團在遵守憲政遊戲規則的前提下，多能平和地派遣代表，以票決方式通過議會安排人民、國家的權利義務，規劃市場經濟的框架與運作，授權國家出面協調利益團體之間的糾紛與再分配，委托國家經營與人民福祉、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直接有關的公營事業（如交通、水電、教育、電臺、郵政等）。由是，壹個嶄新的社會體制便在和平、民主、限制資本自由的基礎上產生，並隨著此後長達百年的摸索、探討，達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 “社會市場經濟”高度。就政治層面而言，此新制度體現著自由與民主的互相彌補、互相制約；每當資本力量侵犯基本人權，便有強調“社會性”、“正義”、“民主”的“左派”對立面進行抗爭；每當社會政策過頭，國家權力惡性膨脹，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便有高舉“自由”、“競爭”、“整頓”的“右派”，爭取更多活動空間。

社會民主道路上的兩個逆流

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並非壹帆風順，值得壹提的首先是借“共產主義”名義，實施傳統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斯大林主義”，以及，在蘇聯主導下，華沙集團對西方陣營提出的挑戰。該斯拉夫體制的弱點，表現在誤以為勞動組合的擴大可取得物資生產的升華，遏制市場經濟的運作，限制個人的自由發展，盲目擴展國家壟斷權力，結果則導致經濟蕭條、官僚機器腫脹、民眾的離心離德與最終的土崩瓦解。盡管如此，冷戰時期，出於意識形態競爭需要，東西陣營分別建立的社會福利措施的貢獻也不容抹殺。

社會民主主義百年歷程上遭遇的另壹個嚴峻考驗，便是三十年代應運而生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擴展盡管壹度使全球陷於混亂，而其所體現的畢竟是失意者的狂想。他們既責怪市場經濟導致資本集中、盲目生產和經濟恐慌；又埋怨民主議會效率低落，無力預測風險、處理危機和維護民族利益，於是乎，便號召民眾把國家改造成壹個不存在階級沖突的“人民社團”，以鋼鐵的紀律支配資本活動與群眾生活，並使所有其他 “幫傭民族”臣服於自詡為“優秀民族”、“超人”的腳下。鑒於此，法西斯主義既仇視民主，又妨害自由，更濫用權力，因此至多是圖借古代帝國之屍還魂於世的壹場徒勞。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經此沖擊後，益加註重危機處理，並未雨綢繆地建立了若幹國際安全、經濟合作機制，如聯合國、關稅協定、世銀、貨幣基金等等。

社會民主的最新發展 － 保障多元文化、環境的社會市場經濟

六、七十年代之交，隨著科學、技術、生產的快速發展，西方社會普遍認識到生態破壞、資源耗竭的威脅，由是，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又普遍提出了“環保、社會市場經濟”要求。及至八十年代末，鑒於全球化的急速擴張與文化商品的侵襲使得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受到嚴重摧殘，於是提出了“保障多元文化、環境的社會市場經濟” 的主張。以歐洲聯盟為例，其多元化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敦促成員國允許外籍勞工參加社區投票的決定，都反映出社會民主的進壹步發展。就社會發展角度觀之，此際開明人士普遍認識到，所謂“文明”、“先進”、“現代化”，不單單是指廣泛的有形建設；而更重要的是，在征服自然界之外，必須具備建設社會基本設施（保健、勞保、教育、退休制、養老制、婦幼保障、信息多元化、意見多元化…）的能力，協調社會內部矛盾的能力，促進發展又兼顧生態完整的能力，以及，還有待進壹步完善的，協調不同國家、民族、群體之間利益，並使其互相觀摩、取長補短的能力。若非如此，只要在剛果森林落成幾座超高的大廈便可擠進“先進”之林。

新自由主義的反攻與社會民主的退卻

綜觀近代史，無論是早期的利益重新分配、關鍵企業公營措施、社會福利、對自由經濟的合理控制，以及其後的環保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引進，都可視為現代社會的必要開支，必要措施,以及為求社會安定和長遠利益所作的努力。因此，與此有關的壹系列框架條件的擬議，早已成為各國議會和歐洲聯盟委員會（占其業務的80％）的主要課題。這就難怪，當共產陣營分崩離析之時，代表跨國企業資本力量的“新自由主義”（也稱“新貨幣主義”）、“新保守主義”壹時甚囂塵上。壹方面，他們牽強附會地把“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等同起來，要求社會民主力量退出政治舞臺；同時又為了壟斷資源、增加利潤、擴大市場，竟不顧社會的安定與長遠利益，主張逐步削減百年來建立的壹系列“社會措施”。為達到此目的，以美、英為首的“新自由主義”政府與企業，率先削弱工會、裁員減薪、加強勞動強度、以臨時工取代固定工、以低薪年輕工頂替高齡工、裁減福利、降低企業稅、拍賣公營企業、以公司短期效益決定員工酬勞和經理人員的獎金、以股東的收益多寡決定公司的結構與經營取向；此外，還在國際上以促進“全球化”名義，透過不受任何民主議會推薦、授權、監督的“世界貿易組織”（WTO），要求各成員國對進口商品進壹步降低環保、衛生管制標準（這些標準往往通過各國議會立法），放寬工、農、文化商品市場，並開放包括金融、旅遊、教育、保險、保健等服務業市場，同時還以經、貿制裁手段，逼迫尚未加入世貿組織的國家與任何抵觸世貿組織規定的成員就範。同期間，多數社會民主政府卻步步退讓、妥協，使得失業人口增加而帶來的財政負擔越來越大；隨著大企業的走稅、漏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也越來越小；此外，唯利是圖意識引導下的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後現代媒體的“枕頭”、“拳頭”文化商品更是推波助瀾。結果，社會民主黨派的傳統選民竟成為“抗議群體”，大批轉而支持極右派，而此惡化情況，直到二十壹世紀才稍見改觀。

道德惡果與盲點

社會民主力量之所以退卻再三，除了受東歐集團解體的影響之外，另壹重要原因在於，在“新自由主義”氣氛籠罩下，所有堅持“社會正義”的國家都得面臨所謂的“道德惡果”（moral hazard），即任何國家只要是繼續維護勞工利益，增加環保、福利、援外開支，“不負責任國家”的競爭力便相對提高。這方面只要觀察“京都議定書”的拒簽，基因作物的訴訟便壹目了然。當然，為了不使落後，中西歐就有不少國家東施效顰，逐步采納“新自由主義”的做法。盡管如此，若幹北歐國家卻不以為然，也不為所動，其理由是，只要政策堅定、合理，並能得到人民的諒解與支持，必要的開支終將取得最大的收獲…。不言而喻，如果社會民主首先棄守的是“媒體陣營”，則自然談不上堅守社會正義並取得人民的諒解。言及此，不妨介紹1995年發生的兩個重要國際事件，以說明“全球化”的具體結果。

95年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

1995年，經“關貿總協定”（GATT）的烏拉圭會議決定，在日內瓦把“關貿總協定”提升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為吸引與會國的廣泛支持，倡議者宣稱該組織的成立，非但不對成員國的主權和民主法制構成威脅，還將導致拉美國家經濟的跳躍成長，亞洲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世界經濟、貿易將大幅受惠，美國的貿易赤字將降低600億美元，美國人民的年收入將增加1700美元…。如今，不及9年，據聯合國貿發會的資料，此期間最不發達的47個國家（LCD）的出口貿易額損失達1630至2650億美元，而糧食進口額則增加2920億美元；同時盡管這些國家無力改善出口能力，卻在世貿組織的要求下，必須降低關稅，由此其債務又提高了壹倍。此外，當此期間全球跨國企業利潤暴漲之時，世界最富的20％人口與最窮的20％人口之間的收入比也從1960年的30:1提升到90年的60:1和97年的74:1（按此速度，2003年的比率應當在90:1左右）。全球447名“首富”的私人財產相當世界半數人口財產的總和。外貿方面，單單跨國公司的貿易量即占全球貿易金額的2/3。換言之，當前全球的實際貧富差距情況遠較殖民主義時代更加惡劣。另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年來，美國屬最低收入的1/3人口實際工資下降了25％，1/5美國百姓的生活處於貧窮線之下；而另外的20％富裕階層，同期收入則增加了壹倍，其中最富的50萬人擁有全國1/3的財富。由此觀之，世貿組織初定的目標純系海市蜃樓，而實際的發展卻符合同年另壹個會議的預測。

舊金山會議

1995年，美國舊金山市曾舉行過壹個集合全球500名政、經界精英（與會者包括薩切爾、老布什、電纜新聞網絡、惠普、日微系統…的首腦）的會議。該會議主旨在於為全球化之下的今後世界進行分析與規劃。會議上，與會者壹致認為全球化的激烈競爭將使全球80％人口“邊緣化”，而這80％多余人口與20％搭上全球化快車的人口之間的沖突將成為今後世界的主要問題。在此基礎上，日微系統的老板格基（John　Gage）表示，屆時將是壹個“要麼吃人、要麼被吃”的世界（to　lunch　or　be　lunch）。卡特執政時期的安全顧問及戰略家布列辛斯基便及時獻計獻策，創造了壹個“奶頭樂” 新詞匯（tittytainment，英文titts“奶頭”與entertainment“娛樂”的組合），意指要使此20％高枕無憂，彼80％的失落、邊緣人口安分守己，就得采取溫情（色情？）、麻醉、低成本、半滿足的辦法，卸除“邊緣化”人口的不滿與精力。不難想像，隨著時間的轉移與情況的惡化，“奶頭樂”的劑量必須越來越大，麻醉與昏死之間的距離也將越來越小…。

       如前所述，事隔不到9年，當前全球的狀況與烏拉圭會議的預言背道而馳，舊金山會議所預測的20:80格局反倒提前實現。更加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現成的商品文化、文化商品的“麻醉”作用也似乎遠遠沒有取得預期效果，9.11事件則來得有如晴天霹靂，不只是讓西方“新自由主義”倡議者與戰略家認識到，邊緣地帶的人口還有其他出人意表的抗爭手段；連八十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擺布的中西歐社會民主力量也頓然從半麻醉狀態驚醒。以下，在討論中西歐“社會民主勢力”與“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之間的矛盾之前，似有需要以幾個不同事件為例，詳細說明全球化的內在問題。

中西歐的媒體資本集中問題

       七十年代初，筆者初到德國之日，正值該國熱烈討論如何制定反卡特爾法，以控制媒體企業集中、壟斷之時。根據德國先後制定的相關法律，其主旨在於,通過促成信息的多元化,促成意見的多元化，從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多元化。因此，社會，以至於法律，對媒體企業的期盼，不是光為了“賺錢”（verdienen）,而是為民主“服務”（dienen）。如今，在“新自由主義”的壓力下，德國媒體的主要爭執議題卻是，為了迎接“全球化”的挑戰，為了提高“合理化”與“競爭”能力，如何修改德國法律，以放寬對資本集中加諸的限制。

       實際上，20年來中西歐區域，除少數例外，尤其是報紙、電視臺的媒體企業（雜誌卻基本不受影響）不斷集中，由是有趣地形成兩個對立現象：壹是低俗媒體、街邊小報（boulevard newspaper）迅速集中、擴大（甚至壟斷了德東地區與若幹前東歐集團國家的媒體），高質量媒體（quality newspaper）卻面臨倒閉之虞；壹是社會民主根基牢固的國家（如北歐），始終能夠維護媒體的多元化，而民主文化發展“遲鈍”、反法西斯教育推行不力的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則其集中率可高達90%(意大利)。該現象說明，中西歐民主力量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往後孰勝、孰敗，雖無定論，而就這兩年的趨勢看來，著眼於重振社會正義的力量（包括東歐）正在調整、動員、反擊之中。

危地馬拉奶粉事件與世貿組織

       就全球化的擴展與第三世界的關系而言，不能回避的是危地馬拉奶粉訴訟案。據聯合國兒童基金調查，全球每年由於母親采用奶粉（formula）、放棄用母奶餵嬰，而導致嬰兒死亡的人數大約為150萬。主要原因固然是奶粉質量不及母奶，嬰兒往往無法適應；尤其嚴重的是，落後國家（只有44%的嬰兒食母親的奶，工業國家的比率更低）的食水不夠衛生，因此經常導致嬰兒患痢疾而死亡。鑒於此，危地馬拉政府通過法律，禁止奶粉公司作任何誇大奶粉功效的廣告（如，“質量接近或超過母奶”）。此後，奶粉公司更改宣傳方式，使得該國嬰兒死亡率大減，並受到聯合國表揚。然而美國格伯公司(Gerber Food)不願順從該新法律，委托美國政府向世貿組織提出告訴，96年終因危地馬拉敗訴，被迫更改自己的法律、被迫坐視本國嬰兒的死亡…。

香蕉官司與世貿組織

       另壹件典型的案例為“香蕉官司”。事由為美國在拉美的農產公司（Chiquita）於96年透過美國政府向世貿組織控告歐洲聯盟“優先進口加勒比、非洲、亞洲的香蕉”。歐盟敗訴後采取拖拉辦法拒絕執行世貿組織的判決，於是99年美政府采取單方制裁，使歐盟每年承擔1.9億美元損失。歐盟之所以偏袒上述國家，主要是為了照顧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關系，而且部分加勒比國家純屬單壹作物國家，其香蕉收入占進口額的63-91%。壹旦失去保護而與美國公司大規模生產的拉美廉價香蕉競爭，這些“香蕉國家”就得面臨斷炊問題，或者，將被迫放棄香蕉種植，改種古柯或其他毒品…。

全球化的理念與手段

以上若幹事件說明幾個問題：壹是世貿組織的前身，即關貿協定（GATT）的初衷在於協調、降低全球關稅與促進國際貿易。雖然長久以來它的規定可對非成員國造成歧視待遇與壓力，但非成員國至少可自行決定是否加入該組織並隨後享受壹視同仁的待遇。及至世貿組織於95 年成立，它突然增加了制裁手段，不止對成員國有效，甚至可直接幹預非成員國。於是乎，壹個權力遠大過聯合國專門機構（如勞工組織、兒童基金、衛生組織），甚至安理會，主要又是代表跨國公司利益的“太上皇”組織，就如此這般、不動聲色地形成了。二是“新自由主義”的道理很簡單，即在全球範圍“以最自由、便當、迅速的辦法采購原料、組織生產、運輸和推銷”。然而為達到此“物器第壹、生意至上”目的，它不考慮各國、各國際組織為維護資源、生態、健康、傳統文化、民主體制和避免壟斷、兩極化所制定的法律、規定與協議。迄今為止，固然在降低工業產品的關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受惠國卻主要是發達工業國。至於農產品，則由於發達國家的農業補助政策作祟，大大削減了第三世界的農產品出口機會。前不久，在坎昆世貿會議上農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農業保護政策提出的嚴重抗議，多少說明世貿組織多少年來的著力點何在。三是世貿組織的存在固然主要是維護跨國公司和大企業的利益，同時，八十年代以來，美、英政府已蛻變為大資本直接代理人的趨勢也是有目共睹，但卻不能理解為“代表美國利益”。原因是，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大企業為減輕負擔、推卸責任、增加利潤，也同時透過世貿組織向美國的80%環保條例和壹系列福利方案進行挑戰，換言之，“全球化”、“自由化”也在危害美國人民和所有發達國家人民的利益。同理，歐洲聯盟雖然在許多場合與世貿組織貌合神離，甚至針鋒相對，但內部也非鐵板壹塊。上文所介紹的媒體資本集中問題，足資證明歐盟內部也有強大的跨國公司利益存在。我們同時也能夠察覺到，歐洲內部也有不少的 “右派”，為了使歐盟轉變為壹味偏袒大資本的“薩切爾鐵娘子政府”，正在進行不懈的努力和打拼。四是所謂“全球化”不過是幌子壹個，“新自由主義”也只是壹張學術面子，其真正的裏子是由壹批大公司透過發達國家政府委派、聘用的“專家”所組成的世貿組織。他們不受任何國際、國家民意機構監督，毫無透明度地秘密舉行會議並對訴訟案件作出裁決，並按照“自己”的理念，按部就班地為世界的未來制定“秩序”與“規章”；且由於第三世界無法洞穿、掌握其遊戲規則，無可避免地處於被動、不利、受制、受害地位。據報道，當前許多跨國大企業甚至不必真正勞駕世貿組織出面_，只消向落後國家的企業或政府擡出“世貿組織”的牌子加以威脅，便足以使對方就範。談及此，還得圍繞“專利”、“知識產權”與將於2005年之前擬就的“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細則稍加討論。

專利與模仿的自然權利

就當世貿組織不斷促進“商品、服務流通”、“降低關稅”之時，卻要求美國政府把平均定為17年的專利權期限延長至20年。據估計，美國消費者單單在這三年為居高不下的藥品價格要多支付60億美元費用。試想，第三世界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壹般遠在20年以上，西方申請專利的產品、技術也遠遠多於發展中國家，如果再要求落後國家等待20年之後開發同樣產品與技術，或在連續20年之內支付昂貴的生產許可費用，其動機即便不是為了置第三世界於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遠保持優勢。反觀早年所有後起追上的東、西方國家（如美、日、德），其發展歷程無壹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國先進產品起家。如今，發達國家雖已遙遙領先，卻故意把仿造、偽造混為壹談，動輒向使用同樣或類似技術的第三世界國家要求賠償、罰金。其實，壹般說來，能夠仿造的技術應當屬於不受保護、不得申請專利的技術。真正的技術，如奔馳汽車、波音飛機，即便第三世界技術人員成天坐騎、觀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當前發達國家醫藥界頻繁施用的壹種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對某種草藥（該草藥甚至經過土著數千年的品種改良）所積累的知識制作藥品，待取得專利權之後，該“知識來源地”便不得生產同樣產品，即便西方藥廠所增加註入的“知識”、“技術”只相當原始知識的千分之壹。同樣的，軟體、軟性、智慧產權知識也是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共同財產，理當為全人類互相參照利用；更何況隨著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如下載、復制），所謂的“智慧產權”根本無從“保護”。因此，嚴格說來，專利、產權保護，實際上成為發達國向落後國漫天要價的惡劣手段。鑒於此，第三世界各當局與其盲目聽從發達國家發號施令，不如聯合起來據理力爭，強調人類進化過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權、復制權（right to copy）也屬基本人權.

金融市場開放的教訓

就服務領域，八十年代以來最快速發展的莫過於金融市場的擴大。尤其是在有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之後，金融“投資”更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場經濟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資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於全球股市的資金，只有5%屬於與實業、生產毫無關系的金融投機；如今，投機資本則占95%，且其大部收益不支付任何所得稅。在國際金融資本的炒作之下，九十年代以來先後在東歐、拉美、亞洲發生嚴重金融危機，若幹國家如印尼、阿根廷，直到今日還沒擺脫困境。值得註意的是，凡受到嚴重沖擊的國家，均系金融市場開放最快、最徹底的地方；而安然度過難關的國家，卻屬金融市場有限開放或限制資金任意外流的地方，如中國、馬來西亞。當前有識之士，無不極力呼籲設法征收跨國投資的所得稅、監控境外走稅銀行、制定框架條件(如規定持股最低期限)，以限制投機資金的興風作浪。筆者還要著重提示，即便是歐盟成員，也幾無例外地備有征收“投機稅”的立法。

服務業的自由化與不自由

目前除金融行業之外，世貿組織還籌劃進壹步打開旅遊、信息、咨詢、教育、醫藥、保健、保險、房地產等15大項、150小項的服務業。據觀察，中西歐輿論界最強烈的反應是：堅決反對教育機構“學店化”和社會保險的民營化。前者，必然上行下效，導致壹切“向錢看”，由是腐化年輕學子的道德人格；後者，把勞動人民積蓄壹世的養老金透過私人企業投入投機市場則性質更是與犯罪活動無異。從第三世界的角度看來，最為不能容忍的是，發達國家以至於世貿組織對“勞務的自由流通”則三緘其口。這種最直接、最有效的縮短貧富差距的手段在殖民時代均以“先鋒”、“拓荒”精神加以歌頌，美、加、澳、紐等國也均靠移民、外籍勞工、經濟難民的奉獻而起家，如今，“低收入地區前往高收入地區討生活”這種天經地義的活動，卻被發達國家視為應當嚴加防範的“變相侵略”和“犯罪行為”，其動機說穿了就是永遠保持領先地位，永遠讓第三世界成為勞動力密集的加工廠。

中國的選擇

如前所述，雖然中西歐近20年來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壓力之下，社會民主體制已遭受嚴重破壞，但基於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民主力量已意識到存在危機，由是其面對全球化“既妥協又鬥爭”的對應手段便應當受到所有落後國家的重視和參考；在壹定的領域，甚至必須加強合作。以中國為例，其發展戰略並非是那麼盲人過河、無據可考，而是得根據國情、有計劃地在“自由經濟”與“社會民主”兩條道路之間作壹妥善安排。如果能夠認識到近年來快速發展的主要優勢在於廉價勞工、土地任當局支配、無需摸索與創新（德、日戰後均如此），則中國的有限優勢、暫時優勢將隨著產品質量、生產形態的提高，與發達國家之間發生難以避免的沖撞。本著未雨綢繆，似宜預先參考日本近15年“擴大內需市場”和“不急著把新產品推向國際市場的做法”。除此，也有需要密切註意歐洲社會民主的樣板，即瑞典的成功經驗與特點。如果目光不是單單盯著歐美發達國家的“品牌”、“標簽”，而是廣泛、深入地與最具社會正義感、人文教育最全面的北歐社會交往、合作，便輕易地能夠發現當今“向錢看”的現實世界之外還別有天地。同時為了在國際上擺脫孤立，適時擡出“社會民主主義”的“自我定位”、有針對性地在所有發達國家社會民主黨派中物色友善的朋友也是刻不容緩。中國的當務之急在於作出如下準備：壹是要及時制定框架條件、規劃市場經濟的資本運作，以促成多元化公平競爭局面；二是根據國力建立社會安全網（社會基本設施）；三是聯合歐洲的社會民主力量與第三世界，從而對世貿組織進行鍥而不舍的周旋,而“勞務輸出”、“智慧無產權”、“藥品無專利”就是爭取世界大多數人民支持的“切入點”_。總而言之，如若麻痹大意，中國今後必然面對80%邊際人口的動亂不安；如果能夠在成長中兼顧社會正義，把邊際人口控制在20%_之內，則既攀登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高峰”，又算是走出壹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2003/11/18

原載《中國評論》200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