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玩了一大圈回来，很想写点在那里看到的景色：台北高耸入云的101大楼、基隆海港里的船、悲情城市九份的雨巷、高雄餐馆里美味的海鲜、屏东少数民族热烈的舞蹈，垦丁海滩上细腻的白沙、台东温泉的硫磺味、兰屿岛上的雅美族人、花莲迷人的田园风光。。。。。可拿起笔，我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写景需要细致的观察和好的文笔，而我在台湾的半个月只是走马看花，再加上自己笔墨肤浅，好的景色我却写不出来。

写不出台湾的风景，那我就说说我遇到的台湾人吧。

因为工作的原因，LG早两个星期到台湾。我带着孩子在台北下飞机后，需要转火车。买好火车票后，我想给LG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的火车班次。正在打听公共电话时，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将手机递给了我，让我用她的手机打电话，她告诉我怎么拨号后，就在一旁静静地等着我将话说完。。

这位中年妇女个子矮小，她却给了我对台湾的第一印象：台湾人真友好！

台湾人确实很友好，他们的素质也相对地高。在台湾，我很少看到有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街上的垃圾桶有两种，一种是用来装一般垃圾，另一种是用来回收的。台湾大街干净，那里的厕所也不脏，厕所里面大多有手纸。台湾，特别是台北公共交通发达，地铁和公共汽车运行有次序，即使人多也没有人乱挤，而在公交站上下电梯，人人都自觉地靠右站着，让出左边供别人走动。

台湾人很关心政治，无论是记程车司机，旅馆服务员、公车上的乘客、还是大学里的老师、学生，每人说起台湾都有各自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只要跟他们聊几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们拥护的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说起经济，他们人人都说阿扁当政的八年，他们的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而问他们经济后退的原因，得到的问题却很不一样：支持民进党的骂国民党将国产归为党产，让国家受穷；支持国民党的骂阿扁和民进党搞台独，作茧自缚，将经济送上了不归之路。但不管立场如何，他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即使台湾独立了，大陆也不会打台湾，越是倾向台独的，说得就越肯定。我们再问为什么他们认为大陆不会打？回答就是五花八门了，有的说：大陆将台湾打了，台湾一个导弹过去，灭了大陆的一个省，对大陆也没什么好处。有的说：有美国保护着台湾，大陆不敢打。还有人说：大陆这么大地方，要台湾这个小岛干嘛呀？就放手让台湾独立吧。

台湾老百姓分两派，台湾的新闻更是立场分明。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各自的报纸、电台。文章和电视节目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是水火不相容。立委的竞选，两党斗很得激烈，电视上不时地有揪头发，扔拳头，大打出手的镜头。一次我们乘车经过高雄的一条大街，前面的路突然被堵住了。我从车窗往外看，只见路旁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飘、锣鼓喧天。一阵阵鼓声，接着一阵阵振天的口号。喊口号的人都穿着黄马甲，马甲上写着我看不清的标语。那阵势和狂热，绝对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造反的声势有一拼。开车的司机告诉我，那是民进党在为自己的立委候选人造势。

因为我和LG的口音，我们一说话台湾人就知道我们是大陆来。而因为我们是大陆人，他们在我们面前评论大陆时用词就谨慎了许多。但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数对大陆的评价是负面的。一位公车的乘客告诉我们：现在大陆在台湾卖淫的女子有好几万。跟我们同坐一辆去花莲的火车的乘客对我们说：他以前不敢去大陆，是因为怕千岛湖那样的事件再发生，大陆人将他杀了，扔到田里当肥料。一位高雄的出租车司机说：台湾人到大陆去投资大多是亏钱的，因为大陆的警察跟黑道联合起来坑台湾人。而台北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们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他说：毛泽东是蒋介石的小舅子，蒋介石第一个妻子是毛泽东的姐姐，而毛泽东之所以跟蒋介石打内战，是因为蒋介石后来抛弃了毛泽东的姐姐，娶了宋美玲。。。。。

当然，我们也听到过有人说共产党好。在台北的地铁上，一位退休老师跟我们聊天，他是南京人，十四岁时随家人来到了台湾。这位退休老师跟我们说：“共产党就是好！以前他们搞文化大革命是不对，但现在他们不搞政治搞经济。我在南京的亲戚，十几年前他们的生活不如我，现在他们却过得比我好。什么是好党？将国家的经济搞上去的就是个好党。”歇了一口气，老人气愤地接着说：“阿扁歪着脑袋一门心思搞想独立，台湾经济被他弄得一塌糊涂。。。。哼，独立，我看他是找扁！”

一位台湾朋友告诉我们：现在台湾每年登记结婚的，新娘有一半不是台湾的。而在那一半的外来媳妇中，大陆来的占多数。在一个夜市上，我们走进了一家饺子铺。老板娘招呼我们坐下后，跟我们说：“你们是大陆人吧？！我也是大陆来的。”她告诉我们她老家在广西的柳州，嫁到台湾已经八年多了。我问她在台湾是否习惯，她笑着答道：“我孩子都六岁了，有了孩子就好好过日子了。”我们吃饭时，这大陆媳妇忙一会儿就过来跟我们聊几句：她告诉我们她正邀请她母亲来台湾探亲，大陆方面的手续已经办好，但台湾方面关卡很多，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她妈妈才能成行。我们吃完告别时，她的在忙着煎饺子的台湾丈夫也笑着跟我们挥手，这台湾丈夫比大陆媳妇年龄大不少，长得倒是很憨厚。

快离开台湾时，我们参加了一位台湾朋友的宴会。宴会有四十多人，去的餐馆坐落在一个山的半山腰，开餐馆的是一位从大陆来的老兵，大家都叫他老爹。

老爹听说LG和我是大陆人，就出来给我们敬酒，我们马上站起来，诚惶诚恐地接了。老爹身材高大，背有些驼，脸上、手上都有了老人癍。宴会快结束时，我看老爹一个人在一张桌子边坐着，就过去跟他聊天。老爹告诉我：他是山西人，但在上海长大，在上海时，他家住在离圣约翰大学不远处的一幢四层高的洋楼。一九四九年，他跟着部队到了台湾，父母却留在了大陆。我问老爹大陆开放后他回去过没有，老爹说他回大陆过两次，但没有去上海。停了一下。老爹说：“上海是我的伤心之地。”

我没有继续问下去，大陆与台湾断绝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的各种的运动，老爹他留在大陆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了。这时，女儿走到了我身边，我让她叫爷爷。老爹答应着，高兴地说：“见了你们我真是高兴。”然后跟我女儿说：“你知道是什么将我们连着吗？“他用手指在桌子一面写一面说：“连着我们的是两个字，一个是“人”一个是“土””。女儿点着头，我不知道她懂了没有。“人”和“土”这两字她都认得，可她能明白老爹的意思吗？

宴会结束了，我跟老爹道别，老爹跟我说：“妹子，我不问你叫什么名字了，我年纪大，名字记不住了。但我能记住模样，你下次来，我一定能认得你。”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竟有些酸：下次来台湾，不知道会是何年何月了，而老爹已经快八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