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德国

作者： 谢盛友

老友开了一家蒙古风味餐馆，开张时，我们一家大小前往祝贺。他的房东也许是喝醉了，也许像他这样的德国人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宁肯相信他是喝醉了。这位房东先生年逾花甲，带着年轻又漂亮的第三任太太，从老远的汉堡到慕尼黑来，买了一栋房子，经建筑局许可，将楼面改成小餐馆，自己动手装修一新，想长期租出去，赚大钱。

酒足饭饱，大房东得意忘形，他好象认为，我们后悔不租他这家店，他红着脸对我说：“我问过您太太的呀，你们当时犹豫不决。”我说，我想找一个靠近大学的位置。“那当然好，大学生很有钱。要是我盖大学的房子，我就在大门入口的一侧，给你们留下一个位置。”他滔滔不绝地讲，也不管我们听还是不听。他建议我们，到大学附近的房子，逐个敲门，想方设法租到一套房子，然后将底层改成餐馆。“那也得经过建筑局批准才行。”我提醒他。“你可以先递交申请，若建筑局不批，你可以陈述你自己的理由，一层一层地上诉打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行政法院。”

唉，多么地道的德国人，不但说话有板有眼，做事也是一板一眼，他不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吗？妻子佩服他言之有理。她以为我不懂得德国这些规章或规范，然而，我是在纳闷：等你官司打赢了，我早绕过另外一种弯子，租用别的店面，可能钱都赚够了，可以离开德国回去中国养老啦。日耳曼人就爱动真格，是我的权利，就必须属于我。难怪，我驾驶执照路考四次才通过。你有优先行驶权，考试时，遇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若你放慢车速，左看右瞧，对不起，考官认为你没有充分掌握你自己的权利，考试没通过，回家哭了也没用。

那个夜晚，大家谈得很多，话题是从我的感叹开始的。我说：“中文如此繁难，我们中国的小孩，上小学四五年级才能懂阅读简单的中文杂志，而德国的小孩，小学二三年级就能阅读简单的德文杂志。在吸收知识和吸收信息方面，我们中国小孩比欧洲的小孩，足足亏了两年的时间。”
我此言一出，激了在座的所有老朋。有的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亏，中文方块文字的确繁难，但是，我们从小训练这种边旁的组合，无意中，在我们的脑子里训练了一种逻辑，所以，通用方块字的中国人的脑子，比通用印欧语系的人的脑子，要聪明得多，智慧超越白种人。我们中国人也有赚的地方。

六七十年代留学欧洲的中国人，处处抬不起头，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谁会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论在语言或做事上，都没有逻辑。可以承认，中国人从小缺少方法论的训练，但硬要强迫说，中国人脑子里没有逻辑，我想，很多中国人会告诉白种洋人：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你们不懂。
西方人不会承认中国人有逻辑，但他们很看重经济成绩。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四小龙的兴起，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逐步深入，慢见成效，亚洲华人经济的成绩令欧洲人刮目相看，他们开始从新认识亚洲，从新认识中国，欧洲人半信半疑：也许中国人脑子里有他另一种逻辑。

东南亚金融危机，欧洲人高兴了，他们用不着怀疑了，很清楚：亚洲儒家、易经那套东西最终还是不管用，彻底破产了。按照德国人的逻辑：逻辑不能只存于脑子，也应规范于纸上，公开示众，让识者共同享用。

在西班牙开会，与会的一对夫妇，他们的老家在湖南，旅居法国已经三十多年了，当然已入了法国籍，但一口湖南湘音怎么也改不了。与他们散步的一个多小时里，那湘音女士至少向我说过六次：我的大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她反复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才弄明白：好不容易变了，为什么女儿又要变回去？

每每想起马德里的那个小时的散步，我心里黯然得很。

写于 1998年 9月，德国班贝克